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榮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國家期間，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同年10月，他又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帶一路”重大倡議。^[1]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一帶一路”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得到廣泛的認同、響應和參與。

在現(xiàn)代國際關系領域，“人文交流與政治安全合作、經(jīng)濟貿(mào)易合作一道構成國際關系的三大推動力”^[2]。人文交流，依字面意思理解，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叭宋摹币辉~在古漢語中早已有之，到了近代，則與在歐洲盛行的人文主義密切相關。人文主義指涉“一種不同于歷史主義的哲學理論和價值觀，強調(diào)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fā)點，以理性推理為思想基礎，以仁慈博愛為基本價值觀，推崇個人的興趣、尊嚴、思想自由、人與人之間的容忍和無暴力相處等原則”^[3]。研究者認為：“其最終落腳點與我們所提倡的人文交流類似，都是為了塑造其他國家民眾的文化認同和政治合法性支持。”^[4]一般的觀點認為：“人文交流包含人員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認識與了解，從而塑造區(qū)域文化認同、價值認同，最后達成區(qū)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5]

當今，全球呈現(xiàn)政治多極化、文明多元化態(tài)勢。然而，在諸如“歷史終結論”和“文明沖突論”面前，競爭性與排他性的主導思維卻為國家之間的合作蒙上陰影。在現(xiàn)實中，宗教文化沖突、政局不穩(wěn)、域外勢力干預等因素給人文交流設置了障礙。2017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發(fā)布了主題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安全報告，預示著“后西方時代”的到來。^[6]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世界史觀與文明等級論？如何依托“一帶一路”倡議，聚焦人文交流機制，為融通世界提供中國智慧、中國經(jīng)驗？面對這一系列問題，我們可以從理念價值、研究領域和方法路徑三個層次加以闡釋。

一、理念價值：在國家戰(zhàn)略中尋找新定位

“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單純的經(jīng)濟行為，而是“構建中國全方位開放新格局、促進亞歐國家共同發(fā)展繁榮的必然選擇”^[7]。從理念價值層面看，我們面臨“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因此，要開展關于“一帶一路”和中外人文交流的學術研究，首先需要在國家戰(zhàn)略中尋找立足點與定位點。

（一）立足“一帶一路”，打造“命運共同體”

2012年12月5日，習近平主席同在華的外國專家代表座談時指出：“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sup>[8]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首次出訪瑞士，在聯(lián)合國日內(nèi)瓦總部發(fā)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提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fā)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xiàn)共贏共享。”研究者指出，本次講話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有重要發(fā)展，“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新的定位，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確定為時代命題”^[9]。實際上，我國提出的“命運共同體”是當今互聯(lián)互通時代獨具特色的“中國方案”，是一種新的國際秩序構想。這表明“中國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10]。

這一命題的提出，驅(qū)使我們反思現(xiàn)有的國際政治理論和外交實踐。王曉玲指出：“中國提出的‘命運共同體’包含著‘和平’‘多元’‘共建’‘共享’‘共贏’等理念，將國際社會視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并且提出了‘義利觀’這一新的‘利益觀’?！?sup>[11]這一命題鮮明地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中國對世界和人類的責任與擔當，而“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中國方案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一帶一路”不僅是一個經(jīng)濟發(fā)展倡議，更是對全球和平、平等、發(fā)展新秩序的有力呼吁。

（二）聚焦人文交流，拓展大國外交

中國在全球各方面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外交也形成了嶄新的思路，那就是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政治互信、經(jīng)貿(mào)合作和人文交流正是支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三大支柱。

王毅外長在美國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fā)表了題為《發(fā)展中的中國和中國外交》的演講，明確指出：“人文交流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三大支柱之一?！?sup>[12]人文交流以人民為主體，以文化為內(nèi)容，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促進中外民親心通，能夠為我國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加有力的國際環(huán)境，也能夠為世界和平與發(fā)展貢獻中國力量。目前，我國已經(jīng)先后與俄羅斯、美國、英國、歐盟、法國和印度尼西亞政府建立起副總理級人文交流磋商機制，中國與南非、中國與拉美的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也在探討過程中，而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人文交流機制也可謂應運而生、正逢其時、大有可為。

（三）建設軟力量，提升國際傳播能力

為了與中國發(fā)展相適應，也為了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相配合，近年來，中國的軟力量建設廣泛開展、成效顯著?！度嗣袢請蟆?、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新社、《中國日報》等中央外宣媒體在全世界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與日俱增；孔子學院、中國文化中心成為傳播中華文明的節(jié)點和紐帶；中國國際電視臺（環(huán)球電視網(wǎng)）的開播，更是為連接中外、溝通世界帶來新的力量。

