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zhàn)的性質與其世界歷史意義_中國社會科學輯刊

冷戰(zhàn)的性質與其世界歷史意義

◆時殷弘⁽³⁰⁾

The Nature of the Cold War and Its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hi Yinhong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two superpow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m w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The Cold War came from the trend of pola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wer distribution that bega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and had been accelerated with generally increasing pace. The most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the Cold War consists of its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intensive ideological feature，self- control mechanism，and the superpower arms r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esulted from very profound causes，most of them so decisive and enlightening. The Cold War is a major chapter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has broad and deep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highly relevant political lessons.

一、根本結構性機理和現(xiàn)代世界歷史必然

在19世紀(特別是其后期)以前的很長時期里，大致肇始于16世紀的現(xiàn)代國際體系總的來說基本保持了一種相對分散的多元或多極格局，即16世紀時業(yè)已強大的法國、奧地利同17至18世紀先后躋身于強國行列的英國、沙俄、普魯士一起，形成了一個相互間力量對比大體平衡，并且長期保持動態(tài)穩(wěn)定的五強格局 ⁽³¹⁾。誠然，其間有過路易十四和近一個世紀后拿破侖統(tǒng)治下法國特別強大，而且據此大力追求霸權引起的兩番大失衡和大動蕩，然而有如19世紀德國大歷史學家蘭克在首次提出現(xiàn)代歐洲國際體系變動模式時所言，“世界的激流誠然不時破壞這一規(guī)范和秩序體制，但在潮退浪緩后它又得到重建” ⁽³²⁾。歐洲取得的這種多強動態(tài)均衡局面在維持和充實了“經典的”國際法之外，塑造了“經典的”歐洲外交思想和實踐，其中最突出、對后世影響最大的當推經典均勢論和均勢政策。在19世紀初期，經典均勢的基本原則及其派生的均勢營造章法，仍然是均勢大師、奧地利宰相梅特涅和英國外交大臣卡瑟爾累等人規(guī)定拿破侖戰(zhàn)爭后歐洲安排的指南，盡管鑒于這場大戰(zhàn)的教訓，他們同時還搞出了“歐洲協(xié)調”這一重要創(chuàng)新。簡言之，現(xiàn)代國際關系在至少一個多世紀里的面貌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多個強國間力量對比的大致均衡和相對穩(wěn)定。

然而，19世紀期間，情況開始大變:從列強間大體勢均力敵的狀態(tài)中浮現(xiàn)出國際權勢構造的極化趨勢，甚至可以說出現(xiàn)了我們時代超級大國的雛形;另一方面，列強格局無論就強國的具體身份還是就它們各自的相對實力位置而言，都由于幾個新興強國的迅速崛起而發(fā)生急劇變化，原有的穩(wěn)定不復存在。極化趨勢首先表現(xiàn)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里英國在列強中的突出優(yōu)勢地位。它尤其出自三大源泉:自17世紀末“光榮革命”開始嶄露頭角的海軍、海外殖民地和遠洋商業(yè)三方面優(yōu)勢;發(fā)動工業(yè)革命導致的技術和工商業(yè)遙遙領先地位;反拿破侖戰(zhàn)爭及其勝利帶來的空前政治、經濟、戰(zhàn)略裨益。從拿破侖戰(zhàn)爭末期到克里米亞戰(zhàn)爭爆發(fā)期間的俄羅斯則是當代超級大國的又一個雛形。就軍事力量和國際政治權勢而言，它遠超過當時歐洲大陸任何其他國家;或者說，它是同海上超級強國不列顛并列的陸上超級強國。俄國的顯赫權勢直接來自反拿破侖戰(zhàn)爭及其勝利，而其根本基礎是它經幾個世紀領土擴張和相對高速的人口增長而形成的巨型大國規(guī)模。這加上彼得大帝往后雖然步履維艱，但畢竟有所進展的現(xiàn)代化，使之可以在拿破侖戰(zhàn)爭帶來的歷史環(huán)境中決定性地壓倒歐陸“中等國家”，從而同英國一起在事實上傾覆多強實力分布大致均衡的原有格局 ⁽³³⁾。

至于新興強國的急劇崛起和列強相對實力位置的大幅度更動，則具有幾乎驚人的突發(fā)性。大致從19世紀60年代中葉起，以美國內戰(zhàn)結束、普奧戰(zhàn)爭和其后普法戰(zhàn)爭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為三大標志，國際權勢構造劇烈變動的時代終于來臨。在此后約80年歲月里，伴隨著激烈的國際斗爭，乃至規(guī)模空前和極其殘酷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包括美、德、日、蘇在內的四大新興強國先后崛起，英、俄、法、奧等傳統(tǒng)強國或衰落或崩潰，此外更有德、日兩大新帝國暴發(fā)而后暴亡(德國更是兩番經歷了這種過程) ，超級大國兩極格局最終取代傳統(tǒng)列強多極格局。對大多數考察者來說，給人印象最強烈的是新老強國間經濟和軍事實力對比的迅猛變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早在1866年法國歷史學家兼國務家梯也爾就驚呼，普魯士統(tǒng)治德意志將導致16世紀查理五世的大帝國重演，而這樣一場普法之間力量對比的革命勢必導致法國遭到致命威脅 ⁽³⁴⁾。保羅·肯尼迪在談論許多國際關系史學家探究和思考的一大問題——歐洲協(xié)調為何解體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僅是由于列強外交共識的衰亡，也是由于其中部分國家變得比其他國家強大一兩倍 ⁽³⁵⁾。如果說國際權勢格局的這些驚心動魄的變化有一個共同的最根本原因，那就是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擴散和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來臨。它們作為首要因素，與其他種種復雜的地緣、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和歷史傳統(tǒng)等方面原因相結合，造成了不同國家間非常不平衡的發(fā)展，導致了國家相對實力的跳躍式增長和跌落性下降。

20世紀以前，歐洲(嚴格地說是中西歐)一直是現(xiàn)代國際體系的中心，甚至可稱現(xiàn)代世界的中心。但是，到20世紀后半期開始時，歐洲已經無可爭辯地失去了它的傳統(tǒng)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東西兩個側翼大國——美國和蘇聯(lián)。在多年里，美蘇擁有即使歐洲列國加起來也遠遠攀比不上的實力和權勢，而且將歐洲本身分割為各自的勢力范圍，由此主宰歐洲的命運;在歐洲以外世界各地區(qū)，主要的外部影響已不是來自歐洲，而是來自美蘇;世界政治—軍事結構被普遍公認由多極變成了兩極，美蘇兩大超級強國及其同盟體系之間的對峙僵局取代了傳統(tǒng)多強均勢;幾乎同樣重要的是，美蘇兩國作為價值觀念和制度的大輸出者，以彼此對抗的意識形態(tài)，大力從事和多少主導了20世紀后半期世界上尤其激烈的爭奪人心的競爭，并且作為欠發(fā)達世界的民族主義之外最大的兩股力量，推動了國際規(guī)范的多種變遷，而歐洲在這兩方面至多只是配角。歐洲權勢的衰落與美蘇權勢的興盛是開啟世界政治新時期的一個決定性事態(tài)。

