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全球公共空間中的新聞

英格里德·沃爾克默

●你如何描述全球公共空間中的“國外”新聞?

●“國家”和“亞”國家新聞受眾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

●你如何界定在跨國時代運作的新聞組織的責任?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各地之間新聞與政治的交流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變化包括各種各樣的因素。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衛(wèi)星容量的增大，它降低了衛(wèi)星的租賃費用?；谶@一發(fā)展，跨國公司能夠跨國傳送它們的節(jié)目。然而，同時較小的公司(甚至一些“草根”公司)也日益能夠擔負得起用衛(wèi)星傳輸節(jié)目的費用。此外，基于這些新的結構，我們正面臨著“全球”新聞流通的日益多元化。我們需要新的分析概念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跨國時代下由新聞業(yè)引起的種種后果。

除了西方那些我們所熟知的主要廣播公司和通訊社向全世界傳輸它們的節(jié)目以外，比如CNN的國際頻道(CNN國際頻道)和BBC的世界服務電視(BBC-Ws-TV)，同樣也存在著跨國際的新聞頻道。這些頻道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xiàn)。其中包括阿拉伯新聞頻道(Arab NeWs Channel)、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設于卡塔爾)以及ZEE-TV(一個非常成功的電視頻道，主要針對世界各地的印度僑民社區(qū))。而除了這些跨國頻道以外，各種小規(guī)模的但在世界各地已擁有了大量觀眾的“草根”電視臺業(yè)已出現(xiàn)。它們往往是由各種組織機構(甚至包括企業(yè)個人)贊助支持，并在新的全球新聞流通基礎之上發(fā)送針對特殊受眾的節(jié)目?？偟膩碚f，這些發(fā)展往往被那些機械地認為全球化必然與媒介帝國主義相聯(lián)系的觀點所忽略。

對世界范圍內政治傳播新渠道進行評價，發(fā)現(xiàn)廣闊的全球公共“坐標”正慢慢劃定。比如，跨國媒體通過對公眾輿論顯而易見的影響去影響政府的決策過程。這一現(xiàn)象最初被描述為“媒介外交”(media diplomacy)。它的產生主要得益于BBC和美國之音(VOA)的國際影響力。然而最近，CNN通過24小時新聞頻道(24-Hour NeWs Channels)在各種國際政治危機中(參見Robins On，2002，2001; Neuman，1996; Rawnsley，1996，Seib，1996)所發(fā)揮的強大作用重新修訂了“媒介外交”這一概念。而所謂的“CNN因素”(CNN factor)則被用來代表這些頻道對決策者以及他們的決定所產生的影響，比如在人道主義危機中。同時，其他思考路徑還考慮到以“軟實力”進行“公共”外交而出現(xiàn)的新的政治傳播平臺(Tehranian，1999)比如，坎寧安和辛克萊(Cunningham＆Sinclair，2001)討論了新的跨國“流亡”文化與身份的問題，這一問題意味著在任何一個國家內建立“少數(shù)族群”的政治社區(qū)。同樣地，柯倫和樸(Curran＆Park，2000)提倡在全球新舞臺上的媒介研究應當“去西方化”，以更好地比較媒介全球化對不同國家體系的影響。

這都是一些重要的新概念。而依我之見，在這個新的全球化框架中，應當把這些概念都納入到政治傳播的整體理論路徑中。我認為，如果用一種全球化的視角來看待這些現(xiàn)象，那么就只能發(fā)現(xiàn)跨國政治領域的多樣性、密集性，及其在和平時期與危機時期所具有的不同形式。這一理論路徑承認“全球的整體性”，也就是說，它注意到了某些“連接形式”(formats of connectivity)。這些“連接形式”可以幫助我們區(qū)分民族與國家的公共空間，以及與“全球公共空間”的區(qū)別。其中，前者是基于國家民族的設想而提出，而后者則代表著一種新型的超社會政治領域。⁽¹⁾