軟力量的建設和國際傳播能力的提升，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也具有重要意義。2016年12月5日，中央深改小組審議通過了《關于加強“一帶一路”軟力量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軟力量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助推器。作為軟力量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研究者、見證者、參與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需要重視國際傳播具有重構主體性的功能，同時關注“人在實踐活動中作為活動主體所具備的自覺、自主、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13]，為相關工作培育人才、貢獻智力成果。

（四）構建新體系，發(fā)展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

“任何一個術語都是對現(xiàn)實的反映，術語的本質(zhì)也必定是對現(xiàn)實的選擇，而且它的內(nèi)容必須發(fā)揮折射現(xiàn)實的功能?！?sup>[14]根植在不同術語與話語背后的，是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與價值取向。在發(fā)展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的過程中，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的：“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sup>[15]

這實際上為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fā)展新局面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我們應當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國外哲學社會科學三大資源中汲取養(yǎng)料，以問題為導向，推動多學科交叉融合，發(fā)展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新體系。

二、“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機制的三大研究領域

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國際文化交流的頻繁進行，直接激發(fā)了人文交流的興起。特別是19世紀之后，歐洲民族國家體系逐步建立，文化交流開始受到國家和政府的強力推動”^[16]。在中國語境下，聚焦人文交流機制的研究，旨在強調(diào)人文交流在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心相通、深化與有關國家的經(jīng)貿(mào)合作，以及促進與有關國家的政治互信中的重要地位。任何研究都要以理念觀照現(xiàn)實、以現(xiàn)實培育理念，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具體到人文交流機制的研究，則有理論、戰(zhàn)略和應用三個層次。

（一）理論研究：提煉新理念、新范疇、新表述

任何學術研究都必須致力于理論探索，它是知識的集大成形式，也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理論研究必須“不忘本來、面向未來、吸收外來”，從中國本土問題出發(fā)，扎根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資源，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性，同時也要借鑒國外既有的研究體系。對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而言，許多概念、理論甚至學科都是“舶來品”，理論研究似乎存在著對西方概念亦步亦趨的傾向。在批評“西方中心主義”和提倡“理論本土化”的呼聲中，對于國外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自然值得借鑒，但如果全盤照收，也就失去了開展文明對話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思考世界體系的時候，概念的選擇往往能夠左右我們的認知。很多學者已經(jīng)習慣了“民族國家”“主權”“全球化”等源自西方學者的理論概念，但也有中國學者致力于思考古代中國的實踐與理念，如趙汀陽、韓毓海、閻學通等人對“天下體系”的探索，費孝通對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思考，他們?yōu)槔碚撗芯刻峁┝诵吕砟?、新范疇、新表述。再加上馬克思主義提供給我們的世界主義和國際共產(chǎn)主義理念，我們完全可以鍛造出具有深厚內(nèi)涵的新表達。^[17]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建立在這三種學術傳統(tǒng)之上的深刻總結。

（二）戰(zhàn)略研究：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

學術研究還必須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為國家戰(zhàn)略提供智力支持。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深改小組第十八次會議、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均明確提出：“要建設一批國家亟需、特色鮮明、制度創(chuàng)新、引領發(fā)展的高端智庫，重點圍繞國家重大戰(zhàn)略需求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p>

我們固然不能忽視看似離現(xiàn)實較遠的“冷門絕學”，但更應該自覺主動地以學術研究為國家發(fā)展提供服務。哪怕是研究“遺物遺跡”的考古學和研究“故紙堆”的歷史學，也同樣有戰(zhàn)略價值。例如，作為學術概念的“絲綢之路”，就可以從國內(nèi)外的考古學、歷史學、漢學的積累中獲得充分的學術養(yǎng)料，從而有助于發(fā)掘這一歷史符號背后的學術內(nèi)涵，也延展出它對于當今世界的闡釋性和建構性價值。那么，具有強烈時代色彩和實踐意義的政治學、經(jīng)濟學、法學、新聞傳播學等，就更應當與國家的戰(zhàn)略方向主動契合。我們的學術研究，通過深厚的材料匯集、深入的邏輯思考、深刻的概念提煉，可以為黨和政府確定決策方向、形成決策框架、制訂實施方案帶來可靠的保障。