這個事態(tài)可以說是現(xiàn)代國際關系史上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它涉及人口、經濟技術、自然資源和地緣政治等幾大方面的因素。在自然資源、生態(tài)和生產力水平可以承受的限度內，人口作為國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義十分重大 ⁽³⁶⁾。大約從1890年起，歐洲的人口出生率持續(xù)下降，而美俄兩國人口迅速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不久已遙遙領先于歐洲各大國，此后這差距進一步拉大。雖然歐洲在很長時期里可以憑借技術優(yōu)勢彌補它相對于世界其余地區(qū)的人口規(guī)模劣勢，但關鍵在于技術是擴散的，而歐洲逐步失去顯赫的技術優(yōu)勢。美國在歐洲之外最早實現(xiàn)工業(yè)化，蘇俄可謂緊隨其后，現(xiàn)代化與其龐大的人口終于結合為超越歐洲的宏大國力。不僅如此，依靠超級規(guī)模的大陸擴張和領土集聚，這兩個國家還擁有極為廣袤的疆域和異常豐富的自然資源，它們同億萬人口一起，使之具備“洲級大國”獨有的巨大規(guī)模優(yōu)勢 ⁽³⁷⁾。最后，側翼大國取代傳統(tǒng)中心的顯赫地位，還由于一種貫穿幾個世紀歐洲國際關系的大均勢機制使然，那是20世紀德國大歷史學家路德維?！さ录s系統(tǒng)地洞察到的。從16世紀哈布斯堡帝國的稱霸企圖夭折，到20世紀納粹德國的統(tǒng)治野心破滅，歐洲均勢歷經打擊而猶存，首要原因可以說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來拯救歐洲的國際平衡 ⁽³⁸⁾。然而，正是在這樣一種反復重演的過程中，側翼大國會形成越來越大的權勢，傳統(tǒng)中心則逐步喪失其優(yōu)勢地位。猶如先前的反霸大戰(zhàn)導致英國興盛和歐洲大陸相對衰落那樣，美國和蘇俄從拿破侖戰(zhàn)爭往后不止一次決定性地扭轉了歐洲戰(zhàn)局，它們的強盛和歐洲的衰落就勢所難免。

兩次世界大戰(zhàn)是這一巨大變更得以實現(xiàn)的主要直接條件。首先出現(xiàn)的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歐洲衰落和美國權勢興盛，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這個過程終告完成，即使因為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時期里美國對歐孤立主義卷土重來等原因，歐洲似乎仍然顯赫無上。其次是蘇聯(lián)權勢的形成和興盛，這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蘇俄極端羸弱開始，繼之以斯大林鐵腕治理下蘇聯(lián)國力劇增，直至經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成為僅有美國可與之匹敵的一等強國?！皻W洲時代消逝” ⁽³⁹⁾，美蘇兩極時期來臨，而且是兩極冷戰(zhàn)對抗局面，全球國際體系隨之有了與它在問世以來大為不同的構造和狀態(tài)。

二、美蘇冷戰(zhàn)的基本性質

美蘇冷戰(zhàn)對抗有四大基本性質:第一在于其地緣政治和地緣戰(zhàn)略特征;第二在于其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第三是貫徹始終和不斷翻新的美蘇軍備競賽;第四是冷戰(zhàn)的自我控制機制，它們使得美蘇無論怎樣對抗和爭斗，都不至于在彼此間爆發(fā)熱戰(zhàn)。

與許多大國對抗一樣，美蘇冷戰(zhàn)具有顯著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戰(zhàn)略內容，所不同的是其史無前例的、真正全球性的規(guī)模。可以說，整個冷戰(zhàn)期間美蘇兩家都在不斷評估世界各有關地區(qū)的戰(zhàn)略價值和戰(zhàn)略形勢，它們的地緣政治就是按照世界地圖來進行的超級大國權勢斗爭。因為可用史料豐富，美國在這方面的情況被了解得清楚得多。源于麥金德的海權對陸權范式提供了塑造(以及理解)美國冷戰(zhàn)地緣政治和遏制戰(zhàn)略的一個關鍵。“大陸原理和海洋原理又一次面對面，徹底顯露其實質，同時又擴大到全球規(guī)模。一邊是前幾個世紀里歐洲大陸強國的后繼者俄國，從它們的傳統(tǒng)中攀升到全球地位;另一邊是美國，在歐洲島國的基礎上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全世界?！?⁽⁴⁰⁾冷戰(zhàn)時期美國決策者和戰(zhàn)略思想界的一個共識，在于必須阻止蘇聯(lián)勢力控制歐亞大陸，否則美國的世界地位乃至根本安全將受到致命威脅。按照其提出者喬治·凱南所說，遏制戰(zhàn)略的實質就是立足于麥金德所說的“外月牙形地帶”(即北美、英倫三島、日本等)，守護“內月牙形地帶”(或曰外圍地帶，即歐亞內陸外緣)，阻止蘇聯(lián)對它的控制。

旨在遏制的地緣戰(zhàn)略可分成兩種:“周線防御”和“要點防御” ⁽⁴¹⁾。前者是將內月牙形地帶的所有部分當作同等重要，因而要求在其中任何部分遭到蘇聯(lián)勢力進攻或侵蝕時，都一概用保全該部分必需的力量制止之，而不考慮可用資源和當地條件的限度;后者則區(qū)分不同地區(qū)的不同重要性和不同條件，集中勢必有限的資源，將其用于守護那些特別重要也有較大成功希望的地區(qū)，就如馬歇爾計劃那樣?？偟膩碚f，1950年下半年開始，“周線防御”越來越占上風，直至越南戰(zhàn)爭大失敗。在冷戰(zhàn)的發(fā)源地歐洲，地緣政治形勢穩(wěn)定得多，也簡明得多。歐洲冷戰(zhàn)就是兩個超級大國在那里的戰(zhàn)略僵持。

冷戰(zhàn)時期美蘇關系的終極性質是超級大國競爭。美國要維持和加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形成的全球優(yōu)勢地位，爭取控制整個世界政治，蘇聯(lián)則先欲維持同樣在二戰(zhàn)中形成的歐洲首強地位，繼而力爭同美國平起平坐，以便最終向美國的優(yōu)勢挑戰(zhàn)。然而同幾個世紀里大多數大國對抗相比，冷戰(zhàn)的真正特征不在于美蘇利益沖突，而在于這種利益沖突具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加上它始終未升級為超級大國間的戰(zhàn)爭。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既是美蘇各自在競爭中運用的旗號，更是它們從事競爭和對抗的很大一部分動因。一般被認為正式揭開了冷戰(zhàn)序幕的杜魯門主義，就是用“極權主義”和“自由制度”的兩極對立來說明世界政治，蘇聯(lián)則隨后針鋒相對地提出兩大陣營對立的根本口號。1947至1949年間，蘇聯(lián)按照自己的國內模式全面改造東歐并大大加緊控制，進一步加劇了美蘇對抗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到50年代初，在美國有麥卡錫主義代表的反共反蘇狂熱，在蘇聯(lián)東歐方面則有大張旗鼓地清洗“內部敵人”的運動。這都是冷戰(zhàn)引起的最極端的變態(tài)反應。