提供政治信息與新聞的跨國頻道

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對作為一種交往空間的“公共領域”所具有的作用作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分析?！肮差I域”為歐洲的資產階級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社會權力空間(Habermas，1992)。⁽²⁾哈貝馬斯有關在歐洲國家語境下公共領域的政治作用的著作于1962年在德國出版。這一著作對所有后來關于“公共”這一政治概念的討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然而，我們應當謹記的是，在哈貝馬斯的分析中，“公共”這一術語和“現(xiàn)代”國家建立的特殊過程(在歐洲，現(xiàn)代國家的建立是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進行的)是緊密相連的。在他的理論里，這樣一種歐洲式的國家“公眾”介于國家(政府)和“人民”之間;或者，換種說法，在市民社會里，介于國家機構和共享的主體性之間。哈貝馬斯(1992)指出，最初公眾討論的中介是“公眾對理性的使用”，而這其后被媒介形式轉型為所謂“公共”意見的操縱與管理(Habermas，1992: 105)。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大眾媒介隨著它們的商業(yè)化和“大眾”市場方法，有效地成為一個偽公眾論壇。它們在脫口秀和電視節(jié)目的“討論”中模擬辯論，而更廣泛的公眾議題和討論湮沒在被彼此分割的、日益孤立的私人領域中。

相反，全球公共空間不僅由各種各樣的“公眾”(形成于不同的社會文化傳統(tǒng))組成，而且越來越多的跨國個人和團體開始使用全球公共機構。也就是說，在考察全球或跨國層面的問題時，我們可以在新的傳播機構確認不同的民族或國家的“公眾”。他們確立了自己的話語體系，這些話語未必是“理性的”(至少不是哈貝馬斯認為的那種)，但它們以一種“全球的理智”發(fā)起不同論戰(zhàn)。典型的例子是，它們喚起了大都市(康德意義上的)“公民”這個概念，和宗教世界觀，從不同的全球視角否定意識形態(tài)立場。

在現(xiàn)代國家建立的時代，公眾試圖在國內建立民主機構。而“全球公共空間”則由一些非常特殊的機構(跨國新聞媒介)組成。這些機構作為新近出現(xiàn)的“全球公眾”的組成部分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政治媒介的作用和意義與哈貝馬斯的理論所設想的相當不同。在全球公共空間，新聞媒介被視作世界政治發(fā)展的“參與者”和“反射鏡”。它們創(chuàng)造著世界的“代表”，而這些代表形成了人們的世界觀。全球公共空間的理論路徑把在這一意義上的跨國媒介(電視、因特網)視作“公共”機構，因而不管怎樣它們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公共”話語平臺。在這一意義上，“全球公眾”將打破民族和國家的平衡。而且，與哈貝馬斯的分析不同，“全球公眾”將不再被定位在政府和“人民”之間，而將超越民族和國家，被定位在一種新的跨越國際的超社會領域，一種無社會組織的新的超國家和亞民族的開放空間。

從“聯(lián)系性”網絡到“連接性”網絡

回顧過去二十年跨國媒體的基礎結構，揭示出特定的“網絡”塑造著特定的“全球公共空間”概念。如今，現(xiàn)存的新聞媒介基礎結構創(chuàng)造出特定的“連接性”模式。

麥克盧漢(McLuhan)關于“地球村”的比喻是對國際化的深遠影響作出的最早的說明。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世界各地不同的社會被暴露在同樣的符號和信息之中。麥克盧漢的想象力深受媒介第一次在全球范圍內“現(xiàn)場”報道新聞和政治事件的影響。盡管麥克盧漢的這一比喻以及其他比喻都被廣泛地用于對全球化過程的描述，但我們要謹記的是，在這個時代，衛(wèi)星實況轉播不再像當下世界許多地區(qū)那樣直接地把家庭作為目標對象。相反地，“現(xiàn)場”報道被發(fā)送到國內廣播公司的編輯部，然后按照通常意義上的“把關”程序由編輯為他們的國內受眾編輯這些國際的“現(xiàn)場直播”事件。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阿爾及利亞電視臺報道了阿姆斯特朗登月事件，并依據(jù)本地的情況發(fā)表了評論。評論這樣說道，阿姆斯特朗在穆安津(在清真寺塔頂按時呼喚穆斯林信徒做禮拜的人)的呼喚中跨出了他的第一步。就這樣，這一獨一無二的科學成就被賦予了一種宗教色彩。而這一世界性的事件正是通過這種宗教的方式被“通俗化”地呈現(xiàn)在了本地穆斯林受眾的面前(Volkmer，1998)。