（三）應用研究：服務于各國別／區(qū)域、各層次、各項目的工作

應用研究是一個“如何落地”的問題。孔德曾提出知識發(fā)展的三階段法則，該法則表明，“任何一種知識發(fā)展的初始階段都是神學形式，然后發(fā)展到形而上學，最后進入實證形式”^[18]。這是一個從天上回歸地面的過程，學術研究同樣存在“如何落地”的問題。聚焦學術研究的應用價值，勾連理論與實踐，方能發(fā)揮學術研究的更大影響力。

具體到人文交流領域，學術研究還可以直接為“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機制貢獻應用性的智力成果?！耙粠б宦贰备采w亞非歐，范圍廣泛；人文交流機制涉及多主體，層次眾多。各個部委、各級政府、企事業(yè)單位、群眾組織、公民個體，都有可能成為人文交流機制中的重要角色。政治精英、專業(yè)人士、青年群體、婦女、農(nóng)民，都能夠促進中外的文化交往和社會認同。教育、科技、文化、衛(wèi)生、體育、旅游、媒體、藝術、檔案，都屬于人文交流機制的重要內(nèi)容。如何制訂重大主題的人文交流方案？如何發(fā)揮不同參與者的主體性作用？如何達成更好的交流效果？如何避免跨文化傳播中的誤讀和“文化折扣”？如何衡量和評估一個具體項目的實施結果？如何建立人文交流輿情監(jiān)測和快速反應機制？這些課題，也正是對我們研究者提出的緊迫要求。

因而，要推動“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機制的形成，必須同時擁有智力支持和學術保障，學術研究者責無旁貸。從戰(zhàn)略布局與實踐應用的層面看，國家在思考中外人文交流機制工作的組織保障時，提出要依托高校、研究機構開展高水平的基礎研究、政策研究和實務研究，逐步形成中外人文交流學科體系和專家資源庫，建設專門的核心智庫，實現(xiàn)理論、戰(zhàn)略與應用的相互供給、良性互動。

三、方法路徑：復雜社會呼吁學科交叉和人的價值回歸

在互聯(lián)互通時代，社會的復雜性也日益加強。過去一年，國際大事中“黑天鵝”頻現(xiàn)，正是提醒我們，單一的因果關系已經(jīng)無法充分揭示復雜的關系?！耙粠б宦贰鄙婕氨姸鄧遥笪覀冮_展綜合性、系統(tǒng)性的探討。

有學者稱人類業(yè)已進入“風險社會”^[19]，該提法是對目前人類所處時代特征的形象描繪，但在具體的概念理解上卻存在分歧，如現(xiàn)實主義的理解路徑、文化層面的解讀，以及制度主義的剖析等。^[20]實際上，“人類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各種社會形態(tài)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一種風險社會，因為所有有主體意識的生命都能夠意識到死亡的危險”^[21]。盡管如此，在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下，對風險的感知存在顯著的差異，社會的復雜性是這種差異存在的原因之一。有學者指出：“有關社會科學中復雜性的著作最早可追溯到幾百年前，1776年出版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關于這個議題的最早的也是最系統(tǒng)的代表性著作?！?sup>[22]

（一）復雜社會研究中需更新傳統(tǒng)認知

實際上，隨著學科研究的深入，傳統(tǒng)的認知一直在更新迭代。在解釋與預測社會科學議題的過程中，考慮到問題的復雜性，需要我們基于不同的領域來實現(xiàn)認識的超越。

以傳播學研究中的“系統(tǒng)論”為例，20世紀30年代貝塔朗菲提出系統(tǒng)論：“從系統(tǒng)的角度揭示了事物、對象之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作用的共同本質(zhì)、內(nèi)在規(guī)律性。”^[23]以控制論為代表的第一代系統(tǒng)論掀起了系統(tǒng)科學的第一個高潮。然而，第一代系統(tǒng)論在社會經(jīng)濟領域中并不那么成功，以至到了20世紀70年代，有人開始哀嘆“控制論時代的終結”^[24]。20世紀70年代，基于耗散結構理論和協(xié)同學，第二代系統(tǒng)觀應運而生，但在經(jīng)濟、社會領域的運用依然不能令人滿意。研究者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外學者不約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個體與環(huán)境的互動作用上，強調(diào)個體的主動性，承認個體有其自身的目標、取向，能夠在與環(huán)境的交流和互動作用中，有目的、有方向地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和結構，達到適應環(huán)境的合理狀態(tài)。”^[25]系統(tǒng)元素由一開始“死”的、被動的認識演變?yōu)椤熬哂羞m應能力的主體”，實現(xiàn)了認知的超越，進而擁有更強的解釋力與生命力。