美國政府于1949年底正式確立一項基本目標——促使蘇聯(lián)東歐國家內部發(fā)生根本變化(用21世紀開初在美國政府內變得流行的一個術語說是“政權變更”)，而追求著目標的基本手段則是一種可稱為“激變”的戰(zhàn)略，即通過煽動性的敵對宣傳和隱蔽行動，在蘇東助長社會緊張，加劇或激發(fā)反政府情緒乃至造反行動，爭取最終由蘇東內部的反對勢力推翻那里的政權 ⁽⁴²⁾。50年代中期，“演變”成為蘇東國家體制變更的主導戰(zhàn)略，其基本內涵在于順應那里的漸變，逐漸地促使它發(fā)展到根本改變蘇東國家性質的地步。不過，演變的效果從根本上說取決于西方本身的面貌，或者如凱南早在40年代末談論馬歇爾計劃時所說，取決于蘇聯(lián)東歐經不起相比的“籬笆對面較快樂和較成功的生活景象” ⁽⁴³⁾。到80年代，由于蘇東各國先后出現(xiàn)大動蕩，加上以自由民主對“邪惡帝國”為意識形態(tài)范式和口號的里根在白宮執(zhí)政，激變戰(zhàn)略有顯著抬頭，特別是被用來作為改變1980年軍事管制后的波蘭局勢的一個主要工具，美國的隱蔽行動由于維持并幫助壯大了波蘭團結工會而取得了它歷來的最大成功 ⁽⁴⁴⁾。在蘇聯(lián)方面，前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1946年對一名外國人說的話幾乎始終是適切的:蘇聯(lián)對西方態(tài)度和政策的根子在于“這里占上風的意識形態(tài)概念”，即共產黨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 ⁽⁴⁵⁾。雖然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其領導人往往出于安全或權勢擴張需要而將意識形態(tài)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但信仰、合法性需要以及追求對第三世界激進國家和全世界激進運動的影響等因素，使之一貫堅持“社會主義大家庭”領導者和國際共運與進步力量中心的意識形態(tài)身份。

軍備競賽，特別是核軍備競賽，構成了冷戰(zhàn)的一個重要方面。1945年，美國成功地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為維持核壟斷地位，它給建立原子能國際管制制度設置了無法逾越的障礙，從而使核軍備競賽不可避免。蘇聯(lián)于1949年爆炸原子彈成功 ⁽⁴⁶⁾，加上朝鮮戰(zhàn)爭于翌年爆發(fā)，導致美國政府在核武器和常規(guī)軍備兩個領域進行雙管齊下的大規(guī)模擴軍。1953至1960年，美國改行優(yōu)先發(fā)展核力量的政策，大大加強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當時是戰(zhàn)略空軍)在美國軍事力量構成中的中心地位，同時削減常規(guī)部隊，特別是急劇削減陸軍。與此相應的“大規(guī)模報復”戰(zhàn)略實際上是一種“試圖將反應的確定性與其性質的不確定性結合起來”的威懾戰(zhàn)略 ⁽⁴⁷⁾。在蘇聯(lián)方面，50年代期間防務政策的動態(tài)與美國相似，即這一時期的開頭幾年也進行了雙管齊下的大規(guī)模重整軍備，而后從赫魯曉夫1955年主政時起，集中主要防務資源大力研制洲際導彈，建立和擴充陸?？杖娭猹毩⒌膽?zhàn)略火箭軍。與此同時，蘇聯(lián)常規(guī)部隊兵員被削減過半，戰(zhàn)略空軍、水面艦只和潛艇的發(fā)展規(guī)劃被大大收縮。

60年代，主要在蘇聯(lián)對洲際核導彈的率先擁有和越南戰(zhàn)爭需要的刺激下，美國進行戰(zhàn)后第二次核力量與常規(guī)力量并舉的大擴軍，其主要結果之一是大大加強了對蘇核優(yōu)勢，無論在數量方面還是質量方面。這一優(yōu)勢致使蘇聯(lián)不得不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屈辱地退讓，也使它決心奮起直追。1964年秋繼赫魯曉夫主政的勃列日涅夫廢棄其前任堪稱危險的做法，即對外政策高度冒險，軍事力量卻虛弱單薄 ⁽⁴⁸⁾。在他領導下，蘇聯(lián)幾乎傾其所有，竭力發(fā)展軍備，終于在70年代初達到了核力量方面大致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地步，并且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常規(guī)力量，尤其是遠洋海軍和洲際空運能力?！袄缭诘刂泻：陀《妊螅鄄腥漳颍菀砸环N斯大林(還有赫魯曉夫)從未打算過的方式挑戰(zhàn)西方的海上優(yōu)勢?！?⁽⁴⁹⁾到決心推翻冷戰(zhàn)僵持格局的“非同小可”的里根 ⁽⁵⁰⁾執(zhí)政時期，美國對蘇聯(lián)軍事實力的大增長終于做出強烈反應，以巨大的規(guī)模發(fā)展一系列新型戰(zhàn)略武器系統(tǒng)，并且宣布將著手研發(fā)旨在截擊蘇聯(lián)核導彈，從而(在理論上)爭取剝奪其核攻擊和核報復能力的“星球大戰(zhàn)計劃”，而蘇聯(lián)到此時已無力繼續(xù)同美國競爭。數十年的核軍備競賽以其惡性循環(huán)加劇了冷戰(zhàn)，但也控制了冷戰(zhàn)，因為它確立和維持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蘇兩國因為懼怕互相毀滅而努力防止它們之間爆發(fā)直接軍事沖突。

這就涉及冷戰(zhàn)的自我控制機制，它使得兩個超級大國能夠彼此對抗和爭斗而不兵戎相見。就此而言，冷戰(zhàn)時代確是個“漫長的和平”時代 ⁽⁵¹⁾。在這個時代里，美蘇關系有其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準則。這最低限度共同利益就是避免美蘇戰(zhàn)爭，而最低限度共同準則是在冷戰(zhàn)對抗中(特別是在危機期間)將避免美蘇戰(zhàn)爭放在最優(yōu)先地位。它們先是作為心照不宣的默契，即法國大學者阿隆所說的“隱蔽的俄美非戰(zhàn)公約” ⁽⁵²⁾，而后于1972年簽訂為正式協(xié)議。在核恐怖平衡即美蘇相互核威懾之外，有三類行為起了制約和調節(jié)作用。首先是“危機處理”，它旨在防止美蘇之間包含嚴重的直接軍事沖突風險的危機局勢升級為美蘇戰(zhàn)爭。美蘇兩國在40年代末的柏林封鎖和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有關做法，就是如此。其次是美國或蘇聯(lián)不在那些被對方當作至關重要的勢力范圍的地區(qū)進行任何武裝干涉，而在作其他形式的干涉時，一般也盡可能審慎和隱蔽，以免使對方感到遭受無法容忍的嚴重威脅。美國對于1956年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政策，提供了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⁵³⁾。最后，美蘇兩國總是力圖防止它們各自的盟友之間的沖突發(fā)展為它們兩國間的直接碰撞。這種防止地區(qū)性沖突越軌的努力，在亞洲和中東的幾場局部戰(zhàn)爭中都有所表現(xiàn)，反映了美蘇既彼此對抗，又試圖共同控制世界政治的某些方面。例如在朝鮮戰(zhàn)爭中，美國政府如履薄冰地小心提防刺激蘇聯(lián)參戰(zhàn)，以致差不多像杜魯門后來回憶的那樣，他所做的每項與朝鮮沖突相關的決策，都考慮到要避免發(fā)生美蘇戰(zhàn)爭 ⁽⁵⁴⁾。蘇聯(lián)方面也是如此:它從未做出任何準備出兵朝鮮或采取其他軍事行動的表示。在美蘇冷戰(zhàn)時代里，人們看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那種景象，即兩大對抗同盟內的次要伙伴能夠將雙方盟主拖入戰(zhàn)爭。