在政治交流方面，“世界”變得日益國際化。然而，用今天的觀點來看，這也僅限于某種非常有限的，或者像上面的例子所提到的“通俗化”的意義層次上;更確切地說，它與由“世界政治新聞區(qū)域”構成的網絡相一致。這些世界新聞區(qū)域是根據(jù)麥克盧漢時代的“相對性”網絡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意味著從一個國家的立場去看待世界事件及其他的國際事件。在這個意義上，國內的新聞媒體提供分析的“框架”，并據(jù)此來定義與它們自身的國內議程相關的“國外”新聞。當然，與此同時，也建立起了歐洲新聞的壟斷性聯(lián)營，比如歐洲電視網，它為西歐國家和亞洲電視網提供新聞鏡頭(參見Boyd-Barrett and Rantanen，1999)。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新聞的基礎結構，即新聞通訊社的基礎機構事實上是建立在這種“相對性”概念之上的。

19世紀，通訊社隨著殖民列強的路線運營。路透社的報道深入到英聯(lián)邦的每一塊殖民地，而法新社則對非洲那些說法語的地區(qū)進行報道等。在20世紀，整個70年代，一系列關于全球信息不平等的問題時不時地被發(fā)展中國家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的辯論中提出。這些既定的信息流動路線因為對地方新聞事業(yè)所造成的不利影響而受到批評。它們構成了南方國家的“從屬”地位，并因此塑造著人們腦海中有關世界的刻板成見。正如史蒂文森和科爾(Stevens On and Cole，1984: 48)所說:

在新聞從通訊社——大部分，但并不全都是西方的——流向媒介系統(tǒng)這一過程中，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是通訊社的材料對當?shù)鼐庉嫷挠绊懗潭?。按照通俗的說法，通訊社經常通過告訴當?shù)氐木庉?依次是他們的讀者)應該考慮世界的哪一部分以及哪些議題來為媒介設置議程，即使一些大的通訊社并不直接地影響新聞的提供方式。

(Stevens On and Cole，1984: 48)

當然，這些“聯(lián)系性網絡”中所謂的國際信息始終被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新聞來源所支配。

在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學討論提出了一種新的全球化模式。這一模式強調支撐全球化的多樣化的反對過程。在這個時期，新媒介尤其是人造衛(wèi)星帶來的媒介機構建立了起來，其中許多機構可以很輕松地避開以前的國內媒體所實施的把關環(huán)節(jié)。這些機構可以通過有限輸出、節(jié)目合作協(xié)議以及直接到戶的衛(wèi)星傳輸直接瞄準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受眾客戶。這些發(fā)行模式建立起了新的網絡類型。而它們可以被描述為“連接性”的網絡(與前面的“聯(lián)系性網絡”相對)。

在這個新的連接性網絡的空間內，CNN是最早出現(xiàn)的媒介機構之一，它通過獨特的多樣化全球化節(jié)目安排直接為千家萬戶提供“本地”及“全球”的新聞資訊。CNN國際頻道作為CNN的國際窗口，通過提供連續(xù)不間斷的新聞報道迅速地向先前的“聯(lián)系性網絡”(它們對于新聞有嚴格的時間限制)發(fā)出了挑戰(zhàn)。一位CNN記者在談到19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zhàn)爭最初發(fā)生的事件時說:

我記得當我第一次聽到巴格達正在遭受轟炸時，我正在采編部。你要知道，亞特蘭大的這群人比世界提前大約兩分鐘的時候就知道了這一消息……世界是因為CNN而得知這一消息的，我想那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新聞成就了吧。

(引自Volkmer，1999: 146)

這種持續(xù)不斷的新聞報道加強了新聞的即時性，同時它也通過目擊者、“突發(fā)新聞”報道減少了事件的接近性。新的新聞類型被包裝，并以一種通訊社式的訂閱方式直接提供給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廣播公司。所以，當CNN國際頻道作為“全球新聞的引導者”出現(xiàn)時并不令人驚訝。它已經開始取代以前那些力圖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球新聞平臺的地方與國內新聞的“聯(lián)系性”模式?！妒澜鐖蟮馈繁闶且焕?。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廣播電視人提交“他們”對某一事件的看法(參見Flournoy，1992; Volkmer，1999)。

