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萬寶

大凡到過紹興，或熟悉紹興文化的人都知道，在紹興市區(qū)西南二十余里處的蘭渚山下，有一座聞名遐邇的古跡遺存——蘭亭。據(jù)說，它就是當年王羲之舉辦雅集寫下千古絕唱《蘭亭序》的地方。而今，蘭亭已成為吸引四方游客觀賞、盤桓的風景名勝，成為無數(shù)文人書家朝夕神往的“中國第一書法圣地”。

然而，在一些書法學者與歷史學者的筆下，蘭亭遺址的具體地點卻有著多種不同的看法。

日本學者鈴木春彥撰《〈蘭亭序〉的八大疑問》認為——真正的蘭亭遺址當在“會稽山幽深處”：

從《蘭亭序》文中“會稽山陰之蘭亭”看，稱蘭亭之處乃（位）于會稽郡山陰縣。但是，若追尋當時蘭亭的遺址，那現(xiàn)在已不復存在了。不僅如此，所謂“蘭亭”，無論是其自身的由來，還是帶有特定建筑物上的意義，我們總是不能明確當時的記錄。不過，按文章“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載，想像蘭亭應該座落在會稽山幽深處。當然，現(xiàn)在的蘭亭是為了清代乾隆帝南巡而營造的，不屬于王羲之時代的建筑物。這是眾所周知的。⁽¹⁾

鈴木春彥所說“若追尋當時蘭亭的遺址，那現(xiàn)在已不復存在了”當然正確，由于水文地理的巨大變遷，加之沒有具體詳盡的說明文字予以如實描寫（王羲之《蘭亭序》雖有環(huán)境描寫，但比較籠統(tǒng)，帶有不確定性，而且文學色彩濃郁，難免存在想像、夸張成分，一如蘇東坡游黃岡赤壁之后，作“亂石穿空，驚濤裂岸”詞句，可事實上并沒有該景觀），亦未請一位擅長丹青的畫家予以逼真圖繪，那時又沒有照相術的發(fā)明，今人無論如何也難以確指雅集的具體地點所在。因此，今人探尋蘭亭遺址只能憑有關文獻記載或水文變遷資料進行大致之推測。但“大致之推測”也存在一個可信度的問題，若合情合理則易引起讀者共鳴，否則，讀者就不會予以認同。鈴木春彥的“大致之推測”即不具備多少可信度，因他所“想像”的真正的遺址當在“會稽山幽深處”，所據(jù)只是《蘭亭序》中的一個文學性描寫——“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文學性描寫可作參考，但將之視為唯一的證據(jù)則未免失之偏頗，“說了”等于“沒說”。至于鈴木春彥認定“現(xiàn)在的蘭亭”是“為了清代乾隆帝南巡而營造的”，則既非“眾所周知”，更遠離事實。要知道，乾隆到蘭亭之后，看到了他的祖父康熙所書《蘭亭序》被刻成巨碑矗立其中，欣然提筆寫下《蘭亭即事》七律一首，命人刻于祖父碑書的背面，這就是今天依然完好保存著的蘭亭三大碑刻之首——“祖孫碑”（又叫“御碑”）?？梢姡谇〉健艾F(xiàn)在的蘭亭”之前，蘭亭早已存在于世了，充其量，為了迎接乾隆的御駕，當?shù)毓俑R時籌資對原有設施進行了一次大維修而已。

關于“現(xiàn)在的蘭亭”始于何時，朱關田的看法是康熙年間，他在《古蘭亭小考》⁽²⁾中寫道：“今蘭亭，系康熙三十四年宋駿業(yè)所建，距宋蘭亭二里許”、“至康熙三十四年，因得御書《蘭亭序》，宋駿業(yè)等勒石于天章寺側(cè)，上覆以亭。三十七年復得御書‘蘭亭’二大字，勒石筑亭，以祈永久。前疏為曲水，后起右軍祠堂，并種修竹千竿，使之環(huán)繞左右，以合當年景象?！倍陉悩蝮A筆下，“現(xiàn)在的蘭亭”的起始時間又被提前了，他認為：“直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紹興知府沈又在故天章寺以北擇地重建。此次重建，實際上已非宋代故址，據(jù)明末人張岱云：‘因此地有池，乃構亭其上，甃石為溝，引田（水）灌入，摹仿曲水流觴，尤為兒戲?！侍m亭其址至此又一變。沈重建蘭亭后，雖歷經(jīng)重修，但亭址從此再沒有變遷了。歷次重修中，康熙三十四年（1695），‘奉敕重修’，規(guī)模較大。據(jù)嘉慶《山陰縣志》卷七所記：‘有御書《蘭亭序》，勒石于天章寺側(cè)，上覆以亭，三十七年復御書“蘭亭”二大字懸之，其前疏為曲水，后為右軍祠，密室回廊，清流碧沼，入門架以小橋，翠竹千竿環(huán)繞左右?！@就是今蘭亭的整個結構布局?！?sup class="calibre20">(3)