三、蘇聯(lián)的危機和瓦解與冷戰(zhàn)的終結

粗略地說，蘇聯(lián)的瓦解最終結束了冷戰(zhàn)。與其誕生一樣，蘇聯(lián)的瓦解是20世紀里除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殖民統(tǒng)治普遍崩潰之外最重大的政治事態(tài)。蘇聯(lián)多年內在非常不利的情況下，克服重重困難，發(fā)展為世界政治舞臺上的一大主要力量。相反，蘇聯(lián)軍事勢力臻于空前強大，它的超級強國地位得到美國正式承認之際，卻是它開始以相當驚人的速度奔向衰亡之時。如此一盛一衰，原因眾說紛紜。具有全球史意識的人應當可以感覺到，整個西方20世紀前半葉動蕩不已，危機迭起，戰(zhàn)禍橫生，20世紀后半葉在美國主導下卻相對穩(wěn)定繁榮:這100年來世界資本主義的大走向與蘇聯(lián)的國運之間有根本性的聯(lián)系。不僅如此，在20世紀前半葉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蘇聯(lián)體制多半僵化，不能適應20世紀后半葉的世界經濟、技術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刻變化。

某些較近的原因具體得多，也明顯得多，其中大部分與冷戰(zhàn)對抗和競爭密切相關。第一，在欠發(fā)達世界的廣泛介入和干預(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給蘇聯(lián)造成了弊大于利的結果。從大戰(zhàn)略角度看，則提供了一個目標超越能力、權勢過度伸展的典型，使得蘇聯(lián)八面臨敵，捉襟見肘。其中最嚴重的是令十幾萬蘇軍長期陷在境外作戰(zhàn)的阿富汗戰(zhàn)爭，它與蘇聯(lián)在其他地方的軍事干涉和向眾多亞非拉盟友提供的巨額援助一起，“促成了蘇聯(lián)收支狀況和工業(yè)力量的毀壞” ⁽⁵⁵⁾。在相當大程度上，里根當選美國總統(tǒng)也要歸因于這些廣泛的干涉。這位“克星”發(fā)動空前規(guī)模的重整軍備，給國民生產總值開始持續(xù)下降的蘇聯(lián)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使得從斯大林以來一向非常沉重的軍備競賽負擔成為無法承受的。正是這持續(xù)幾十年的軍備競賽，構成了這里要說的與冷戰(zhàn)對抗和競爭相關的第二個基本近因 ⁽⁵⁶⁾。第三，蘇聯(lián)用以維持其東歐勢力范圍的那套機制僵硬刻板，它與東歐國家從蘇聯(lián)輸入的國內體制一起，導致政治上的脆弱和經濟上的低效。東歐一直是蘇聯(lián)的巨大負擔，或者說與蘇聯(lián)一起構成了一個“大東歐共滯圈” ⁽⁵⁷⁾。這與上述兩方面的巨大代價一起，大大加劇了蘇聯(lián)的經濟困難，從而引發(fā)和助長了各種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不僅如此，冷戰(zhàn)環(huán)境和冷戰(zhàn)思想的束縛非常嚴重地損害了通過改革來嘗試糾正蘇聯(lián)內部弊病的可能性。實際上，許多這樣的弊病反而被蘇聯(lián)領導人當作對付美國和與之爭所必需的，或者說它們反而被視為蘇聯(lián)力量的源泉。戰(zhàn)后蘇聯(lián)軍事勢力和國際政治勢力膨脹得最快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正是它在內政、經濟和思想上陷于基本停滯的時期，這并非偶然。此外，對蘇聯(lián)的瓦解起了作用的，還有在冷戰(zhàn)低潮即“緩和”時期的條件下發(fā)展起來的蘇聯(lián)與西方國家間的人員、信息、文化和經濟交流。這種作用是漸進性和長期性的，主要在于交流和接觸中自動地而非蓄意地施加的西方影響，連同其自動的而非蓄意的政治效果。在相對繁榮和自由的西方面前，有著嚴重弊病和種種落后之處的蘇聯(lián)天然地處于不利地位。在一定意義上說，西方的面貌本身就是對蘇聯(lián)政府的最大壓力和最大挑戰(zhàn) ⁽⁵⁸⁾。有如兩位研究者指出，伴隨這樣的交流和接觸而來的西方思想影響雖然不是蘇聯(lián)體制危機的根源，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lián)主流勢力對待體制危機的態(tài)度和反應方式 ⁽⁵⁹⁾，那就是根本否定蘇聯(lián)體制，繼而取消蘇聯(lián)。

單就對外政策思想和實踐的角度看，戈爾巴喬夫是以蘇聯(lián)的潰退提供了冷戰(zhàn)結束的條件。他在上臺掌握蘇聯(lián)政權后不久，便提出根本改變蘇聯(lián)傳統(tǒng)國際政治觀的“新思維”，以后又不斷予以填充和修飾?！靶滤季S”的理論核心，可以說是以美國為首西方發(fā)達國家主導的那個國際社會當作全球統(tǒng)一的國際社會，將蘇聯(lián)當作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斯大林“兩大陣營”論以來克里姆林宮一直堅持設想的那樣，是與之基本對立的另一個國際社會的領導和中堅?！靶滤季S”在理論上強調國際互相依存，廢棄分立和對立，強調普遍共同安全，廢棄國家軍事自助，強調全人類利益，廢棄國家利益和階級利益 ⁽⁶⁰⁾。它主張完全丟開傳統(tǒng)的國際政治觀，特別是將西方視為敵對力量的觀念，全心全意地遵從國際規(guī)范，以便使蘇聯(lián)得到西方國際社會的接納;它還提倡“以普遍的人類價值為第一指導”，解決當代世界的種種問題。顯然，這一套幾乎是完全模仿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思想界的自由主義流派(包括其溫和激進兩翼)，或者用一位國際政治學家的話說，戈爾巴喬夫的一些思想與世紀初威爾遜的思想驚人地相像 ⁽⁶¹⁾。

就其實踐動機而言，“新思維”要比它在理論上看似的簡單得多。除了為戈爾巴喬夫的國內變更提供關于國際環(huán)境的理由外，它主要是出于這么一種考慮:“戈爾巴喬夫無法在短期內從已經負擔過重的經濟和公民社會抽取更多資源，因而試圖通過淡化威脅來減少需要?！彼膶ν庹叩幕具壿?，就在于急劇收縮乃至最終取消蘇聯(lián)的大部分國外勢力存在，并且以全盤退讓謀求與西方全面和解，從而使蘇聯(lián)的負擔與其非常拮據的資源相稱 ⁽⁶²⁾。脫韁似的國內政治變更，加上一樣快得無法控制的對外政策轉型，構成了蘇聯(lián)瓦解的主要的直接近因。