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像《世界報道》這樣的欄目形式提供了獨特的全球新聞平臺，這已經開始轉變以前播報“外國”新聞的“聯(lián)系性”模式，這種模式往往為國內受眾將國際新聞“本土化”。這些改革對于CNN國際頻道這樣一個為跨國政策提供政治信息的機構的建立起到了促進作用。在如今的網絡時代，這一平臺仍然被使用著。國家領導人通過它“向全世界”發(fā)表聲明，或者提供罕見的訪談，比如與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訪談。前利比里亞總統(tǒng)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利用CNN向(西方)世界，同時也向美國政府宣布他的辭呈。

因此，在這些連接性網絡中，多樣性因排他主義和普遍主義的新構造得以繼續(xù)加強。而需要說明的是，有的媒體圍繞民主、婦女權利以及生態(tài)等議題，將目標鎖定為特定的跨國群體。這樣一來，它們逐漸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公共領域基礎，甚至動搖了人們所熟稔的“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區(qū)分(Roberts On，1992: 16)。同時也有人認為，以往的全球化進程傾向于將全球文化同質化，這種網絡建設的路徑通過對純正性和身份的加強，使得全球化兩極化。

依我之見，公共空間在某種程度上正融入到全球公共空間之中，并在尋找新的“連接”方式。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媒體的跨國基礎結構中，公共空間(或者，甚至是全球公共空間)這一術語有可能讓人產生誤解，認為它是狹窄地局限于作為社會的民族，以及政治“連接”結構。相反，全球公共空間形成了一種有關政治傳播的新的跨國維度。這一維度影響著民族國家的政治領域。在這里，我們再次引用半島電視臺為例。雖然需要通過非法的衛(wèi)星天線才能接受到半島電視臺的節(jié)目，但它對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話語頗具影響力。

超國家與亞民族的內部結構:連接性的自我參照空間

跨國媒體作為全球公共空間之內的公共機構同樣以一種超國家的模式運行著。它們?yōu)槭澜绺鲊煌囊泼裉峁┓?。這些移民時常緬懷那些自己曾生活于其中的“公共”文化。雖然擁有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但這些亞民族“公眾”卻展現(xiàn)了某種共同的連接性基礎。正如卡斯特爾所說，“這種網絡社會建立的基礎是，大部分個體和社會群體在本土與全球的聯(lián)系上是體系性分離的”(Castells，1996: 11)。在跨國語境下，媒介扮演的角色是，以不同的“自我參照”空間類型和連接性模式，將這些“分離的”個體與社會群體重組。

在網絡社會中，政治信息的流動在超國家和亞民族的維度上，對卡斯特爾(1966)所說的“身份”概念賦予重要的含義，從而以一種新的跨國類同精煉“意義”。可是，媒介作為自我參照的機構所發(fā)揮的作用，即作為全球公共空間中的身份構建(個人的和公共的)和傳播的支撐系統(tǒng)，在國際傳播理論中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認識。盡管網絡提供了交互的空間以及非常特別的信息類型，但跨國電視頻道依然沿著所有不同的連接性模式運行著。這些所謂的“分裂的媒介流”被作為“流亡人群的”媒體加以討論(Cunningham，2001)，并且經常被界定為“政治文化的全球窄播”。吉特林(Gitlin，1998)稱它為亞民族“球體”(sphericals)。哈特利和麥基(Hartley and McKee，2000)則稱之為“不完全的球體”(se Miospheres)?？傊?，這些觀點引起了關于新的媒介所支持的身份認同的有趣討論(參見Cunningham and Sindair，2001)。然而，可以說這種先進的網絡社會的內部結構已經發(fā)展出各種不同的“連接性模式”，與全球公共空間等同。

社區(qū)空間

這種將分散于國際的民族社區(qū)聯(lián)系在一起的模式可以被描述為社區(qū)空間。例如中國中央電視臺四套(CCTV-4)便可以在世界各大洲接收得到。同樣，日本全國廣播公司日本全球頻道(NHK

World TV)和泰國電視臺(Thai TV)也是如此。CCTV-4從中國的國家電視臺收集信息，給世界各地的華人觀眾提供一個“中國全景”。這一模式的其他例子還包括在歐洲廣播的，與不同的阿拉伯國家有關聯(lián)的嶄新的民族國家頻道，例如約旦電視臺(Jordan TV)。來自首爾的阿里郎電視臺向美洲、歐洲、亞洲，亞美尼亞、非洲等地傳送節(jié)目。兩個伊朗頻道——IRIB1和IRIB2，在歐洲、美國和亞洲都可以接收得到。而美國的?？怂剐侣剟t可以用衛(wèi)星在歐洲、中東地區(qū)以及日本接收。

