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收藏明代科舉錄的歷史和現(xiàn)狀

我國歷代科舉考試的文獻，以明代保存得最完整，明以前各代已屬寥寥，清代雖比明代晚，開科多，而所存也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F(xiàn)存明代科舉錄的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天一閣里，所以，明代科舉錄的大量存世，這不能不說是天一閣的一大功勞。

自明嘉靖末年建閣至清乾隆末年這兩百多年中間，天一閣收藏明代科舉錄的情況未見著錄。嘉慶十三年（1808）阮元編《天一閣書目》，才開始作了反映，但所見僅年號及冊數(shù)而已。應(yīng)天、四川、云南、貴州等地鄉(xiāng)試錄均失載。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有進士登科錄六十八冊，會試錄六十二冊，鄉(xiāng)試錄二百九十七冊，武舉錄三十三冊，共計四百六十冊。

鴉片戰(zhàn)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戰(zhàn)爭期間，天一閣藏書屢遭竊劫?？婆e錄也不例外。清光緒十年（1884）薛福成《重編天一閣見存書目》著錄進士登科錄五十三種，會試錄四十九種（此外，萬歷十三年以后的幾種進士履歷便覽誤作會試錄），鄉(xiāng)試錄三百五十五種，武舉錄八種，武鄉(xiāng)試錄十六種，共計四百八十一種。因阮目記錄不全，無法與之比較。不知道自嘉慶十三年以來的七十多年間散出的確切數(shù)量。

民國三年（1914），天一閣藏書再次大量被竊。二十九年（1940），馮貞群編《鄞范氏天一閣書目內(nèi)編》，著錄劫余的進士登科錄四十一種，會試錄三十八種，鄉(xiāng)試錄二百七十二種，武舉錄十一種，武鄉(xiāng)試錄八種，合計三百七十種。此外尚有重復(fù)本四十部。

馮目與薛目互相比對，發(fā)現(xiàn)薛目失收進士登科錄二種，會試錄二種，鄉(xiāng)試錄十六種，武舉錄六種，武鄉(xiāng)試錄一種，共計二十七種。就是說，在光緒十年時，天一閣收藏的科舉錄尚有薛目記載的四百八十一種，加上失收的二十七種，共計五百零八種。在以后的五十六年間，散失竟達一百二十九種之多。

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本侵略軍曾登閣虎視，幸而書籍轉(zhuǎn)移到了龍泉山中，未遭搶掠。馮目以后又經(jīng)歷了四十余年，至今這批科舉錄仍完好無損。

天一閣收藏了如此眾多的明代科舉錄，這與藏書樓主人范欽所處時代的主客觀條件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他本人是嘉靖十一年進士，還做過嘉靖三十一年福建鄉(xiāng)試的監(jiān)試官。掌握這些具有人事檔案性質(zhì)的資料，了解這方面的動態(tài)，也是范欽政治活動所需要的。晚年時，他還利用洪武四年至萬歷七年的科舉錄，編寫《貢舉錄》一書，他的手稿至今尚保存在天一閣里。

明代共開八十九科，天一閣藏有首科洪武四年的會試錄和進士登科錄，又收藏過極為罕見的建文二年會試錄和進士登科錄。自宣德五年起，經(jīng)正統(tǒng)、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至萬歷十一年止，連續(xù)五十二科的會試錄和進士登科錄均一科不缺。宣德五年前僅缺十種，如果考慮到嘉慶以前二百多年間藏書的散佚因素，那么可以推斷，天一閣收藏萬歷十一年以前的明代會試錄和進士登科錄基本上是完整的。

萬歷十四年丙戌科以后全部缺藏，這也與范欽的生活年代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因為范欽卒于萬歷十三年。此后范氏后人失去了必要的條件，只能陸續(xù)收集到萬歷十四年至崇禎十三年的十種進士履歷便覽。

