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語言的多義性:隱喻和象征

利科的釋義學是從方法論著手，特別是從語言分析著手，因為他認為“一切實體的或本體論的理解首先并且總是在語言中獲得表現的。”^[7]他注意研究語言的多義性，即語言表達式的雙重意義或多重意義?？梢哉f，他所作的語言分析就是一種研究多義表達式的語義學。

利科從洪保(W.Humboldt)關于言語的力量的論述著手分析語言的多義性。洪保說過，言語的力量在于對有限的工具作無限的運用。所謂有限的工具，指封閉的音位表、詞匯表和語法規(guī)則表。所謂無限的運用，則指語言共同體的成員在他們的共同的語言習慣用法范圍內已經說出和尚未說出的所有語句和所有話語所構成的開放系列。利科由此區(qū)別出兩種類型的語言學:一是語言的語言學，它以音位學、詞匯學和句法學這三個方面的有限結構為基礎;二是話語的語言學，它以語句為基礎，人類從語句的不可歸約的特性中推演出人類言語的無限眾多的產物。

利科側重于研究話語的語言學，他認為在這個領域內，對有限工具的無限運用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它表現在“語言游戲”的多樣性。他援引維特根斯坦的觀點，強調語言游戲的種類是無限地多種多樣的，例如猜測、解謎、通知、允諾、致謝、詛咒、命令、質問、敘述，請求，等等。其二，它表現在一詞多義這種非常普遍的現象上。一詞多義即指一個詞具有多種含義或意義，例如，在詞典中，就列舉出每個詞的各種含義。利科著重研究后一種表現，即一詞多義這種語言現象。

利科認為，就詞典中列舉的一個詞的各種含義而言，一詞多義是一個同時態(tài)的事實，這屬于語言的語言學范圍。可是，一個詞的現實的、確定的含義則是話語的結果，而不再是語言的事實，因而這屬于話語的語言學范圍，而不屬于語言的語言學范圍。他說:“事實上，人們可以說，詞的現實含義是話語的結果，而它們的潛在含義則是語言的事實。這是不錯的。但這一語言事實只有與話語的結果相聯(lián)系時才能理解。在所有的場合下，證明潛在含義的合理性，都是為了達到現實的含義?！?sup>[8]

利科指出，從功用的觀點來看，一詞多義這種語言現象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它的積極方面在于它具有非常經濟的特點，即人們能從詞匯所具有的實際含義的有限集合中獲得無限眾多的現實含義，人們可以根據上下文選擇一種與有關論題或目的最為一致的含義。它的消極方面則在于它可能產生話語的歧義這種病態(tài)現象，以致引起種種誤解。他說:“這就是一詞多義的雙重能力:一方面，它滿足作為語言的基礎的經濟原則，由于上下文作用的靈活性，它允許從這種經濟結構中構造出多種意義效果。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完全把語言變成為一種從上下文出發(fā)碰運氣的解釋工作?！?sup>[9]

對于一詞多義這種語言現象，人們在科學語言和詩歌語言中采取兩種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在科學語言中，人們力求消除語言的歧義性，并為此而采取一系列步驟。在第一階段，人們采用下定義的辦法，即借助于某一信碼的其他一些要素而指稱信碼的某一要素，于是提出一些對等定義原則，如騾馬是雌性的馬，單身漢是未結婚的男人，等等。在第二階段，人們在科學詞匯中嚴格區(qū)分那些能指稱可測量的實體的詞匯和那些不能指稱可測量的實體的詞匯。這時不再重新定義日常語言的詞匯，也不再談論“電流”、“質量”等詞，而代之以人們賦予假想實體的名稱，這些名稱只是在這些實體被定義的理論框架內才有意義。在第三階段，日常語言的詞匯被數學符號體系所取代，于是與自然語言的聯(lián)系被割斷了。在最后階段，對公式和定理的解釋由公理系統(tǒng)來控制，公理系統(tǒng)指定所有符號在理論中的位置，并規(guī)定閱讀整個符號體系的規(guī)則。利科承認這些步驟有助于消除或防止科學語言的歧義性，但不能靠這些步驟來消除或防止日常語言的歧義性，因為日常語言不能被歸結為形式語言。