四、冷戰(zhàn)的世界歷史意義

冷戰(zhàn)的主要世界歷史意義似乎在于，它是一場20世紀下半葉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決賽，蘇式社會主義及其國際關系模式在其中徹底失敗，而且大概是永久性的。這一結果證明了杜魯門在卸任前夕表述的一種信心，那是美式資本主義及其世界秩序理念最后贏得冷戰(zhàn)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原因:“隨自由世界愈益強大，愈益團結，并且對鐵幕兩邊的人們愈益具有吸引力……蘇聯(lián)世界發(fā)生變革的時候定會到來?！?⁽⁶³⁾這一結局也證明，原先的社會主義體制若無既積極又穩(wěn)妥，既深入又不過頭的改革，就無法生存下去直至其可有的未來。這場多半取決于能否贏得人心的競賽實際上早從威爾遜和列寧就已開始，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它總的來說是在對蘇聯(lián)不利的基本環(huán)境中進行。美國領導的西方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擁有綜合優(yōu)勢，而且到80年代已變得相當懸殊。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力和巨大財富，在此基礎上強大的軍事力量，較為開放和較為多樣的政治文化，日益突出并且得到日益廣泛傳播的西方人權價值觀，大致基于互利和協(xié)商，因而較有凝聚力的西方國際聯(lián)盟:所有這些挫敗或遏阻了蘇聯(lián)勢力的擴展，同時又“表示了一種引人的替代” ⁽⁶⁴⁾。

冷戰(zhàn)不僅是美國和蘇聯(lián)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決賽，也是這兩個超級強國之間持續(xù)了幾十年的一場大戰(zhàn)略較量。對于蘇聯(lián)在冷戰(zhàn)期間的總的大戰(zhàn)略表現(xiàn)，前面實際上已經做了評判。那么，美國的大戰(zhàn)略表現(xiàn)如何?或者說，怎樣對美國在幾十年冷戰(zhàn)期間對其目的與手段、期望與資源、代價與效益之間關系的操作進行一番概論和評判?盡管整個冷戰(zhàn)期間美國多有愚蠢、錯誤和挫敗，但按照著名的戰(zhàn)略理論和戰(zhàn)略史家、英國學者科林·格雷在冷戰(zhàn)結束后不久的評估，它取得了四大根本性成功:第一，美國以一種與其傳統(tǒng)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對看不到盡頭的任務天然地缺乏耐心”，“喜好將形勢界定為有待解決的技術問題”)不那么吻合的堅韌，組建和維持了一個總的來說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對比優(yōu)勢格局，時間長達45年有余。第二，美國組建并且“不知疲倦地”領導了歷史上一個非常成功的國際聯(lián)盟(由此，地緣戰(zhàn)略“現(xiàn)實政治”與自由國際主義差不多極好地結合了起來，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戰(zhàn)略路徑結合起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雖有成員國之間的巨大差異，卻在整個冷戰(zhàn)期間一直維持了下去;“在聯(lián)盟領袖冒著被徹底毀滅的非凡風險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中，領導而非指揮聯(lián)盟達40年之久——這絕非平庸的成就”。第三，在戰(zhàn)后的權勢競爭中，同樣就其傳統(tǒng)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而論短視、非戰(zhàn)略和不耐心的美國與蘇聯(lián)相比堅持得更久。第四，“不管是靠戰(zhàn)略思想的素質還是靠政策實施的技能，是靠武力的數量和質量還是靠那么一點運氣，美國的戰(zhàn)略都完成了美國社會要求它完成的大部分任務”，與此同時為冷戰(zhàn)承擔的經濟和社會負擔遠未達到使國家傷筋動骨、身殘體虧的地步 ⁽⁶⁵⁾。

其實，格雷漏掉了最重要的一點。喬治·凱南有一項他在冷戰(zhàn)初年提出、以后又反復申說的特別根本的信念:美國在冷戰(zhàn)中必需的終極依靠，它得以最終克制和“軟化”蘇聯(lián)的終極保障，在于美國社會本身的健康;美國政府和人民必須持之以恒地改善和保持這健康——并非必定享有、更非必能保有的社會健康。這是凱南的戰(zhàn)略思想體系內的最深刻之處。觀察和反思美蘇冷戰(zhàn)的所有國家和人士都須記住:各類不同的“軟權力”是在不同的意義大小的層次上;社會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軟權力，從長遠來說對國運有決定性意義。

在很大程度上，冷戰(zhàn)是19世紀初以來現(xiàn)代國際體系內的力量分布格局越來越趨于極化的結果;反過來，冷戰(zhàn)又作為基本原因，使這極化趨勢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那就是在世界政治的一些重大問題領域和一些重要地理區(qū)域，形成了非常顯著的美國霸權。不過，冷戰(zhàn)對美國國際地位的影響還有另一方面:多半出于冷戰(zhàn)的需要，美國在戰(zhàn)后初期寬待德國和日本，助其復興，以后又長期在安全、貿易和金融方面予以照顧和特殊優(yōu)惠，從而有力地幫助了它們成為世界一流經濟強國，或者說成為美國的重要經濟競爭對手。同樣首先出于冷戰(zhàn)需要，美國從馬歇爾計劃開始啟動歐洲一體化，而歐洲一體化在以后幾十年的進展也產生了增添美國在世界經濟政治中的強勁競爭者的結果。還有，從安全和戰(zhàn)略上考慮，源自冷戰(zhàn)軍備競賽并且擴散開來的遠程戰(zhàn)略武器，加上一定程度上源自冷戰(zhàn)時期中近東問題的反美恐怖主義勢力，實際上結束了兩個世紀里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給予美國的高度不易受傷害性。而且，由于承擔了保護全球各地主要盟友的義務，美國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的一個“后方”強國變成了代價高得多、風險也大得多的一個“前線”強國 ⁽⁶⁶⁾。與此相關，更廣泛地說，冷戰(zhàn)在很大程度上鑄成了美國近乎根本的“過度伸展”——既是戰(zhàn)略傳統(tǒng)性質也是政治文化性質的，而過度伸展構成歷史上大多數帝國的一大“克星”，從古代雅典直到蘇聯(lián)，并且已經在威脅當代美國。