我們常說的科舉錄，一般不包括后人編錄的進士履歷便覽、某科同年錄、某地進士名錄等。進士履歷便覽是坊刻本，行格字數(shù)不等，印刷模糊。崇禎四年和七年進士履歷便覽上刻有“致澤齋田鋪刻印”的牌記，前后無序文，除記載主持該科考試的總裁及同考各房職官名單外，主要是分省、府記錄各進士的履歷，里面也保存著一部分史料。如《嘉靖十一年進士同年序齒錄》第六十七頁載：“范欽，字堯卿，治書經(jīng)，丙寅年九月十九日生，鄞縣人，觀禮部政，授湖廣隨州知州，升工部員外郎郎中，升知府，歷按察布政司，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升北京兵部右侍郎，致仕。號東明，戊子鄉(xiāng)試七十名，會試一百七十八名，廷試二甲三十八名。曾祖晁。祖沂，訓(xùn)導(dǎo)。父璧，母王氏。兄鏞，弟鈞、鎬（知縣）、鉅（訓(xùn)導(dǎo)）、鎏、鏡、鈁。子大沖（光祿署丞）、大潛（監(jiān)生）。”該書編成于萬歷三十三年，為現(xiàn)存最早記載天一閣主人范欽生平的較詳資料。

我們考察了天一閣現(xiàn)藏的科舉錄，發(fā)現(xiàn)它有如下幾個特征。

一、幾乎每種書的書根右下方題寫書名，書名多簡化，“年”字有的寫有的不寫，鄉(xiāng)試錄只寫“鄉(xiāng)試”，有的甚至“鄉(xiāng)試”兩字也不寫，不十分嚴格。但都是自右至左直寫，二行至四行不等，字體挺秀，似出自一人手筆。從萬歷十三年以后的進士履歷便覽書根無題字這一點來分析，書根題字的時間可能較早。

這一特征成了天一閣散存科舉錄的一個鑒定依據(jù)。如上海圖書館今藏《永樂九年進士登科錄》及《永樂十三年會試錄》，書根上都有這樣的題名，一看便知道這兩種書是天一閣散出的原藏本。

二、部分書上鈐蓋藏書章，蓋“天一閣”朱文長方印的有三十四部，蓋“司勛大夫”朱文方印的有三部，蓋“范”字朱文圓印的四部，蓋“四明范氏圖書記”朱文長方印的有二部。天一閣的藏書印章較多，但蓋在書上的不多，可能在散出的其他科舉錄上還蓋有別的印章，一旦發(fā)現(xiàn)，可與天一閣藏書印譜對照。鑒定時要仔細識別。

三、大多是白棉紙印黑口本，并保持著明代裝幀的形式，一般是藍色封面的包背裝，有的封皮脫落，露出紙釘，但很少散頁的。此外，《萬歷八年會試錄》、《萬歷元年四川鄉(xiāng)試錄》、《嘉靖十九年湖廣鄉(xiāng)試錄》、《萬歷八年武舉錄》均為蝴蝶裝。鄉(xiāng)試錄的版式基本相同，因刊于各省，所以紙張及裝訂大小并不相同。如《嘉靖三十一年陜西鄉(xiāng)試錄》，紙質(zhì)特厚，開本特大。

四、少數(shù)科舉錄是明抄本，現(xiàn)存的有《宣德八年會試錄》、《永樂十八年浙江鄉(xiāng)闈小錄》、《成化七年浙江鄉(xiāng)試錄》、《成化十九年浙江鄉(xiāng)試錄》、《永樂十二年福建鄉(xiāng)試錄》、《宣德元年福建鄉(xiāng)試錄》、《景泰四年福建鄉(xiāng)試錄》共七種。其中除會試錄一種是藍絲欄抄本外，均為烏絲欄抄本。顯然，這些抄本是在當時得不到刻本的情況下請人抄錄的。

有人認為“天一閣同樣收集得十分完備的歷朝考試文獻……這種登科錄的板片就存在禮部衙門里，同樣可以請求全套刷印，而且手續(xù)并不十分困難?！?sup>（6）我們在分析了上述情況后，卻得出相反的結(jié)論。首先，天一閣收得的歷朝考試文獻并不“十分完備”，萬歷十三年以后的幾科都缺藏。其次，各地鄉(xiāng)試錄的板片不在禮部衙門里，當年藏書家收集這類資料并非易事。嘉靖中，錫山俞憲輯《皇明進士登科考》序里說：“各科有缺略，不能銜接，或謂四明范氏藏錄最多，盍就詢之。輾轉(zhuǎn)乞假，果得補全?！?sup>（7）可知明代科舉錄，在當代已屬罕見。