與科學語言中的情況相反，人們在詩歌語言中則不是力求消除歧義性，而是保留歧義性，以便使語言能表達罕見的、新穎的、獨特的，因而也是非公眾具有的經驗。他說:“詩歌是這樣一種語言手段，其目的在于保護我們的語詞的一詞多義，而不在于篩去或消除它，在于保留歧義，而不在于排斥或禁止它。語言不再是通過它們的相互作用，構建單獨一種意義系統(tǒng)，而是同時構建好幾種意義系統(tǒng)。從這里就導出同一首詩的幾種釋讀的可能性?！?sup>[10]

在詩歌語言中，以及一般說來在整個文藝作品中，隱喻和象征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它們都是充分利用語言的歧義性來發(fā)揮這種作用的。在隱喻中，人們把一些表面上看來互不相干甚至相互對立的詞聯(lián)結到一起，例如莎士比亞所說的“時間是一個乞丐”，從而產生一種新的意義。詞語在詩歌中所意指的事物與它們在散文中所意指的事物大不相同，在詩歌中意義已經被置換或轉移。利科認為每一個隱喻都是一首微型的詩，而一首詩則是一個巨大的、持久的、連續(xù)的隱喻。詩歌語言中不僅大量使用隱喻，而且也大量使用象征。從純語義學的觀點來看，象征和隱喻沒有什么不同。象征是具有雙重意義的表達式。在這種表達式中，由于含義相近、由于類似，字面的意義會立刻給出第二種意義。這就是說，在象征這種結構中，有一個直接的、基本的、文字的意義指示另一個間接的、第二性的、比喻的意義，后一種意義只有通過前一種意義來把握。解釋和象征是兩個互相關聯(lián)的概念，哪里有多重意義，哪里就需要解釋。解釋的任務在于揭示明顯意義后面的隱蔽的意義，顯示出意義的各個層次。

利科考察了隱喻理論的歷史發(fā)展，他認為從古希臘到19世紀，人們都是從修辭學的角度在語詞的層次上去研究隱喻的。到20世紀從理查茲(I.A.Richards)等人開始，則轉向從語句的層次上去研究隱喻，從而對古典的隱喻理論作了重大的修正?！昂喡哉f來，這種修正在于把隱喻問題從語詞的語義學轉移到語句的語義學?！?sup>[11]

在利科看來，這種修正首先表現在:古典觀點認為，隱喻只不過是偶然的命名事件，是詞的意義的轉換?，F代觀點則認為，隱喻在與詞發(fā)生關系之前，首先與語句發(fā)生關系。隱喻只有在語句或言詞中才有意義，因而它是一種斷定，而不是一種命名。只有語句或言詞的整體才能構成隱喻。隱喻是在一個隱喻言詞或語句中兩個詞之間的張力所產生的結果。其次，這表現在，古典觀點認為隱喻產生于對詞的字面意義的偏離，現行觀點則認為這是在語句層次上斷定功能產生的結果。上面說到隱喻是一個隱喻言詞或語句中兩個詞之間的張力所產生的結果;嚴格說來，隱喻是對言詞的兩種對立解釋產生的結果。正是這兩種解釋之間的沖突支撐著隱喻。再次，這還表現在，古典觀點強調相似性在隱喻中的作用，現代觀點則認為，在隱喻的言詞中出現某種關系，而從通常的觀點則看不出這里有任何聯(lián)系。利科認為這接近于賴爾(G.Ryle)所說的“范疇錯誤”。他說:“隱喻其實是一種有意作出的錯誤，即把一些互不相干的事物硬拉到一起，同時借助于這種顯而易見的誤解而在詞項之間產生一種新的、從前未受人們注意的關系，這種關系在從前的分類系統(tǒng)中或者遭到忽視，或者未被允許?！?sup>[12]最后，這還表現在，古典觀點認為，隱喻不外乎是用比喻的意義取代字面的意義，它不代表任何語義上的革新，并不提供關于實在的任何新的信息?，F代觀點則認為，只有取代性的隱喻是可以翻譯的，作為詞項之間的張力的隱喻則是不能翻譯的，因為它們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意義，并提供了關于實在的新信息。利科自己站在話語的語義學的立場上，顯然是反對古典觀點而支持現代觀點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