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理論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和薩伊，一直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稱作是英國和法國的庸俗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而他們在西方經濟學發(fā)展史上卻有較高的地位。這是為什么？可先從馬爾薩斯說起。

討論馬爾薩斯，先得討論他的人口理論。這不僅是因為他主要靠人口論出名，而且人口問題在經濟學中也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社會經濟方面的福利問題、就業(yè)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無不與人口問題有關。

馬爾薩斯以前，不少學者對人口問題已發(fā)表過一些有價值的見解，但第一個人口科學的理論體系是馬爾薩斯在繼承前人成就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最早的人口論著作是1798年匿名發(fā)表的《試論人口原理——讀葛德文、康多塞及其他作者的推理，論人口原理對社會未來進步之影響》（簡稱《人口原理》），以后修訂再版達6次。葛德文（Godwin William，1756—1836）和康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是當時英國和法國的主張社會改革的思想家，認為人類增加生活資料有無窮潛力，而性欲和繁殖會受到理性控制，因此，社會災難和不幸不是來自人口過剩，而來自私有制。馬爾薩斯為了反駁他們的觀點，提出了自己一套人口理論，這套理論可概括為兩個公理、兩個級數(shù)、兩種抑制。

兩個公理是：“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guī)缀鯐３脂F(xiàn)狀?！?sup>[5]即中國古語中所云：食色性也。

兩個級數(shù)是：“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shù)率增加，人類生活資料以算術級數(shù)率增加。”^[6]關于人口以幾何級數(shù)增加，馬爾薩斯以北美殖民時期人口增加情況為例指出，人口如果不受什么阻礙，每25年就會增加一倍；至于生活資料增加，他只說是根據(jù)對土地性質擁有的一切知識作出的判斷。

兩個級數(shù)使人口增長和生活資料增長不平衡，而兩個公理又必須使兩者保持平衡。怎么達到平衡呢？馬爾薩斯說，靠兩個抑制：一是積極抑制，“包括產生于罪惡或苦難的各色各樣的原因，或多或少都會縮短人的壽命”，如“各種不衛(wèi)生的職業(yè)，劇烈的勞動和受嚴寒盛暑的煎迫，極度的貧困，對兒童的惡劣保育，大城市的擁擠，各種各樣的過度行為，連串整套的普通疾病和傳染病，戰(zhàn)爭，瘟疫和饑荒”^[7]。二是預防抑制，也稱“道德的抑制”，即用不結婚、晚婚和嚴守性道德的辦法來降低出生率。他說：“假如他沒有撫養(yǎng)子女的把握而去結婚，他就是犯了罪?！?sup>[8]

馬爾薩斯提出其人口理論的用意是明顯的：第一，用以說明勞動者失業(yè)和貧困是“人口規(guī)律”決定的，而與私有的社會制度無關；第二，用以說明私有制度廢除不得，因為私有制不但是克服人類好逸惡勞天性的唯一手段，而且是使人口和生活資料保持平衡的最有效制度，因為財產私有情況下，養(yǎng)育孩子是家庭私事，人們生育子女時會理性地考慮有沒有能力以及有多少能力養(yǎng)育孩子，而如果實行共產主義，撫養(yǎng)孩子由社會負責的話，人類就會像有些動物一樣毫無約束地迅速過度繁殖；第三，用來反對英國當時的濟貧法，認為貧窮是生孩子太多造成的，對窮人進行救濟，會使他們看不到貧困真正的原因，繼續(xù)多生孩子，刺激人口增長；第四，用來反對提高勞動者工資，認為工資水平決定于工人數(shù)量和生活資料的對比，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增長，工資必然下降，而提高工資只會刺激人口過快增長。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后來被證明不符合歷史事實，尤其是不符合經濟發(fā)達國家的歷史事實。200多年來，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長了許多倍，而人口增長并不迅速，因而絕大多數(shù)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為什么呢？第一，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shù)增長的假定是建立在土地報酬遞減律基礎上的，而土地報酬遞減要以技術不變?yōu)榍疤帷？墒?00多年來，許多國家尤其是發(fā)達國家的技術進步是異常驚人的。今天，在美國，一個農業(yè)勞動者生產的農產品不是可養(yǎng)活幾個人，而是幾百個人。第二，人口繁殖以幾何級數(shù)增加的假定也是把人和動物混為一談了。人不像一般動物，是有理性的。事實上，不是生活資料限制人口增長，而是經濟和文化越是發(fā)達的地方，那里的人口增長越慢，因為那兒的人們越是要追求生活質量，追求物質和文化生活享受，就越不愿多生孩子，以免受累。

馬克思無情地批判了馬爾薩斯，認為失業(yè)和貧困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產業(yè)后備軍，目的是為了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合理性。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認為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合理、不科學的。否則的話，包括我們中國在內的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為什么要提倡并采取必要措施來控制人口呢？應當公正地說，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可能比較符合經濟不發(fā)達的國家和地區(qū)的實際情況。

供求價值論

亞當·斯密把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既說成是這一商品生產上消耗的勞動，又說成是這一商品在交換中所能支配的勞動。大衛(wèi)·李嘉圖拋棄了支配勞動說，堅持了耗費勞動說，而馬爾薩斯則拋棄了耗費勞動說，堅持了支配勞動說。馬爾薩斯認為，商品所能支配的勞動，等于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加預付資本的利潤，也就是商品的生產費用。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在生產中不僅使用勞動，還使用資本才能進行生產，使用資本就要求得到利潤。如果一個商品的價值只等于生產中耗費的勞動量，就沒有利潤可言，生產就會停止。