對蘭亭遺址之謎的探尋，我們覺得，盛鴻郎與邱志榮兩人做得較為深入、細致，他們的觀點不同，但依據(jù)的都是相對可靠的古籍以及地形、地質(zhì)和水文資料，故爾，我們將在如下篇幅作重點介紹。

盛氏是一位水利專家，直接參與過“現(xiàn)在的蘭亭”地區(qū)的水道改造工程。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根據(jù)有關史料和親身經(jīng)歷，撰寫了一篇專題論文《蘭亭原址與蘭渚湖遺址考》⁽⁴⁾，結論是：

1．蘭亭原址應具有地屬山陰，既有“崇山峻嶺”，又有“茫茫原疇”，且有南澗、東谷地形，兩溪“映帶左右”，位于“津梁”之旁，與蘭渚山有關等特征。

2．《水經(jīng)注》的記載，既提供了史實，又引起了分歧。與上述特征對照，否定了天柱山南的說法。從《水經(jīng)注》記述的順序，及蘭上里至南宋尚存，并與苦竹里相近，句踐種蘭記載，古為重要陸道等（情況綜合考察），認為蘭亭原址應在今蘭亭江上。

3．通過今蘭亭地形與應有特征對照，及蘭渚山位置的考證，認為（蘭亭）原址應在今新橋頭村南附近。

4．通過對“蘭亭古池”及“古塘”的考證，認為現(xiàn)蘭亭大門的（西側(cè)）土堤是原蘭渚湖的大壩，該湖建于晉太元十三年（388）稍后，廢于唐末宋初之間。由于該湖的興廢，在不到200年的時間中，引起了“移亭在水中”、“起亭于山椒”（即《水經(jīng)注》“湖口有亭”之說）、天章寺建宋蘭亭等一系列遷移之舉。由于泥沙淤積侵廢鑒湖及三江閘的建成，又為湖口蘭亭的重建創(chuàng)造了條件，且1445年來，再無大的變遷。

同盛氏一樣，邱氏也是紹興的一位水利專家。他于2008年推出專著《紹興風景園林與水》⁽⁵⁾，其中用了5000余言篇幅探討蘭亭遺址的確切地點問題。不同于盛氏的“上移”（比“現(xiàn)在的蘭亭”上移了二里左右）說，邱氏持的卻是“附近”（即當年曲水流觴處就在“現(xiàn)在的蘭亭”附近）說：

蘭亭江至西長山（即“現(xiàn)在的蘭亭”景區(qū)入口處西側(cè)一段狹長土丘，又稱之為“錫杖山”——引者按）在20世紀70年代末截直改造之前，過此段溪水呈“之”字型彎曲，之南溪水有寬闊之水體，并且西長山壩腳蘭亭溪水兩岸具備列坐其次的條件，身臨其中可見崇山峻嶺之奇觀；蘭亭江一帶山麓多產(chǎn)竹，又可見茂林修竹景色。因之沿蘭亭江從西長山西壩頭東折至木魚山（位于“現(xiàn)在的蘭亭”景區(qū)入口處東側(cè)約100米處——引者按）東西約250米段，以及此段再上下游200米段，應為王羲之“曲水流觴”所在地。此與唐人“宛是崇山下，依然古道邊”、呂祖謙《入越錄》“斟酌當是寺前溪”、劉宰《過蘭亭》詩“茂林修竹翠參天，一水西來尚折旋”、張岱《古蘭亭辨》“乃于天章寺前，得一平壤之地”，均是相符的。