在未來幾年里，這種“社區(qū)空間”的模式將會有更進一步的發(fā)展。例如，中國和法國將共同建立一個面向世界的24小時新聞頻道，建立這些民族國家新聞頻道的目的是為了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和法國關于各種世界大事的觀點與態(tài)度。

除了這些屬于民族國家的頻道，即像在本國政治討論中發(fā)揮“橋梁”作用的國內媒體的國際輸出之外，還有被描述為超國家社區(qū)空間的第二種模式。這些頻道并不以民族國家為本，而是為超國家社區(qū)而建立。比如位于洛杉磯的一個伊朗電視頻道——NITV。NITV的目標是連接居住于世界各地的伊朗同胞從而從“外圍”來影響伊朗的政界。也就是說，盡管在伊朗只能通過非法的碟形衛(wèi)星天線才能接收到它的信號，但這一頻道還是試圖直接影響伊朗的政治活動。通過利用新型的超國家連接模式，這一頻道顯示出在全球公共領域內影響國家政策的潛在力量。這種政治權力的規(guī)模遠遠超過了傳統(tǒng)的“媒介外交”所能達到的程度。

微觀空間領域

在這一去領土化的全球公共空間里，新的信息平臺看起來大部分都出現(xiàn)在世界發(fā)生危機的時刻。盡管在第一次波斯灣戰(zhàn)爭期間，CNN使自己強有力地占據(jù)了新聞的壟斷地位，但如今CNN在世界危機報道中所起的作用(當然它依然發(fā)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已經無法企及前面所達到的那種主導程度。隨著2001年9月11日的到來，像半島電視臺這樣爭奪新聞資源的新的跨國危機平臺出現(xiàn)了。

西方媒體傾向于把半島電視臺稱作全球新聞流動過程中的“阿拉伯之聲”，但是在定居于諸如北美和歐洲等地的阿拉伯觀眾看來，半島電視臺只不過是眾多阿拉伯跨國電視臺中的一員而已。事實上，它是擴大的阿拉伯跨國“微觀領域”的一個組成部分，只不過西方觀眾看到了它在9·11事件和阿富汗戰(zhàn)爭報道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而以前的情況是，跨國電視臺試圖吸引世界范圍內盡可能多的受眾，而這些“微觀領域”空間只在特定的政治、文化或者其他特定的跨國微觀領域空間中運作。

目前，在世界各地的阿拉伯社區(qū)所形成的公認的“微觀領域”空間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除了在阿拉伯媒介中帶有一些“自由”之音色彩的半島電視臺外，其他的阿拉伯電視臺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紛紛建立起來。其中包括來自英國倫敦的MBC，即中東廣播中心。事實上，MBC是最早的阿拉伯跨國電視頻道。其新聞報道多持保守的態(tài)度。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半島電視臺可以被看作是對保守的阿拉伯國家電視頻道的一種抗衡。它作為一個跨國運作的電視頻道，已經(通過“現(xiàn)場”訪談、電視Callin節(jié)目等)“從外圍”改變了阿拉伯世界的新聞報道。

在阿拉伯世界，半島電視臺的新聞報道觀點備受爭議。它曾經冒犯過許多并不認同其報道議程的阿拉伯世界的政府。比如科威特，它關掉了半島電視臺在當?shù)氐霓k事處，并對該電視臺針對其發(fā)表的反對言論發(fā)出了警告。約旦亦是如此，它甚至還召回了其駐卡塔爾的大使。這些行動的原因主要都是對內的:例如，約旦的行動緣于半島電視臺的一檔談話節(jié)目。這檔節(jié)目對約旦和以色列在簽署1994年和平條約之前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其他的例子，比如沙特阿拉伯，據(jù)稱其因半島電視臺在一則報道中批評沙特阿拉伯王國的創(chuàng)始人而撤回了其駐卡塔爾的大使。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當這些分裂的信息“流”在全球公共空間里得到加強并向人們提供“真實的”反饋與信息時，微觀領域空間便在世界的危機時刻占據(jù)了顯著的地位(參見Volkmer，2002)。半島電視臺英文網站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該網站是為了與CNN的網站爭奪英語世界的受眾而建立起來的，在伊拉克戰(zhàn)爭中多次遭到美國黑客的劫持。這一持續(xù)數(shù)周的信息戰(zhàn)顯示了其更加激進的潛力。只要半島電視臺把平民受害者的圖片發(fā)到這一網站上，便會遭到黑客的劫持，而這些圖片也將會被不同的美國圖片，諸如一面美國國旗和寫著“讓自由之鐘響起”的圖片所取代。雖然其他的電視頻道通常受到阿拉伯觀眾所在的位置和可利用的衛(wèi)星“覆蓋區(qū)域”的限制，但它們也同樣在這個微觀領域中運行著。