與冷戰(zhàn)的世界歷史意義有關，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回到本文開頭論說的那種“結構性機理” ，連同稍后提到的卓越的歷史學家德約。與蘭克不同，德約的現(xiàn)代國際體系根本圖景或范式不是歐洲列強和歐陸均勢，而是它們與另一類力量和構造的并存與互動，那就是具有最終的決定意義的側翼大國和外部優(yōu)勢(特別是海外優(yōu)勢)。他將這么一種根本圖景或范式溯源于19世紀晚期最重要的英帝國史家約翰·西利 ⁽⁶⁷⁾?！拔覀兊聡藨T于將1870年后的20年當作世界史上帶有俾斯麥思想印章的一個時代來談論。西利卻甚至沒有提到俾斯麥的名字。他的目光越過德國，甚至越過整個歐洲大陸，似乎它不過是一座中等高度的山脈，而投向俄國和美國——兩個隱約聳現(xiàn)的巨型強國?！彼鼈冏鳛橐活愋碌某壱?guī)模國家，將像古代馬其頓遮蔽雅典斯巴達，或者16世紀西班牙和法國遠蓋過佛羅倫薩城邦國家那般，壓倒性地遮蔽其他強國?！皬倪@么一種觀點出發(fā)，難道我們還能在蘭克式的意義上談論國際體系嗎?” ⁽⁶⁸⁾還需要指出一點:在此類超級規(guī)模的國家中間，西利無疑像稍后的馬漢那樣相信美英優(yōu)勢，或曰“盎格魯-撒克遜世界領導地位”;這樣的觀念，可以粗略地稱為基于全球眼界的“海權歷史哲學”。同樣可以粗略地認為，西利和馬漢創(chuàng)立了這種歷史哲學，德約將它發(fā)展和系統(tǒng)地應用于展示和解釋整個現(xiàn)代國際關系史進程。應當認為，它的解釋力經過美蘇冷戰(zhàn)直至當今仍然大為可觀，并且至少將延續(xù)到美國的顯赫的世界優(yōu)勢在未來大為衰減或跌落為止。

20世紀后半期冷戰(zhàn)的主角是該歷史時期的兩個“洲級大國”。蘇聯(lián)瓦解了，但與20世紀以前約四個世紀的情況相比，“洲級大國”本身仍有新興的絕對優(yōu)勢。如前所述，這一優(yōu)勢是現(xiàn)代國際體系演進史上的一大必然。20世紀與其后世界強國有其規(guī)模條件，即西利和麥金德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洞察的真理——與巨大的技術進步結合在一起的巨型國家規(guī)模，那是與廣義的技術條件同等重要卻更難得的一個條件。所謂更難得，既是指一個巨大的民族共同體的萌生、形成和發(fā)展需要歷經多個世紀才能完成，一般比廣義的技術擴散及其生根結果緩慢得多，也是指能夠具備這樣的規(guī)模條件的國家必然寥寥無幾，遠不及技術擴散可以達到的那般廣泛。在此，有著中國以及當代美國以外的其他一兩個“洲級大國”成為未來世界強國的首要可能性，如果它們至少能長久避免冷戰(zhàn)以前和冷戰(zhàn)期間蘇聯(lián)生活方式及蘇聯(lián)大戰(zhàn)略的基本弊病，適應被正確認識的世界歷史主要潮流。

適應被正確認識的世界歷史主要潮流:這遠不是一個容易完成的任務，無論一國在晚近的先前時期里多么成功。換句話說，“與時俱進”或“經調整去適應變遷”是最重要的戰(zhàn)略素質，而它的一個根本認識前提，在于發(fā)現(xiàn)和辨識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大變遷或變遷趨勢。蘇聯(lián)一盛一衰的根本軌跡永遠值得深思。在一代人一度大致正確地理解和判定的世界政治大局和世界政治潮流中，很可能不太久遠之后就會形成一些新的、他們難以較充分認識和重視的大動能。如果他們囿于在過去造就了巨大成就的已有的基本判斷和大戰(zhàn)略，使這些成為過于固定的，而沒有記住世界政治大局和潮流加速的能動性，沒有記住適應這能動性的增長了的必要，沒有具備敏于探索和審視、勇于實驗和調整的戰(zhàn)略素質，他們就有可能陷入一種當代史上至少蘇聯(lián)遭遇過的局面:一兩代人時間里特別快地先后經歷兩番世界政治大潮流，在前一番大潮流里生成、發(fā)展并取得成功的治國模式乃至生活方式過于固定，以致不能適應后一番大潮流，從而在短短一兩代人時間里先盛后衰。“天道無?！?，當代世界尤甚。這就更加要求有廣闊的視野、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連同自我調整、自我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借用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在一個與這里有異有同的語境內說的話，它要求“擴展我們的理念，因而也擴展我們的夢想——更能理解和適應事態(tài)發(fā)展的理念和夢想，即使這事態(tài)發(fā)展不是天界的玄機神變，也至少是人世的風雨滄桑” ⁽⁶⁹⁾。

【注釋】

(1) 胡景北，同濟大學中德學院教授。

(2) 在實物經濟并且不考慮生產的瓦爾拉斯體系內，一旦價值標準商品(numeraire)確定且其物理計數單位只能是1，價值標準商品的價格將恒為1。如果非價值標準商品的相對價格變動不能互相抵消以使p不變的話，總價格Y=p_－kx_－k+x_k將是p的函數，相對價格變化必然導致B類總價格波動。

(3) 從上面對相對價格變化引發(fā)總價格波動的機制分析可以引出結論，在貨幣經濟中，若產量不變，貨幣流通速度穩(wěn)定，總價格的波動必須以紙幣流通量或發(fā)行量的變化為前提。同樣，沒有紙幣發(fā)行量的變化，A類價格波動也不可能出現(xiàn)。從這兩個方面看，F(xiàn)riedman的名言“通貨膨脹總是貨幣現(xiàn)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本文討論貨幣經濟中B類價格波動時，實際上假定了紙幣發(fā)行量至少做出“適應性”的改變以滿足經濟體系在價值標準商品的價格未能按照uk^*變化時對貨幣的需求。

(4) 導致相對價格波動的因素很多，例如偏好變化等。本文僅討論市場供求變化導致相對價格波動的機制，而不研究造成供求關系變化的深層因素，如偏好等。

(5) 注意，這里涉及的不是兩部門的工資通過何種制度決定的問題，而是工資是否能夠在量上靈活變動的問題。工資是否通過新古典制度決定，和工資在量上能否變動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

(6) 中國官方統(tǒng)計數據是否反映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國勞動力在農業(yè)和非農部門的配置，是另外一個超出本文范圍的問題。不過，就長期數據來說，我們似乎沒有其他選擇。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謹慎地看待這些數據和包括價格在內的其他數據，以及用它們繪出的曲線。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后面的邏輯分析并不以中國統(tǒng)計數據的高度準確性為前提。即使這些數據嚴重失真，本文的邏輯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主要結論也不受影響。

(7) 這里我們再一次提醒讀者注意圖2和圖3曲線所根據的勞動力部門配置數據和失業(yè)數據的缺陷。雖然我們還不能指出這些官方統(tǒng)計數據的精確或不精確程度，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對待這些數據和曲線，避免從中引出非常不可靠的斷言或結論。

(8) 該模型把農業(yè)產品作為價值標準。本文把現(xiàn)代部門產品作為價值標準并據此對該模型做了形式而非實質的改動。

(9) 由于總價格Y=pY₁+Y₂，所以若在圖7中繪出Y曲線，我們立即可以看出，即使在同一條勞動配置線上，兩部門實物產量不變，但只要p上升和下降，Y隨即提高或降低。