反復閱讀盛、邱兩人的考證文字，我們感到，邱氏的觀點更令人信服一些。

首先，從運用文獻資料來看，他們都十分重視南朝人酈道元《水經(jīng)·漸江水注》中的一段記載：“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shù)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勖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廙之（一作‘王凝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钡⑹现蝗∑渲械摹昂谟型?，號曰蘭亭”，推測蘭亭遺址當在“湖”之入口處，這個“湖”就是被他視作“蘭渚湖”的古塘。他對其中的“湖南有天柱山”則不予認同，覺得那是酈道元的“誤記”，因為天柱山亦位于他所推測的蘭亭遺址東北方向二十多里處。然而，我們在此卻要不無遺憾地指出，盛氏這種對待文獻資料的態(tài)度與方法太實用主義了。本來，酈道元的這段完整記述不足百字，盛氏竟然根據(jù)“自己的需要”把它割裂開來，凡符合其推測者則拿來作證據(jù)用，凡不符合其推測者則說成“錯的”棄之一邊（與此做法相同，盛氏還認為“現(xiàn)在的蘭亭”西面南北走向的“蘭渚山”非“蘭渚山”，真正的“蘭渚山”當為“新橋頭村南”東西走向的那座山），試想，這能令人信服么？古人所言所記不盡然全對，實事求是地予以分析當然是需要的。問題在于，以之作“文獻證據(jù)”時，前提必須統(tǒng)一，即要么認定它是可信的，要么認定它是不可信的。認定它是可信的，則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可取”；如果說它不可信，則其中任何一句話都“不可取”。這里，不存在什么“有的可取”、“有的不可取”。其實，當你運用文獻資料作證據(jù)，覺得“有的可取”、“有的不可取”之時，恰恰表明你的基本觀點“錯”了或者尚處于“假想”階段。所以，我們認為，盛氏的“新橋頭村南”遺址說，無論如何都難以成為人們公認的“定論”。

與盛氏相比，邱氏對文獻資料的解讀就顯得智慧、圓滿一些。邱氏是在“基本肯定”（之所以說“基本肯定”，是因為邱氏亦認為：“酈道元未到過會稽，《水經(jīng)注》多根據(jù)文選［‘選’是否‘獻’之誤？——引者按］記載或傳說以水為主線記述紹興歷史文化，只是大致方位，位置不一定很正確?！?sup class="calibre20">(6)）的前提下，把酈道元的記載作為證據(jù)運用的，只是給予了自己的獨特解讀而已。他認為，“湖南有天柱山”之“湖”指的即是古鑒湖，“天柱山”就在古鑒湖的“南”邊；“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這個“湖”指的也是古鑒湖，這個“蘭亭”不是特指后人所稱或后人心目中的永和雅集之遺址，而是泛指一個古地名，從山陰城到諸暨的古道，越國時就存在。至于酈道元下文所及之兩“亭”（“王廙之移亭”之“亭”和“起亭于山椒”之“亭”），則轉(zhuǎn)向特指“亭臺”之“亭”（為登高望遠而建），與后人所稱或后人心目中的永和雅集之遺址并不存在多少關系。在邱氏看來，王羲之當年修禊雅集行曲水流觴之樂的地方，是沒有“亭臺”之“亭”的，那里只有平坦的河床，小溪從河中曲折穿過（三月之初非汛期，汛期一到，小溪便要隱而不見，為洶涌的洪水所取代），人們分坐小溪兩側(cè)，離下游的鑒湖入口處（在今分水橋以下）不過一二里之遠而已。顯然，通過這種思路得出的結論，讓人感覺要可信得多。

其次，在運用“實物”資料方面，他們都注意到了“古塘”之存在。對古塘，盛氏采用了《嘉泰會稽志》的說法，認為古塘由謝輶于晉太元十三年（388）稍后主持修建，“現(xiàn)在的蘭亭”大門西側(cè)之西長山即為當年之塘壩，該塘壩潰決于唐代末年至北宋初年間，修建的目的是灌溉“茫茫原疇”。然而，在我們看來，東晉時，古塘以下一二里即是浩淼之鑒湖，周邊縱有“茫茫原疇”，有鑒湖足可得到灌溉之保障，又何必要耗費人力、占用那么多的良田，來修筑一個實際上并不需要的古塘呢？原來，盛氏之所以要肯定古塘存在，無非為了借機視古塘為“蘭渚湖”，把蘭亭遺址上移到“新橋頭村南”的“南澗”之濱，以吻合于酈道元的“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之說。