有趣的是，半島電視臺在阿拉伯世界的成功(該電視臺擁有4千4百萬觀眾)，也包括因其“自由”新聞而受到的質疑，促成了這一去領土化空間里不同跨國電視頻道的誕生。Al Arabya阿拉伯語頻道建于2003年2月，即伊拉克抵抗宣言正式發(fā)布不久。它從屬于MBC，直接與半島電視臺競爭。在備戰(zhàn)的幾個月里，CNN通過一個阿拉伯語網站也開始參與到阿拉伯世界的微觀跨國領域。此外，20個特定的阿拉伯國家電視頻道也通過Eutelsat衛(wèi)星系統(tǒng)被原汁原味地傳送到歐洲的阿拉伯觀眾那里。而最近，美國國務院創(chuàng)辦了薩瓦(Sawa)廣播電臺和一份雜志，專門針對于這一微觀領域18～35周歲的青年受眾。

在阿拉伯世界成為全球最先進的微觀空間領域的同時，其他的微觀領域也呈現(xiàn)了出來。前面所提到的中國便是這樣一種微觀領域。不過，這里我們要提到一個更廣泛的微觀領域。這一微觀領域是為了全球最大的移民群體——印度僑民的共同利益而建立起來的。ZEE TV主要提供娛樂和音樂節(jié)目。在美國，ZEE TV同樣使用英文字幕以吸引當?shù)氐挠^眾(參見Thussu，2000: 198)。

話語空間

全球公共空間中，政治媒體的基礎結構不僅會帶來亞民族話語，而且也會在不同層面上影響民族國家政治領域?？鐕襟w的注入改變了新聞行業(yè)的形式，并為其建立起了新的“共向”模式。雖然1992年針對歐洲公共服務電視臺的記者們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他們是通過觀看CNN來了解世界所發(fā)生的事情的，但如半島電視臺這樣的信息源更有可能被作為世界各地相關新聞的指示器。這些跨國媒體對國內新聞議程所產生的影響值得深思。

在阿拉伯國家，新聞媒介的言論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而俄羅斯對“話語空間”的控制亦是如此，只不過程度較輕一些。如果有需要的話，這些國家將會對該國媒介內容進行審查，并攔截和中斷其衛(wèi)星發(fā)送。在諸如美國這些國家，“國際新聞”通常都是圍繞著美國的行動以及海外利益(甚至CNN的國內新聞也主要集中于美國的雙邊活動)。而所謂的“海外”頻道，比如BBC美國，正在塑造著國內的新聞議程。“我們的新聞議程是不同的”，一位BBC的高級記者如是說，“我們好像是透過窗子觀看的局外人，可能這會對美國的觀眾具有巨大的價值”(引自Burt，2003: 2)。“美國的媒介，”他補充道，“都不愿意自己的新聞報道令布什政府不安，因為它們需要考慮翹盼已久的媒介所有制改革?！倍喾吹氖牵珺BC“將充分利用這一趨勢，并聲稱‘長篇累牘’式的新聞的存在是必要的:無論是來自于巴士拉還是柏林的新聞及其詳解”。BBC將在美國開播一個24小時的新聞頻道。而與此同時，其他針對西班牙語公民(其為美國最大的少數(shù)民族群體，有3千7百萬個家庭說西班牙語)的亞民族節(jié)目也已經發(fā)展了起來。NBC于2002年10月收購了西班牙語電視頻道Tele Mundo。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印度，建立起了新的國內新聞頻道以平衡跨國媒體(比如CNN和BBC)的新聞報道。在印度，全國廣播公司Doordarshan開播了一個24小時的新聞頻道。在歐洲創(chuàng)辦了EuroNeWs，為人們提供了一種不同于CNN的歐洲的國際視角。

