猶抱琵琶半遮面——《皇帝的新裝》主題之再見

本著“教是為了不教”的原則，從1989年始，我曾對當時《教學參考書》中關(guān)于《皇帝的新裝》中的主題歸為“塑造了一個窮奢極欲、昏庸虛偽的皇帝形象，以他受騙出丑的故事諷刺了封建統(tǒng)治者的奢侈、昏庸、愚蠢”的說法產(chǎn)生懷疑，并根據(jù)童話特點提出自己看法，即，“通過皇帝新裝的故事，說明了‘唯無邪、才真實’的道理，同時也勾畫了‘有邪者’丑陋的嘴臉，并以此勸諭人們，如果存心不良，一味地追求虛榮，就只能自欺欺人，連至尊至貴的皇帝也要出乖露丑。”1992年以“唯無邪，才真實”為題，參加華中師大“全國語文教師論文大賽”獲得二等獎，1993年結(jié)集于《語文教學論集》，并于第二年以《(皇帝的新裝)主題之我見》為題在華中師大《語文教學與研究》第七期上正式刊出。在此期間的1990、1991年中也多次向國家教委有關(guān)部門和領(lǐng)導(dǎo)反映，雖未得回書，但1993年始的《教師教學用書》(簡稱《用書》)中則改為:“童話以諷笑之鞭無情地撻伐了腐朽的封建王朝，無情地撻伐了至高無上的皇帝和一群道貌岸然的大臣，褫除了他們身上的華袞，把他們的愚蠢、卑鄙、虛偽以及為了保持權(quán)力不惜自欺欺人等等惡行，掏出示眾。童話還告訴我們，應(yīng)該保持天真爛漫的童心，無私無畏，敢于說真話?！彪m然《用書》已改，但我依然有話說:

一、立論不確

一九九二年止的《教學參考書》對童話解釋為:“童話，常通過豐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張來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對兒童進行思想教育?！?/p>

一九九三始的《用書》則改為:“童話可分為兩種，一種和寓言相近，每篇說明一個道理，這一類比較淺些;另一種與小說相近，并不直接說明一個道理，而是揭示生活中的美和丑、真和假、善和惡，這一類比較深些。這一篇《皇帝的新裝》和安徒生的其他許多童話屬于后者?！?/p>

常識告訴我們，無論是寓言、童話、小說，它們統(tǒng)屬于文學藝術(shù)的不同分支，是處在并列地位，各有自己的特點，并無彼此間的高低深淺之別，如古希臘的伊索、丹麥的安徒生不都是因他們的作品而名揚世界嗎?在中外文學史上又有誰認為他們比莫泊桑、巴爾扎克這些短、長篇小說中的藝術(shù)大師有著深淺上下的區(qū)別呢?并且同一文體的童話，無論其內(nèi)容的豐富與否，大都通過故事圍繞著真善美等方面說明道理。而至于寓言、童話、小說間的關(guān)系，一般是:童話與寓言，是同在由此及彼，異在寓言篇幅短小，童話內(nèi)容豐富;童話與小說同在它們結(jié)構(gòu)上都有開端、發(fā)展、高潮和結(jié)局，異在童話由此及彼，小說由此及此。并且就小說篇幅而言，不也有長、中、短篇和微型之別嗎?因此我覺得，童話就是童話，小說就是小說，不能抑此揚彼，也不能厚此薄彼?！队脮愤@種隨意立論的態(tài)度是實不可取的。

二、論據(jù)不力

《用書》為確立自己觀點正確，特意在文后練習中列舉了葉圣陶先生關(guān)于《皇帝的新裝》的續(xù)寫，以求得名家效應(yīng)來增加力度。當然葉圣陶先生是我國偉大而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在做學生時，亦使我從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古代英雄的石像》、《夜》等文著中看到先生的才華學識以及對黨對人民的忠誠之心而敬仰不已，當了教師后，這種感覺尤熾。但是，名家也應(yīng)準確。根據(jù)文體的特點，我也只能實事求是的感到葉先生的續(xù)作是智者之失。因為童話是由故事來說明道理，如道理已明，則“辭達而已矣”;反之，則成了添足之筆。同時安徒生寫作《皇帝的新裝》正值其創(chuàng)作的旺盛之時，若仍需續(xù)寫，作為能飲譽于世的童話大師怎會不明此理?乃因依據(jù)文體的特點，非不能也，實不需也。而且從童話根據(jù)故事和主題的歸納關(guān)系看，安徒生的童話中又有哪一篇不是由此及彼的呢?并且葉先生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對主題的歸納不正是按照了由此及彼的歸納嗎?

當然也可說這樣續(xù)寫可鍛煉學生的想象和聯(lián)想的能力，其實要做這一訓(xùn)練，小說、散文中又哪一文體不成呢?而且任何的一種想象和聯(lián)想都要有著一根主線去起支配作用，因此，我認為，還是保持原著的寓意為上策，它可給人以完美性，如果隨意妄加附會，那就有狗尾續(xù)貂之嫌了，也正如列寧所諄諄告誡的那樣，在真理面前多邁半步即成謬誤。

三、引證不公

《用書》在介紹引證資料方面，從各冊的容量上看確實更加全面翔實了，如《論雷峰塔的倒掉》對層次劃分都分別從不同角度開闊師生眼界?？墒窃凇痘实鄣男卵b》一文的引證資料上，則不是在引證了一種觀點的同時，也予另一家的說法提供與廣大師生見面的機會，而是在列舉了葉圣陶先生的續(xù)作同時，又舉出了魯兵先生的同類續(xù)作。盡管如此，我也欣喜地看到，自我當年提出自己的觀點之后，又于1995年5月31日的《法制日報》上看到刊出了王乾榮先生的《童話》一文，還有同年《文匯報》上登載的上海話劇院引進日本改編的戲劇《皇帝的新裝》，這兩者都首先對文中的無邪童心予以了充分的肯定，我深深的盼望著我們的編者至少能提供一個機會，讓全國的語文教師能就童話教學的特點展開進一步的探討，并在實踐中予以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