人文交流機制涉及各個國家、各個區(qū)域、各個文化社會。不同的國家，也有其獨特的國情復雜性，這就為國家交往帶來了挑戰(zhàn)；同時，人文交流機制涉及多個主體、多個層次、多個領域，每一個主體的行為，也都需要我們嘗試從更加豐富的角度和復雜的維度進行理解。

（二）學科交叉融合方能提供更多洞見

中國高校當前的學科體系，包括哲學、歷史學、經(jīng)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傳播學、人口學、宗教學、心理學等相對具有獨立性的學科。它的形成有本土的歷史淵源，但更是建立在西方近代高等教育體系發(fā)展的基礎之上。中國特色的學術研究，不僅僅是在這個學術體系上修修補補，還要積極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學科交叉，就是值得采取的思路。因此，要完成為“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機制提供智力支持的重任，必須走向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教學學科研究?！败浟α俊笨梢猿蔀橐I性的關鍵詞，其他的關鍵概念也值得探討，但歸根結底，交叉研究是不能忽視的研究道路。

以美國為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促使我們思考應對的策略，而這種策略就涉及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媒體等多個方面。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具有獨特性，會為美國政府的施政綱領和外交走向帶來什么變化呢？他的經(jīng)濟政策會影響中美貿(mào)易嗎？他的當選反映了美國社會和文化心理中的民粹主義，我們應做怎樣的思考？他對新興媒體的態(tài)度和使用頗具個性，有“推特外交”一說，需要如何應對？因此，一個單一的現(xiàn)象背后有各種因素的交織，需要各個學科共同思索，諸如此類的復雜課題，正體現(xiàn)了學科交叉、交互和交融的必要性。

（三）人文交流最終需回歸人的價值

一套完整機制的建立與有效運轉(zhuǎn)是人文交流得以維系、發(fā)展的根本保證。這需要兩個維度同時發(fā)揮效力，即建立機制與有效運轉(zhuǎn)——前者依賴國家間的“頂層設計”，后者則有賴于民間的支持與認同。可以說，我國目前已經(jīng)積累了包括人文交流的雙邊機制、多邊機制和評估機制在內(nèi)的多種機制運行的經(jīng)驗。^[26]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文交流機制進一步形成和深化的過程中，需要始終保持主體性。人文交流與廣義的國際傳播有一脈相承之處，有研究者指出：“（國際傳播可能）通過‘培養(yǎng)’他國受眾對該國家的認知和共識，實現(xiàn)對該國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認同和接受；通過引導他國公眾的價值取向和人生追求，重構人的主體性?！?sup>[27]人文交流是對等的傳播行為，不存在一方控制另一方（第一代的控制論思想）。我們既要對對象國營造的“擬態(tài)環(huán)境”保持清醒的認知，同時也要摒棄我們的對外傳播行為所夾雜的功利主義色彩。這已有前車之鑒，“冷戰(zhàn)結束后，公共外交一度被美國打入‘冷宮’，‘9·11’事件后公共外交又被美國政府‘請出山’，在這起伏之間，公共外交顯然被視為一種應急的工具，功利的味道無法抹殺，這也必定會導致公共外交行為的變形和性質(zhì)的變性”^[28]。以至于有人指出：“美國對于權力政治的過分熱衷，使它對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怨聲充耳不聞。即使美國官員走進面向阿拉伯國家的電視臺，也是一味炫耀美國的強硬邏輯。”^[29]由是觀之，人文交流機制的建立與運轉(zhuǎn)，歸根結底需要回歸人的價值，走向一種真正符合人類未來共同發(fā)展的心靈政治。

［胡正榮，中國傳媒大學校長，國家傳播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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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邢麗菊．推進“一帶一路”人文交流：困難與應對［J］．國際問題研究，2016（6）：5－17．

[3]楊毅．軟實力視角下中國人文交流機制的構建［J］．理論與改革，2012（4）：110－113．

[4]楊毅．軟實力視角下中國人文交流機制的構建［J］．理論與改革，2012（4）：110－113．

[5]許利平，韋民，等．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人文交流［M］．北京：時事出版社，2015：4．

[6]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7［EB／OL］．https：／／www．securityconference．de／en／discussion／munich－security－report／munich－security－report－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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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巧榮．以合作共贏為核心構建新型國際關系［J］．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4）：32－36．

[11]王曉玲．“周邊命運共同體”構建與人文交流思路的轉(zhuǎn)換［J］．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15（5）：48－55．

[12]王毅．發(fā)展中的中國和中國外交［EB／OL］．（2016－02－25）［2017－03－06］．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674904／zyjh＿674906／t13434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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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EB／OL］．（2016－05－18）［2017－03－06］．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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