全球的連接性與對于意義的尋求

上述這些連接性模式似乎表明，全球公共空間絕不是“普遍的”或“世界性的”，而恰恰相反，其變得越來越“特殊”和“碎裂”。它不是一個開放的、“均質化”的領域，也不是毫無意義的“世界公民身份”與“全球市民社會”。依我看來，全球公共空間更多地是“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它一方面建立在跨國媒體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礎之上。這兩個“基礎”都與各種制造自我參照的“真實”與“意義”的連接性模式有關。

盡管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中，“意義”被民族國家所限定，但對網絡社會中意義的尋求依然被定位在生活世界之上。生活世界滲透著各種反向的、多視角的全球政治新聞流，它們構成了個體的新聞議程以及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綜合看法(即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這是些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依靠這些概念來調整我們的“行動”和“參與”。

人們的私人“生活世界”從來沒有如此直接地受到利用地面、電纜以及衛(wèi)星傳送信息的跨國政治媒體的侵入。正如卡斯特爾(Castells)所說，“市民社會在收縮和脫節(jié)，這是因為全球網絡的權力制造邏輯與特定社會文化的關聯(lián)和表現(xiàn)邏輯之間不再存有連續(xù)性”(Castells，1996: 11)。他說，對于意義的尋求“發(fā)生在圍繞公共原則的身份保護的重構之中”(Castells，1996: 11)。換句話說，它將在超國家與亞民族的“連接性”動態(tài)之中，即在全球公共空間與生活世界之中被發(fā)現(xiàn)。庫姆爾(Kumer)在分析印度和巴基斯坦時說，“‘網絡’社會也是過渡性的”，差不多所有的過渡社會都可能具有“網絡社會”的某些特征(Kumer，2003: 42)。

然而，依我之見，全球公共空間與生活世界之間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在媒介被嚴格控制的國家，比如伊朗，碟形衛(wèi)星天線被官方禁止，以防止人們受到國外政治的影響而對抗本國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那么它們就被藏匿在“一扇窗戶之后或院子里某些準備好了的花樹之中”(Mass，2003: 12)。更確切地說，就是外面的觀點(來自于CNN、MBC以及半島電視臺的觀點)作為一種更讓人信賴的“意義”(甚至是對于“到底發(fā)生了什么”這一問題的“真實性”)資源為“里面的”觀點，即國家媒體或者政府宣言，提供了參考框架。在以市場為基礎的多元化模式國家(比如美國)，以及以公共服務廣播為基礎的國家(比如英國)，跨國媒體的反向流動增加了在生活世界尋求意義以及“世界導向”的壓力。正如一位居住在美國的埃及人所陳述的:“你不能相信任何電視臺……當你看半島電視臺時，你看到的是他們對人民做了什么，而不是軍隊做了什么。半島電視臺呈現(xiàn)的是美國不好的一面。而CNN則向你展現(xiàn)了伊拉克政府罪惡的一面。我看CNN，沒人被殺。而我看半島電視臺——那簡直就是一場悲劇?！?引自Roumani，2003)

政治信息的流動為生活世界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全新的辯證過程，它為“世界”的意義提供了參考框架。在生活世界中，建立在這種辯證的相關性政治基礎之上的危機傳播可能會在將來變得非常極端和激進。在伊拉克戰(zhàn)爭期間，我們已經通過半島電視臺英文網站不斷被劫持這一事實，目睹了這樣的一種“極端化的潛能”。另外的一個例子是CNN試圖展示巴勒斯坦自殺性襲擊的雙方。CNN在美國采訪了一位自毀性轟炸員的父母。而當CNN播出該訪問時，以色列對位于亞特蘭大的CNN發(fā)出了威脅，要求其把CNN國際頻道的衛(wèi)星信號從以色列移開。沒有哪個國家會對這些爭論無動于衷，而且它們也一定會在未來的幾年里變得更加白熱化。因此，研究這些新的發(fā)展，并構建一個新的全球傳播的框架結構是傳播媒介研究的一項任務和責任。

參考文獻

Boyd-Barrett，O．and Rantanen，T．(eds)(1999)The Globalization of NeWs．London:Corwin Press．