那么，商品價值決定于支配勞動，這支配勞動大小又如何決定呢？馬爾薩斯認為，決定于供求，即商品價值是由供給和需求的狀況決定的。他把供給定義為“具有出售愿望的待售商品的數(shù)量”^[9]，把需求定義為“人們對于該商品的具有一般購買能力的購買愿望”^[10]。他還給有效需求下了一個定義：“商品的有效需求就是一種能滿足商品供給的自然和必要條件的需求?！?sup>[11]這些定義盡管用現(xiàn)代的觀點看還不完善，但在他那個時代，能對這些概念的涵義作出這樣的規(guī)定，實屬不易，表明他對市場供求關系已有相當深刻的觀察和理解，尤其關于有效需求這個概念，他實際上已認識到，有效需求不是任何一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是支付商品生產所需要的工資、利潤和地租，即能支付生產費用的需求^[12]。

看來馬爾薩斯從價值決定于支配勞動出發(fā)，從兩個方面發(fā)展了價值理論，一個方面是生產費用論，一個方面是供求論。生產費用論要解決商品賣價應當包含哪些內容，供求論要解決商品賣價能夠達到多少。不管哪個方面，馬爾薩斯從價值決定于支配勞動起，就背離了馬克思所指的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背離了建立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因此，他就被馬克思稱為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在這里，庸俗還是科學，完全是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作為衡量標準的。

但從市場經濟視角看，馬爾薩斯的價值論并非毫無道理。首先，商品按價值出售，必須要能補償生產費用，起碼的利潤是商品能提供到市場上的必要條件，俗話說：“千做萬做，虧本生意不能做?！比绻唐穬r值只包括耗費的勞動（而這里所謂耗費的勞動，從生產經營者看，就是勞動成本，或者說花費的工資成本），任何一個廠商都是不會經營的，正因為如此，任何一本現(xiàn)代微觀經濟學教材都會堅持包括正常利潤在內的成本是決定產品價格的基礎。其次，關于供求決定價值的問題，這實際上是一百多年后馬歇爾的均衡論的萌芽。在西方學者筆下，價值和價格常常是混淆在一起的，而價格的決定確實離不開供求關系。馬爾薩斯對供給、需求和有效需求的說明，其實已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市場經濟生活的實際。他的所謂有效需求，其實就是能實現(xiàn)均衡價格的需求。

地租論和谷物法爭論

馬爾薩斯的收入分配理論并無多大創(chuàng)造，多數(shù)是搬用斯密從生產費用論中引出的那些收入分配理論。關于地租，他定義為“土地產品在支付一切耕種費用后留歸地主的那部分”^[13]，為了給土地貴族利益辯護，他把地租說成是對地主的勇氣和智慧的報酬，也是對其先輩力量和才能的報酬。他還認為地租高昂是一國財富增加的象征，因為正是財富增加了，農產品才會漲價，不但優(yōu)等地和中等地上的地租（級差地租）會上升，而且最劣等土地上的地租也會上升。他在級差地租問題上和李嘉圖有同見，但不贊成李嘉圖關于劣等地上沒有地租的說法，因為他認為地主不愿無報酬出租土地，就是說，他承認了絕對地租的存在。這是他比李嘉圖強的地方。

在谷物法的爭論中，馬爾薩斯站在土地貴族立場上支持谷物法，擁護農業(yè)保護政策。他的主要論點之一是，外國谷物的自由進口會造成對外國糧食的依賴，而依賴外國是危險的，應從國家安全角度考慮糧食的自給。

生產過剩論

供給與需求、生產與銷售之間的矛盾，是市場經濟運行中一大難題。生產過剩，企業(yè)就要減少生產，工人就要失業(yè)。這一問題，資本主義產業(yè)革命以來就引起了經濟學家注意。19世紀初，圍繞這個問題，經濟學家發(fā)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前面講過的大衛(wèi)·李嘉圖和下面要講的薩伊都否認全面生產過剩，而馬爾薩斯與本章最后要講的西斯蒙第，則都承認生產會全面過剩，只是他們提出的解決矛盾的主張有所不同。

馬爾薩斯針對薩伊和李嘉圖那種不可能出現(xiàn)全面銷售的困難的觀點指出：“只要農場主愿意消費工廠主所生產的奢侈品，工廠主也愿意消費農場主所生產的產品，一切就會進行得順利。但是，如果其中一方面或兩方面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和將來供養(yǎng)家庭的緣故而打算節(jié)約，情形就會不大相同。農場主會滿足比較簡單的衣著而不醉心于絲帶、花邊和天鵝絨，但是，這種節(jié)約，卻使工廠主沒有能力購買同量的農產品”^[14]，又說：“試問，如果在以后半年內，除面包和水之外，一切消費都停止，那么對貨物的需求又將是什么呢？”^[15]

在此，馬爾薩斯的觀點很鮮明：要維持生產和就業(yè)，必須保持對產品足夠的消費需求，否則，經濟就會蕭條，為消除消費不足，提高有效需求，應鼓勵兩種人消費。一是地主，因為地租是農產品價格超過生產成本的差額部分，用地租來增加支出，只會增加有效需求，不會影響成本，而利潤和工資都只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二是非生產階級，包括家仆、官吏、牧師、律師等，這些人的雇用不會增加物品的生產，其支出會增加對物品的有效需求。這種觀點暴露了馬爾薩斯為土地貴族和寄生性消費者利益辯護的面目，是和當時英國要求增加積累、發(fā)展生產力的社會進步車輪背道而馳的。然而，他關于為消除生產過剩危機必須保持足夠的有效需求的觀點，又有一定可取之處，因而，事隔一百三十多年以后，馬爾薩斯的這一觀點又受到了凱恩斯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