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張岱立傳

順治六年（1649）秋，清兵步步緊逼，南明的抵抗運動敗相盡露之際，五十三歲的張岱返回紹興，卜居快園， “園在龍山后麓” （ 《快園記》 ） 。2007年秋，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為張岱寫的傳記——《回到龍山：一個晚明人物的記憶》出版，所謂“回到龍山” ，指的應(yīng)該就是張岱在1649年的這一次人生轉(zhuǎn)折。在快園，張岱至少生活了二十四年（ 《快園記》 ： “二十四年于此” ） 。在這里，他的生命節(jié)奏變得愈來愈緩慢，進入悠長甚至冗長的暮年歲月。目前，對張岱的卒年，學術(shù)界尚未有統(tǒng)一意見，八十四歲、八十八歲、九十三歲的可能都有人主張；無論如何，作為遺民的張岱在折磨人的時間之流中，只能以玩味自己的痛苦為樂。他的自嘲——“弟極苦，而住快園” （ 《快園記》 ）——凸顯了殘酷現(xiàn)實與風雅文字的矛盾，而我們?nèi)魧ⅰ翱臁弊衷凇坝淇臁敝獾牧硪涣x項“快速”也考慮在內(nèi)，則快園之名也剛好成為張岱緩慢的生命節(jié)奏的反諷。

“這座龍山，張岱在此生活過、學習過、看過燈、賞過雪。 ”（第228頁）史景遷寫道。張岱小時候常隨祖父張汝霖到龍山游玩（ 《快園記》 ： “余幼時隨大父常至此地。 ” ） ， “萬歷辛丑年（1601） ，父叔輩張燈龍山” （ 《陶庵夢憶·龍山放燈》 ） ，五歲的張岱在此看燈，而“天啟六年十二月（1627） ，大雪深三尺許，晚霽，余登龍山” （ 《陶庵夢憶·龍山雪》 ） ，此時的張岱已屆而立。龍山這個地方，凝縮了張岱的一生。

《回到龍山》不是一部野心之作，沒有史景遷早期作品如《王氏之死》那般靈動奇詭的敘事，史景遷通過史料的剪裁排比，幾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以《陶庵夢憶》為核心的張岱著作，鋪陳出張岱談不上有多么跌宕的生命諸階段?；蛟S是因為張岱的生命里本沒有什么高潮，或許是因為史景遷沒有在張岱的生命里發(fā)現(xiàn)什么高潮，又或許是因為史景遷沒能在自己的這次著述行為中產(chǎn)生什么高潮，總之， 《回到龍山》是一部平鋪直敘、沒有高潮的書。 “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 《陶庵夢憶序》 ）的幻滅感，被史景遷書中連綿不絕的一件件瑣細事情沖淡了。

張岱向以文筆灑脫著稱，為何他的文字一旦譯成英文，編入傳記的織體里，就變得這樣平板無趣了呢？史景遷似乎沒有留意到，他所面對的張岱的這種自我書寫的文字特殊性。張岱當初寫下這些文字時，是作為文章來寫的，而不是作為史料要留給后世的編年史家的。史景遷試圖從這些美文中提取出可供傳記使用的事實，打個比方，就好像拿人家畫的一幅山水，裁了來糊墻，利用倒也是利用，只是太煞風景而已。

也許事情還不止于煞風景這一點。張岱的文章本身，實有一種抗力或惰性，拒絕被用來編入其他相異材質(zhì)的織體。以張岱的名篇《湖心亭看雪》為例，盡管文章一上來就說“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但將其作為1633年的編年事件是可笑的（參《回到龍山》第26—27頁） ，因為它算不上張岱個體生命中的事件，而只能是文學這一再現(xiàn)方式中的事件。如果張岱的傳記要將湖心亭看雪這一類行為也作為事件加以收集，那傳記就失去了意義，就成了資料長編。