(11) Cardoso曾經用δαY表示農產品需求函數，其中1＞δ，α＞0，δ代表食品消費占總消費比重，α代表消費傾向。

(12) 注意，本文的恩格爾系數與常見的恩格爾系數的定義有所不同。(1)本文是用收入而非支出定義的。(2)本文是用農產品而非食品定義的。農產品要經過加工才能變成食品。一個人通常購買的食品，其價格包括了農產品的加工、運輸、儲存、銷售等費用，因此遠遠高于所謂的農產品價格。(3)本文定義中的收入，是整個經濟的總收入，而非個人收入，后者往往需要加上稅收、企業(yè)留存利潤等后才等于前者。由于分子和分母兩方面的原因，所以本文所指的恩格爾系數c應當比官方統(tǒng)計的恩格爾系數小很多。

(13) 這里隱含著一個重要假定，即收入一定時，人們先決定農產品需求，后決定現(xiàn)代產業(yè)消費需求和儲蓄、投資需求，或者說對現(xiàn)代產業(yè)產品的需求僅僅是收入減去農產品需求后的“剩余需求” 。在短期分析中，消費先于儲蓄而決定的思想最初來源于Keynes。農產品消費先于工業(yè)品消費的假定則廣泛見于與經濟發(fā)展有關的研究，參見例如Cardoso;Matsuyama。但無論如何，本文的這個假定過于強烈。如果從社會總需求、總供給角度研究短期價格波動，我們將沒有必要區(qū)分農產品與現(xiàn)代產業(yè)產品的需求，這一假定便可避免。

(14) 對均衡點A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的嚴格證明請參見本文附錄。對穩(wěn)定性證明有興趣的讀者請直接向本文作者索取。

(15) 這完全可能是沒有價格波動時由兩部門產量提高帶來的Y的增加。

(16) 由于農產品價格上漲率為n=(p₁－p)/p＞0，根據本文第2節(jié)論述，總價格上漲率m=an＞0，其中a=pY₁/Y，經濟體系將出現(xiàn)B類價格上漲或通貨膨脹。'

(17) 圖10顯示在新的均衡點A^*上，p依然高于原均衡點A上的水平。這是因為資本沒有變化，所以農業(yè)實物生產函數本身沒有上揚，新均衡點上的產品供求平衡和農業(yè)產值函數到新均衡點的上揚皆來自于農產品價格上升與勞動力流動。農業(yè)實物生產函數上揚到pY₁= p^*Y₁并促使p^*降回到p，需要農業(yè)投資，而在短期分析中，我們不考慮投資與資本的變化。

(18) 回到現(xiàn)實中國經濟，中國2004年以來出現(xiàn)的民工荒也許更應當從現(xiàn)代部門商品市場遭遇需求突然提高的外部沖擊來解釋。而中國2007年出現(xiàn)的農產品價格強勁上漲，似乎是勞動市場過熱傳遞到商品市場的結果。這一點是上海交通大學一位討論者向本文作者指出的。本文以農產品市場遭遇外部沖擊、經濟體系無法即時調整而導致勞動市場過熱為例，主要目的是說明本文提出的分析工具如何應用于存在摩擦甚至巨大摩擦的經濟現(xiàn)實，而不是對2007年中國經濟的直接解釋。

(19) 林毓生，我國臺灣地區(qū)“中研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qū)歷史系教授。

(20) 參閱Michael Polanyi，The Logic of Tacit Inference，Philosophy， 41(1966)，pp.1-18。

(21) 徐賁，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曾任教于蘇州大學外文系。

(22) 陳云良，《法治中國可以期待——2003年法治盤點》，《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03期。

(23) Sophocles， Antigone，第494—503行。

(24) Plato，F(xiàn)ive Dialogues: Euthyphro，Apology，Crito，Memo，Phaedo. Translated by G.M.A. Grube，revised by John M. Coope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02，括號中為原文頁、節(jié)標號。下同。

(25) Dana Villa， Socratic Citizenshi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45.

(26) Richard Kraut， Socrates and the Stat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55-60.

(27) Hannah Arend ，t“Civil Disobedience.”In Arendt，Crisis of the Republic.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novich，1972，pp.65，67-68.

(28) Dana Villa，Socratic Citizenship.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52.

(29) Ibid，p.55.

(30)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31) 現(xiàn)代國際體系演變的思考者、英國著名國際關系史學家和理論家欣斯利總結說: “歐洲從18世紀初年起取得這么一種狀況:在其數目超過歐洲先前歷史所曾有的多個一流國家中間，存在一種其程度同樣史無前例的近似均等?！盕·H·欣斯利:《權勢與追求和平:國際關系史上的理論和實踐》(F.H.Hinsley，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劍橋1967年版，第176頁。

(32) “論列強”，載于利奧波德·馮·蘭克:《歷史的理論與實踐》，格奧爾格·伊格爾和康拉德·馮·毛奇合編(“The Great Powers， ”in 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edited by Georg I 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印第安納波利斯1973年版，第71頁。

(33) 正是基于對巨大的國家規(guī)模和現(xiàn)代化進展這兩項條件的認識，加上對俄國弱點的某種漠視，地緣政治思想大師麥金德在19和20世紀之交做出了兼具深刻洞察和過頭恐懼的著名預言:“世界政治的樞紐地區(qū)難道不是這么一個廣大的歐亞地區(qū):那里海船不能進入，但在古昔卻任騎馬的游牧民族赤誠，而在今天將被鐵路網絡覆蓋?”“俄國在世界上占據德國在歐洲戰(zhàn)略的中心戰(zhàn)略位置……對樞紐國家有利、導致它擴張鯨吞歐亞地帶的力量對比總格局，將使巨量大陸資源有可能被用于艦隊建設，到那時世界帝國就將為期不遠?！惫柛５隆溄鸬?“歷史的地理樞紐”，載于《地理季刊》(Halford 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The Geographical Journal)，第23卷第4期(1904年4月)，第434，436頁。

(34) 亨利·基辛格:《外交》(Henry A. Kissinger，Diplomacy)，紐約1994年版，第116頁。

(35)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和軍事沖突》(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to2000)，紐約1987年版，第192頁。

(36) 漢斯·摩根索就此寫道:“雖然認為一個國家由于它的人口多于大多數其他國家就非常強大是沒有道理的，但是確實沒有任何國家因不在世界人口較多的國家之列而繼續(xù)保持為，或成為一等強國。”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頁。

(37) “洲級大國”是指規(guī)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國家，或者如麥金德所說，是“基于半個大陸的資源之廣闊基礎的巨型強國”。(引自Paul 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 Eight Studies［London，1983］，p.48.)

