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霖，春風吹又生

毛澤東為挽救陜北的危機，高瞻遠矚，力挽狂瀾，做了巨大而影響深遠的工作。一方面，他通過各種渠道，深入調(diào)查研究，尋求最有利的解決辦法；另一方面，他運用軍事力量，從根本上解決陜北蘇區(qū)面臨的困難。

1935年10月19日，陜甘支隊即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毛澤東即提出“不能把敵人帶進蘇區(qū)”的方針，部隊迅速在吳起鎮(zhèn)以西，一舉將尾隨而來的馬鴻逵部及國民黨軍一個騎兵團全部殲滅，并乘勝擊潰后續(xù)的3個團，痛快淋漓地割掉了“尾巴”。

次日（10月20日），毛澤東和黨中央即聽取了當?shù)赜螕絷犻L張明科和紅26軍騎兵團政委龔逢春關(guān)于陜北“肅反”的匯報，得知逮捕了劉志丹、習仲勛等許多人，憑他銳利的政治敏感和豐富的斗爭經(jīng)驗，判斷了陜北蘇區(qū)錯誤“肅反”的形勢嚴重，立即派白區(qū)工作部部長賈拓夫和李維漢等人攜帶電臺，作為先遣隊火速去尋找陜北紅軍和劉志丹。

李維漢回憶說：

我們在甘泉下寺灣遇到了郭洪濤，得知陜北蘇區(qū)正在對紅二十六軍和原陜甘邊黨組織進行肅反，劉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吳起鎮(zhèn)時，曾有同志向黨中央反映陜北肅反和劉志丹被捕的事，現(xiàn)在得到了證實。我們當即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等同志。^[5]

錯誤嚴重，形勢危急，不容遲疑。接到賈拓夫和李維漢電報后，毛澤東采取果敢決策，當即下令：

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6]

這才使惡化的事態(tài)得到了制止。

緊接著，派中央紅軍保衛(wèi)局局長王首道攜帶電臺，代表黨中央前往瓦窯堡，接管“左”傾分子控制的西北局保衛(wèi)局，防止事態(tài)變化。

中間還派鄧穎超、蔡暢、康克清等組織慰問團，前去穩(wěn)定形勢。

隨后，毛澤東和中央來到甘泉縣下寺灣，聽取了陜北蘇區(qū)領(lǐng)導人的匯報，之后召開會議，分析了陜北根據(jù)地的政治和軍事形勢，決定分兩路行動。一路：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鄧發(fā)、董必武、李維漢等直接去陜北蘇區(qū)中心——瓦窯堡。另一路：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中央紅軍南下，迎擊第三次“圍剿”陜北蘇區(qū)的敵人，取得著名的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的大勝利，成為中央在西北建立根據(jù)地的奠基禮。

軍事上、政治上的勝利，毫無疑義，為順利解決陜北危機開拓了廣闊的道路。

1935年11月初，中央組織了以董必武為主任，王首道、張云逸、李維漢、郭洪濤為委員的審查錯誤肅反的“黨務(wù)委員會”，進行了甄別和平反。

共產(chǎn)黨人在兇惡的敵人面前，橫眉冷對，豪氣萬丈，但是遇到被自己同志打殺時，如何正確對待，這是一件沒有先例的事。

劉志丹、習仲勛、馬文瑞、張秀山、劉景范、張仲良等被錯誤關(guān)押時，以大局為重，表現(xiàn)了對革命事業(yè)的赤膽忠心。劉志丹表現(xiàn)尤為突出。

（一）勞山戰(zhàn)役前夕，劉志丹得知后方已把陜甘邊特委的張秀山、張文華、蔡子偉逮捕，把西北軍委的張慶孚、朱子休等人關(guān)押，他決定前往北方局代表所在地瓦窯堡進行申訴。

但劉志丹途經(jīng)安塞真武洞時，碰見從瓦窯堡來的通信員，稱是給15軍團送急件，通信員不知底細，便把信交給了劉志丹。劉志丹一看，原來是秘密逮捕自己和其他將領(lǐng)的名單。他反復思考如何對待，既不能回避，也不可回部隊?；夭筷爠荼匾鸲窢幒痛髞y，最后決定，為了不使黨分裂，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保住紅軍和根據(jù)地，不顧個人安危，毫不猶豫地直奔瓦窯堡，準備直接面向“中央代表團”申訴，但事與愿違，他一到，即被投入監(jiān)獄，根本不容申訴。

（二）劉志丹在獄中采取完全低調(diào)的辦法，“見人不語，低頭不言”。有時遭到看守無端的打罵，既不作聲，也無怨言。他冷靜分析形勢，意識到自己的一舉一動，將會引起獄中大亂，不利于問題解決。因此，壓抑萬丈怒火，忍氣吞聲，不言不語。

出獄后，一些人怨氣難消，憤憤不平，他和習仲勛勸說大家：“我們的事中央已經(jīng)管了，大家聽候中央處理，不要多談了?！?/p>

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對劉志丹在平反會上的講話，以不無贊美的心態(tài)做了以下的回憶：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開了一次平反會，洛甫、博古、劉少奇等出席?！瓡?，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宣布：劉志丹等同志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立即釋放，并且分配工作。劉志丹講了話，他說：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志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jié)在中央周圍一道奮斗。^[7]

（三）劉志丹等恢復工作后，一些曾被關(guān)押過的人，仍然感到怨氣難消，要求中央審查處理，他又和習仲勛耐心勸說：“現(xiàn)在戰(zhàn)事很急，中央要管的事情很多，我們把現(xiàn)在的事管好，中央遲早會處理的。”

一些未參與事件的旁觀者，打抱不平去問他時，他總是寬恕而溫和地回答說：“事情已經(jīng)過去了，中央挽救了我們，我們要做好事來回答，過去的已經(jīng)過去了，不要談了?！?/p>

由于中央紅軍適時到達，才挽救了這場危機。正如習仲勛所說，如果中央不來或遲來陜北幾天，劉志丹和我們紅軍將領(lǐng)就會遭到殺害，恐怕這個“碩果”也就難以“僅存”了。

【注釋】

[1]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頁。

[2]《馬文瑞回憶錄》，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8頁。

[3]《習仲勛革命生涯》，第90頁。

[4]《習仲勛文選》，第288—289頁。

[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370頁。

[6]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371頁。

[7]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3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