為張岱立傳的危險恰恰在于，與旁人對他的書寫比起來，張岱的自我書寫在數(shù)量上占壓倒性的優(yōu)勢，因此，傳記作者不可能繞過張岱的自我觀察、自我篩選和自我書寫來完成對張岱的觀察、篩選和書寫。盡管可以從《張岱詩文集》 、 《陶庵夢憶》等文本中找到關(guān)于張岱生平事跡的大量線索，然而，這些線索的集合并不等于傳主生命的全部。實際上，一個人經(jīng)歷過的瑣細事情極有可能與這個人的精神歷程了無干系，這就像日記里可靠的雨雪陰晴的記錄可能與我們的內(nèi)心生活了無干系一樣。

周作人曾提出： “人多有逃現(xiàn)世之傾向，覺得只有夢想或是回憶是最甜美的世界。講烏托邦的是在做著滿愿的晝夢，老年人記起少時的生活也覺得愉快，不，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這并不一定由于什么保守，實在是因為這些過去才經(jīng)得起我們慢慢地撫摩賞玩，就是要加減一兩筆也不要緊。遺民的感嘆也即屬于此類……” （ 《 〈陶庵夢憶〉序》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回憶的美化作用與變形效應(yīng)。我們透過張岱之眼看到的張岱之生命，與張岱真實之生命絕非同一生命，而當我們受到客觀限制、不能不透過張岱之眼來看他的生命時，我們應(yīng)時刻提醒自己其實是戴了一副不知道它是有顏色的還是有污點的還是有凸凹的眼鏡。作為歷史學家，史景遷卻沒有對自己倚賴的這些史料進行方法論批判，不能不說是造成這部張岱傳平淡乏味的深層原因。

張岱極富特色的文學語言如何能在被挪用、被轉(zhuǎn)譯時仍保存其活力，這對史景遷這樣一位語言曉暢優(yōu)美的文體家來說也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讓我們?nèi)砸浴逗耐た囱窞槔恼陆Y(jié)末： “舟子喃喃曰： ‘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 ”舟子的雋語到了史景遷筆下變成這樣：One can’ t accuse young master of being a total fool, for here are two others even more foolish than him.文意大體無誤，然而可以想見，英語世界的讀者讀到此句時的審美感受當與我們讀到該句的白話文翻譯時的感受相近。 “癡”與foolish在兩種語言中的效果差異相當大，而“更有癡似相公者”的不確定指向也與明說“另外有兩個人”截然不同。我們有理由相信， 《回到龍山》英文原著的讀者可能因為無法感受到張岱的文字之美而對其在中國辭章史上的地位表示懷疑。

如果說侈談文學語言的效果對于一部傳記來說未免有苛刻之嫌，那么關(guān)于文本資料的翻譯準確性的討論總應(yīng)該算是題內(nèi)話罷。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晚明文人的詞句并不天然地比秦漢文章好懂，翻譯的難度也絕對不會比白話文低。其次，就一部關(guān)于中國歷史的英文著作而言， 《回到龍山》駕馭史料達到了過于豐富、過于密集的程度，這就令翻譯的工作量和難度同時激增。盡管史景遷一方面有相當多的現(xiàn)成西文文獻（如Philip A. Kafalas關(guān)于張岱的英文博士論文及專著、Brigitte Teboul-Wang的《陶庵夢憶》法譯本）可以依靠，另一方面有不少以中文為母語的研究助手幫忙翻譯校正（ 《回到龍山》謝詞中提到四位） ，但似乎仍有一些語言和典故的難點沒能解決。

在此試舉幾例，稍作解說。 《回到龍山》引張岱《和貧士七首·其一》 ，末兩句“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被譯作：I silently think of my former home, / And suddenly I feel sad, even as I plow along（第227頁） 。用白話直譯過來，即是說：我靜靜地想著我以前的家，突然之間，悲從中來，哪怕是在我犁地的時候。史景遷似乎沒注意到， “禾黍忽生悲”用的是《詩經(jīng)·黍離》之典，并非實指，更與犁地與否沒有關(guān)系。