(38) “(反霸)大聯(lián)盟總是從歐洲東西兩翼的強國得到不可戰(zhàn)勝的支持，首先是西面的海洋強國，其次是東面的外緣大陸強國。這些強國使得歐洲外面領土不斷增長的資源能被用來打擊歐洲內部的一個頭號強權。”路德維?！さ录s:“歐洲體系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System”)，載于德約:《德國與20世紀世界政治》(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紐約1959年版，第125—126頁。扮演過這種角色的先后有奧斯曼土耳其、英國、沙俄、美國和蘇聯(lián)。

(39) 大體套用德約:“歐洲體系的消逝”。

(40) 路德維希·德約:《不牢靠的平衡:四個世紀的歐洲權勢斗爭》(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紐約1962年版，第267頁。喬治·凱南在1945年初，就以同樣的海權對陸權范式談論在他看來正在興起的美蘇“根本沖突”。見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勢力范圍:美國與歐洲(1945至1949年)”(John Lewis Gaddis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1945-1949”)，載于其《漫長的和平:冷戰(zhàn)史研究》(idem，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牛津1987年版，第48頁。

(41)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遏制戰(zhàn)略:戰(zhàn)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牛津和紐約1982年版，第57—58頁。

(42) 時殷弘:“激變戰(zhàn)略與解放政策——冷戰(zhàn)初期美國政府對蘇聯(lián)東歐內部狀況的政策”，《世界歷史》1995年第3期，第3—4頁。

(43) 同上，第106—107，110—114頁;時殷弘:“促進蘇東變革——從設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時殷弘:“蘇東內部變化和美國的政策”，《世界歷史》1997年第6期。凱南引語見加迪斯:《遏制戰(zhàn)略:戰(zhàn)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45頁。

(44) 卡爾·伯恩斯坦:“神圣聯(lián)盟”(Carl Bernstein，“The Holy Alliance”)，《時代》(Time)，1992年2月24日。

(45) 亨利·羅伯茨:“李維諾夫”，載于戈登·克雷格和費利克斯·吉爾伯特合編:《外交家(1919至1939年)》(Henry L. Roberts，“Maxim Litvinov，”in Gordon A. Craig and Felix Gilbert，eds. ，The Diplomats，1919-1939)，紐約1963年版，第二卷，第366頁。

(46) 像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估計的那樣，在蘇聯(lián)民眾消費仍處于很低水平的時候，竭盡所能的原子彈研制努力必定放在國家資源部署的最優(yōu)先位置。威廉·麥克尼爾:《競逐權勢:公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武裝力量和社會》(William H. 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Armed Forces，and Society since A.D.1000)，芝加哥1982年版，第364頁。

(47) 加迪斯:《遏制戰(zhàn)略》，第151頁。

(48) “在許多方面，勃列日涅夫是蘇聯(lián)領導人當中最為克勞塞維茨式的。對他來說，避免戰(zhàn)爭和準備打仗密不可分地結為一體?！笨刀嗬蛟べ囁?“蘇聯(lián)大戰(zhàn)略的演變”，載于保羅·肯尼迪編:《戰(zhàn)爭與和平的大戰(zhàn)略》，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頁。

(49) 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387頁。

(50)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里根非同小可”(John Lewis Gaddis ，“Reagan Was No Lightweight”)，2004年4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演講。

(51)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漫長的和平:戰(zhàn)后國際體系的穩(wěn)定因素”(John Lewis Gaddis ，“Long Peace: Th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 war International System”)，載于其《漫長的和平》。

(52) 雷蒙德·阿隆:“命運的含義”(Raymond Aron ，“The Meaning of Destiny”)，載于貝拉·K.基拉利等:《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首次戰(zhàn)爭: 1956年匈牙利革命及其影響》( Bela K. Kiraly et al. ，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and Its Impact)，紐約1984年版，第134頁。

(53) 時殷弘、張振江:“1956年波蘭事件及美國的有關政策”，《國際論壇》1999年第2期，第18—20頁;時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國的政策”，《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54) 《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三聯(lián)書店1974年版，第410頁。又見時殷弘:《敵對與沖突的由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9—210，235—237頁。

(55) 沃爾特·戈德斯坦:“超級強國的銷蝕”(Walter Goldstein ，“The Erosion of Superpowers)”，載于斯蒂芬·斯皮格爾編:《世界政治主要問題》(Stephen L. Spiegel ed. ，At Issue: Politics in the World Arena)，第6版，紐約1991年版，第50頁。

(56) 軍備競賽后面有著過度的安全兩難效應及其心理動因。“一般來說，身為一個大強國的主要通病，是嚴重的病態(tài)疑懼……以及它最終造成的筋疲力盡?！奔s翰·劉易斯·加迪斯:《美國與冷戰(zhàn)的終結》(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紐約1992年版，第215頁。

(57) “Greater East European Co- stagnation Sphere”，見約瑟夫·羅思柴爾德:《回歸多樣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的中東歐政治史》(Joseph Rothschild，Return to Diversity: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紐約1989年版，第219頁。

(58) 時殷弘:“蘇東內部變化和美國的政策”，第39—41頁。

(59) 丹尼爾·德內和約翰·伊肯伯里:“蘇聯(lián)變更的國際根源”(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the Soviet Change”)，《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6卷(1991/92年冬季)，第76，106—114頁。對80年代初蘇聯(lián)全面大危機的一番簡潔流暢的論述，見約翰·米勒:《從末日后撤:重大戰(zhàn)爭的過時》(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紐約1990年版，第205—208頁。

(60) 參見賴斯:“蘇聯(lián)大戰(zhàn)略的演變”，第159—161頁。戈爾巴喬夫本人“新思維”言論的代表性摘選見齊阿洛伊·圖阿塞爾等人編:《地緣政治讀本》(Gearóid Tuathail et al.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倫敦和紐約1998年版，第97—98頁。

(61) 參見賴斯:“蘇聯(lián)大戰(zhàn)略的演變”，第159—161頁。戈爾巴喬夫本人“新思維”言論的代表性摘選見齊阿洛伊·圖阿塞爾等人編:《地緣政治讀本》(Gearóid Tuathail et al.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倫敦和紐約1998年版，第153—155頁?！耙云毡榈娜祟悆r值為第一指導”系戈爾巴喬夫語，引自同書第154頁。

(62) 德內和伊肯伯里:“蘇聯(lián)變更的國際根源”，第99—100頁。又見喬治·布雷斯勞爾:“戈爾巴喬夫國內政策議程與其對外政策議程的關聯(lián)”(George W. Breslauer ，“Linking Gorbachev'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Agendas”)，載于斯皮格爾編:《世界政治主要問題》，第454—460頁。

(63) 梅爾文·萊夫勒:《權力優(yōu)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和冷戰(zhàn)》(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1991年版，第495頁。

(64) 參見德內和伊肯伯里:“蘇聯(lián)變更的國際根源”，第100—105，114—115頁。引語見第114頁。

(65) 科林·格雷:“核時代的美國戰(zhàn)略(1945至1991年)”，載于威廉森·默里等編:《締造戰(zhàn)略:統(tǒng)治者、國家與戰(zhàn)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642頁。

(66) 保羅·肯尼迪:“當今和未來的美國大戰(zhàn)略:學習歐洲經驗”，載于肯尼迪編:《戰(zhàn)爭與和平的大戰(zhàn)略》，第173—174頁。

(67) 關于作為歷史學家的西利及其主要著作《英格蘭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和《不列顛政策的成長》(Growth of British Policy)，見G·P·古奇:《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學家》(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波士頓1959年版，第344—349頁。

(68) 路德維?！さ录s:《不牢靠的平衡:四個世紀的歐洲權勢斗爭》，紐約1962年版，第13—15頁。

(69) 加迪斯:“生活在燭臺公園”(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 ，載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99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