天一閣藏科舉錄的大量散出是在一九一四年，被竊書籍均散售于上海書肆。事發(fā)后，范氏后人涉訟經(jīng)年，無法追回。次年范欽十一世孫范玉森在《嘉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襯頁上題識云：“先司馬東明府君舉嘉靖戊子浙江鄉(xiāng)試，迄壬辰舉進士。鄉(xiāng)試錄、登科錄敬藏天一閣，自明迄今四百年矣。去歲夏，閣書失竊，銷售于滬上各書肆，好古家爭購之。逮裔孫至杭，至滬，控追已不及，以致全書一無返璧，曷勝嘆憾。邑中張讓三先生，先君子舊好也，今夏從上海友人處得此兩錄，暨先禮部潞公府君手抄詩稿，交小子還藏閣中……。”當時訪得歸閣的科舉錄，僅此兩種而已。

天一閣散出書以吳興蔣氏收得最多。蔣氏書散，整批明別集流歸北平圖書館。登科錄及明季史料流歸上海商務(wù)印書館，放在涵芬樓里。涵芬樓的創(chuàng)建人張元濟先生非常重視這些科舉考試文獻，他在《嘉靖二年會試錄》跋文中說：“鄭端簡為吾邑聞人……公舉嘉靖元年浙江鄉(xiāng)試第一人。天一閣藏書散出，余收得是年鄉(xiāng)試題名錄，公褒然舉其首，次年聯(lián)捷進士，余又收得是冊。是雖不能與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寶祐四年登科錄等觀，而自吾邑視之，則不能不謂物以人重。且兩錄并存，尤為罕有，征文考獻，洵足珍已?！薄逗覙撬厥Y氏密韻樓藏書目》所載明代科舉錄有七十五種之多，其中如成化十四年，弘治三年、九年，嘉靖五年、十七年的會試錄，弘治九年，嘉靖五年、十七年的進士登科錄，弘治十五年、十七年湖廣鄉(xiāng)試錄，均為天一閣散出之本，不幸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毀于戰(zhàn)火。

此外，一些公共圖書館和江、浙兩省藏書家多收集到天一閣散出之本。著名的明抄本建文二年會試錄和進士登科錄為北平國書館所得（今存臺灣）。

目前天一閣尚存明代科舉錄三百七十種，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海內(nèi)孤本。這批科舉錄不但是研究科舉制度的實物例證，而且也是一種最直接的人物傳記史料。趙萬里先生曾說：“記得嘉慶間，法梧門在翰林院里得到了順治進士三代履歷三冊，上面有王士禎兄弟的履歷，一時翰苑諸彥題字的題字，考據(jù)的考據(jù)，忙得不亦樂乎，后來傳為佳話，如以天一閣所藏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法梧門輩太可笑了?！?sup>（8）

明代科舉錄除天一閣所藏外，以北京圖書館為最多。據(jù)《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征求意見稿）》記載，各圖書館尚存進士登科錄十四種，會試錄十五種，鄉(xiāng)試錄三十五種，武鄉(xiāng)試錄一種，共六十五種。又據(jù)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記載，除北圖存臺的三十六種之外，該館藏有明代進士登科錄八種，會試錄七種，鄉(xiāng)試錄七種，武舉錄一種，共二十三種。此外，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某些藏家可能有零星收藏，因未見書目，只好日后待查。

這樣，已知存世的明代科舉錄有四百五十七種，其中進士登科錄五十六種，會試錄五十四種，鄉(xiāng)試錄三百二十四種，武舉錄十三種，武鄉(xiāng)試錄十種。

不過，長期以來，天一閣所藏明代科舉錄置之高閣，未得應(yīng)有的重視。近年稍稍引起學(xué)者們的注意，無論研究歷史，編錄文集，或纂修方志，人們開始涉獵其中，進行探索。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讀者稱便，美中不足的是該書出版前未曾利用大量明代會試錄和進士登科錄，來校正《明清進士題名碑錄》一書原有的錯誤。再說，在明代通過科舉考試參加上層社會活動的人數(shù)遠不止此，如果以天一閣現(xiàn)存鄉(xiāng)試錄為基礎(chǔ)，匯集各館所藏，參以各地方志等資料，編集一部《明代舉人名錄》，這無疑會給學(xué)術(shù)研究工作者帶來更大的便利。

（1）（4）《明史》卷七十。

（2）艾南英：《天傭子文集》。

（3）李濂：《國朝河南進士名錄》。

（5）《嘉靖二十三年武舉錄》：武試條格。

（6）黃裳：《天一閣被竊書目前記》。

（7）（8）趙萬里：《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