再如， 《回到龍山》講張岱讀書的情形，說：Reading about such moral and courageous people from earlier epochs swept him along on an emotional surge: he became “l(fā)ike a tiger or wolf who just sighted meat, or a piece of ice that is placed next to a blazing cauldron.” （第140頁）用白話直譯過來，即是說：讀著古往今來節(jié)義之士的事跡，張岱情緒激動，他變得“像見到了肉的虎狼，又像放在煮沸的大鍋邊上的一塊冰” 。這里依據(jù)的實際上是張岱《古今義烈傳》自序，文曰： “余于節(jié)義士，竊以為然。當其負氣慷慨，肉視虎狼，冰顧湯鑊，余讀書至此，為之頰赤耳熱。 ”顯然， “當其負氣慷慨，肉視虎狼，冰顧湯鑊” ，一氣貫注，說的都是“節(jié)義士”的表現(xiàn)，而不是張岱的表現(xiàn)。那么， “肉視虎狼，冰顧湯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肉視”見于溫庭筠《題李衛(wèi)公詩二首》 ，當中一句“肉視具僚忘匕箸”是說李德裕將僚屬看成是可以吃的肉，連匙和筷子都不用。 “肉視虎狼，冰顧湯鑊”是說節(jié)義之士見了會咬人的虎狼只當它是可以吃的肉，見到煮人的鼎鑊就好像它沒有什么熱度，全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又如，張岱在《海志》中記在補陀寺看善男信女拜觀音：“男女千人鱗次坐……是夜，多比丘、比丘尼，燃頂燃臂燃指；俗家閨秀，亦有效之者……是夕，寺僧亦無有睡者，百炬齊燒，對佛危坐，睡眼婆娑，有見佛動者，有見佛放大光明者。 ” 《回到龍山》對此的撮述卻是：He saw thousands of men and women“packed like fish”… also mortifying their flesh by burning incense on their heads or their arms … He was not surprised that in their sleepless and pain-sharpened state many pilgrims saw the Guanyin image moving or emitting shafts of lights.（第123頁）用白話直譯過來，即是說：張岱看到成千的男女“像魚一樣密匝匝擠在一起”……他們在頭上、臂上燃火，苦修肉身……許多朝拜者不眠不休，加之痛苦刺激，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說自己看見觀音像在動、在發(fā)光，張岱也就不以為異了。這里的問題是，張岱原文中分別發(fā)生在不同人身上的行為，都被史景遷按到了同一群人身上。在原文中， “鱗次坐”的是朝拜者全體，而完成“燃頂燃臂燃指”這種極端行為的只是朝拜者中的一部分（部分和尚、尼姑以及部分模仿他們的俗家女子） ，至于“見佛動者” 、“見佛放大光明者”則根本不是朝拜者，而是補陀寺本寺的僧人。

史景遷在研究過程中充分占有原始資料，并參考了國內(nèi)學者胡益民的《張岱評傳》 、 《張岱研究》及佘德余的《張岱家世》（未及見佘德余的《都市文人——張岱傳》 ） 。不過，在讀過胡、佘、史諸家的著作之后，我們還是感到對張岱的研究似仍停留在較粗疏的階段。 《張岱評傳》字句錯訛之多，學界早有定論，以張岱返歸龍山、卜居快園一事為例， 《張岱評傳》附錄《張岱簡譜》中，1649年（己丑）條寫道： “岱于是年移居龍山后麓之快園，居此地直至1669年。 ”假如真的只住到1669年，那就只有二十一年，與前引“二十四年于此”矛盾了。再看1672年條： “岱自1646年（丙戌）移居快園，至此整二十四年。 ”兩邊都對不上：前面說1669年，后面變成1672年；后面說1646年，前面卻是1649年；若說1646年是筆誤，可甲子又并不誤，總之錯得蹊蹺離奇。史景遷的《回到龍山》固少此類舛訛，卻也只停留于事實排比，研究之責恐怕仍在后來者肩上。

(原刊于《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8年12月7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