Burt，T．(2003) Trustme，I’m British，F(xiàn)inancial Times，19 July，W1/ W2．

Cardos O，F(xiàn)．H．(n．d．) UN debate on global civil s Ociety，see http:// www．un．org/reform/pdfs/cardos Opaper13june．htm．

Castells，M．(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 Ociety．Oxford: Blackwell．

Clausen，L．(2003) Global NeWs Production．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Cunningham，S．(2001) Diasporic Media and Public Sphericules，in K．Ross(ed．) Black Marks: Minority Ethnic Audiences and Media．Aldershot: Ashgate，pp．177-194．

Cunningham，S．and Sinclair，J．(eds)(2001)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n Diasporas．Lanham，MD: Rowman＆Littlefield．

Curran，J．and Park，M．-J．(eds)(2000)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lournoy，D．(1992) CNN World Report: Ted Turner's International NeWsGroup．London: John Libbey．

Gitlin，T．(1998) Public Sphere or Public Sphericules? in T．Liebes and J．Curran(eds) Media，Ritual and Identity．London: Routledge，pp．175-292．

Habermas，J．(199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 M IT Press．

Hartley，J．and McKee，A．(2000) The Indigenous Public Sphere: The Reporting and Reception of Aboriginal Issues in the Australian Medi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mar，K．(2003) India and Pakistan: From Transitional to NetWork

s Ocieties? Development，46(1): 41-48．

Lasica，J．D．(2002) Blogging as a Form of JournalisM，in R．Blood(ed．) We’ve Got Blog．How Weblogs are Changing our Culture．Cambridge，MA: Perseus，pp．163-170．

Maass，M．，Riviera，D．and Hofman，A．(2005) Mexico，in: I．Volkmer(ed．) NeWs in Public Me Mory．NeW York: Peter Lang．

Neuman，J．(1996) Lights，Camera，War: Is Media Technology Driv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Nye，J．(2003)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ins On，P．(2001) The Orizing the Influence of Media on World Politics: Models of Media Influence on Foreign Policy，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6(4):523-544．

Robins On，P．(2002) The CNN Effect: The Myth of NeWs，F(xiàn)oreign Policy and Inter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Rawnsley，G．D．(1996) Radio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The BBC and VO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 Macmillan．

Ries Man，D．(1970) The Lonely Crowd．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umani，R．(2003) ONeWar，tWo Channels，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section“Voices”，online edition http://www．cjr．org/ year/03/3/roumani．asp May，June．

Seib，P．(1996) Headline Diplomacy: How NeWs Coverage Affects Foreign Policy．Westport，CT: Praeger．

Stevens On，R．L．and Cole，R．(1984) Patterns of Foreign NeWs，in R．L．Stevens On and D．L．Shaw(eds) Foreign NeWs and 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Ames，Iowa: The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44-47．

Tehranian，M．(1999)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Domination，Development and Discourse．Boulder，CO: Lynne Rienner．

Thussu，D．(200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London:Arnold．

Volkmer，I．(1998)“Hic et nunc”von Nachrichtengenerationen:berlegungen zu der Kategorie des‘Da-seins’aus der Sicht globaler Ph－nomenologie，in Hug，T．( ed．) Technologiekritik und Medienp－dagogik．Zur The Orieund Praxiskritisch-reflexiver Medienkommunikation．Hohrengehren: Schneider．

Volkmer，I．(1999) NeWs in theGlobal Sphere．A Study of CNN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Communication．Luton: 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

Volkmer，I．(2002)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Crises in the Global NetWork s Ociety，in B．Zelizer and S．Allan(eds) JournalisM After Septe Mber 11．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pp．235-246．

【注釋】

(1)在這一討論中，我需要對“民族”和“國家”政治領域進行區(qū)分。民族政治領域是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之上的，即“民族”和某種共同的“人民”身份之上的。而國家政治領域則是建立在政治權力和政府勢力的基礎之上的(比如集權國家)。

(2)大眾媒介越來越強大的影響力以及“二戰(zhàn)”后不同國家從傳統(tǒng)社會向大眾消費社會(Ries Man，1970)轉變的社會過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大眾媒介同樣發(fā)揮著主要的作用)給哈貝馬斯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正是基于此種印象，哈貝馬斯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這一基本分析。近幾年來，他對其中的某些觀點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