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近現代（20世紀初至1949年10月）的新聞編輯學研究

（一）萌芽階段

1.譯著期（20世紀初）

我國關于新聞編輯學研究的發(fā)軔在20世紀初的譯著。雖然世界上最早的報刊出現在中國，但近現代意義上的報刊則始自西方。世界范圍內的新聞學研究始于19世紀末，因此我國新聞編輯學的研究路徑先迻譯西著，而后方自我著述。190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日本學者松本君平的中文譯本《新聞學》。此書的日文原版出版于1899年。松本君平的《新聞學》認為，新聞學由采訪、寫作、編輯、評論與發(fā)行五個部分組成。1913年，美國記者休曼的《實用新聞學——最佳辦報完全手冊》中文版問世。該書的英文版于1903年面世，其中關于新聞報道標題的重要性與制作要點屬于新聞編輯學的研究范疇。

2.我國作者自我研究的萌生（20世紀10年代）

徐寶璜的《新聞學》最初于1918年發(fā)表在《東方雜志》上，原名《新聞學大意》。1919年第四次修訂稿名為《新聞學》，由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出版。1930年該書再版時更名為《新聞學綱要》。《新聞學》與新聞編輯學相關的主要內容有：一是主張新聞報道與意見相分離^[38]；二是編輯如何處理突發(fā)性新聞，“遇新聞眾多時，或遇版已排正，忽有二三欄之要聞，突然而至時，不妨刪去數新聞的‘詳記’（指的是報道中第一段之外的諸段落）之一段落或全部，以使版可排正，且將新至新聞，全行入排”。

（二）成長期（1922年至1949年10月）

1922年至1949年10月屬于我國新聞編輯學的成長期。在這一時期，我國的新聞工作者與學人對新聞編輯學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討，雖然其系統(tǒng)性、理論深度均有不足之處，但緊扣新聞實務的基本精神與研究路徑是值得肯定的。在這一時期，以下幾位探討者作出了較為突出的貢獻，不容忽視。

1.任白濤

任白濤，1922年11月以杭州“中國新聞學社”的名義自費出版了《應用新聞學》一書。不過，該書實際是以日本人杉村廣太郎（即楚人冠）的《最近新聞紙學》為藍本編譯而成的。

《應用新聞學》是中國人自己撰寫的第一本應用新聞學著作。該書共四篇，其中第四篇內容比較詳細，專述新聞編輯工作，但以報紙編輯工作為主。其論述的四個要點^[39]如下。第一，論述了編輯的作用。任白濤認為編輯有四個作用：①訂正事實謬誤（真實性）；②修正記事形式（寫法）；③準確使用標點符號；④消除不實廣告。第二，論述了標題的用法。①要采用實題，批評中國當時報紙標題主觀議論多，信息量不足。②主張對重要或復雜的新聞事實，新聞報道的標題可以采用多行標題，批評我國報紙標題“向皆不知標題之妙用，更不注重‘側標題’（指‘輔題’）”。第三，論述了版面編排應該遵循的原則。①“定讀性”原則。讀者每日讀報有自己的習慣，故辦報應有“約會意識”，版面、欄目宜相對穩(wěn)定。②不濫用大字與標題，以免版面駁雜，混淆讀者視線，不利于讀者閱讀。③注意版面的有機組成，講求視覺和諧。第四，論述了版面經濟說。日本《東京朝日新聞》每版所能夠容納的字數遠多于中國上海的《時事新報》^[40]，主張我國報刊應該注意減少版面上的空間浪費。

1926年、1928年出版的周孝庵的《如何編輯新聞》、張九如等的《新聞編輯法》（中華書局版）論述的也是報紙編輯工作。

2.郭步陶

1933年，郭步陶的《編輯與評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共197頁，論述的主要內容為：編輯的條件，純新聞與非純新聞之編輯，突發(fā)新聞與非突發(fā)新聞之編輯。郭步陶生卒年不詳，四川隆昌人，1911年任《申報》編輯，1917年入《新聞報》任編輯主任，并擔任主筆。^[41]

3.李次民

1949年3月，李次民的《編輯學》由廣州自由出版社出版。該書主要介紹報紙編輯活動。作者李次民為廣州大學新聞系教師。

李次民的《編輯學》是世界上第一本以“編輯學”命名的圖書。

4.鄒韜奮

鄒韜奮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杰出傳媒編輯工作者，其編輯思想與韜奮精神息息相關。那么，什么是韜奮精神？讀書界認為是竭誠為讀者服務，新聞界認為是力主言論自由，政論界認為是愛國主義。但是，也有人認為韜奮精神是為真理而戰(zhàn)斗不屈。^[42]

新聞學學界的看法可以單波為代表。單波認為，韜奮編輯思想的核心是為了讀者。其具體表現為：一是編輯工作要以為農工服務為主；二是刊發(fā)的文章要與群眾關心的問題有關；三是文風通俗；四是設立讀者信箱；五是依靠社內的員工辦報辦刊。^[43]對媒體的出版工作而言，受眾是重要的服務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