同盛氏一樣，邱氏也肯定了古塘的存在，認為西長山就是當年的塘壩。不同之處在于，邱氏認為古塘的存在是個更古老、更悠久的存在，大約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越國時期修建而成。塘壩修建的目的有三點，即御咸（擋住海水漲潮上湮）、蓄淡兼灌溉（這個“灌溉”只是對古塘周邊極少數(shù)良田的灌溉）。證據(jù)在于20世紀70年代末蘭亭江截直開挖西長山西側(cè)下面的河道時，人們發(fā)現(xiàn)了很厚的泥炭層，而泥炭層正是當年紹興平原的一些淺湖及沼澤地植物沉積腐變的結果。后來（東晉之前），因海平面退縮，御咸、蓄淡兼灌溉的功能喪失，為了交通之便利，人們便將西長山東段刨平，古塘隨之變成可耕田地。邱氏把古塘修建時間推前，用意雖未明說，但客觀上已推翻了盛氏的“新橋頭村南”遺址說。試想，古塘于東晉之時已成廢塘，“蘭渚湖”并不存在，又何能把酈道元的“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之說引作自己的立論依據(jù)呢？相形之下，倒是邱氏“古塘塘壩上下”遺址（跟“現(xiàn)在的蘭亭”差不多）說，更吻合于酈道元所述“湖口有亭，號曰蘭亭”，當然，這個“湖”指的是古鑒湖，而非早已成為子虛烏有的“蘭渚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已不難看出，“現(xiàn)在的蘭亭”雖然不是當年王羲之舉辦雅集活動的“確切具體遺址”，但作為“大致遺址”卻不容置疑，而且這“大致遺址”的誤差僅在數(shù)百米的范圍之內(nèi)。故爾，今天的人們把“現(xiàn)在的蘭亭”，當作紀念王羲之舉辦永和雅集、寫下《蘭亭序》的“中國第一書法圣地”，是有充分理由的。

為了進一步說明“現(xiàn)在的蘭亭”就是當年王羲之雅集的“大致遺址”，我們不妨將與此有關的文獻記載臚列如下（上文已引者則從略）：

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東晉王羲之《蘭亭序》）

山陰縣西有亭，王右軍所置，曲水賦詩，作序于此。（《舊經(jīng)》）

羲之雅好服食養(yǎng)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并筑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于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晉書·王羲之傳》）

蘭亭，山陰漢舊縣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唐杜佑《通典》）

山陰有王逸少蘭亭。（《唐郡國志》）

蘭亭山在越州西南二十里。（《元和郡縣志》）

越州蘭亭，王逸少會處。（《十道志》）

山陰郭西有蘭渚，渚有蘭亭。王羲之所謂曲水之勝境，制序于此。（《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六引顧野王《輿地志》語）

天章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蘭亭。至道二年二月，內(nèi)侍高班內(nèi)品裴愈奏，昨到越州，見王羲之蘭亭、曲水及書堂舊基等處?！m渚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王右軍墨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右軍鵝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蘭亭古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王羲之修禊處。……蘭渚山在縣西南二十七里。（《嘉泰會稽志》）

蘭，《越絕書》曰：句踐種蘭渚山?！杜f經(jīng)》曰：蘭渚山，句踐種蘭之地，王謝諸人修禊蘭渚亭。（《會稽續(xù)志》）

山陰天章寺，即逸少修禊之地，有鵝池、墨池，引溪流相注。（北宋華鎮(zhèn)《蘭亭記》。后人引用或作《華鎮(zhèn)記》）

越州山陰有蘭渚、鑒湖。（《三朝國史》，南宋桑世昌《蘭亭考》輯錄）

十里含暉橋亭，天章寺路口也。遂穿松徑至寺，晉王羲之之蘭亭?！煺滤拢w王羲之之蘭亭。右軍書堂百余步至曲水亭，云是羲之鵝池、墨池。曲水蜿蜒，必非流觴之舊，歲久失其處耳。（南宋呂謙《入越記》）

紹興郡西南二十五里，蘭亭在焉。郡守吳江沈侯省方出郊，得其故址于荒墟榛莽中。（明文征明《重修蘭亭記》）

古蘭亭在崇山下，去今亭二里許。流觴之跡，農(nóng)人墾之成田。明萬歷中，徐有楨明立石柱以表之，蓋是亭之遷徙多矣?！粍t是石柱者，宋蘭亭，非古蘭亭也。蓋自天水諸君嗜翰墨，始有天章寺以護此亭。（清全祖望《宋蘭亭石柱銘》）

或云蘭亭非右軍始，舊有蘭亭即亭堠之亭，如郵鋪相似，因右軍禊會，遂名于天下。（清于敏中語，《浙程備覽》輯錄）

辛未之春，高增奉郡伯檄，委繪越州各圖景，并查名山勝跡，爰攜陸子辛崖，出常禧門登舟。……不覺身至蘭亭矣。（清吳高增《蘭亭志》）

雖然我們根據(jù)前人研究成果，確認“現(xiàn)在的蘭亭”就是當年王羲之雅集活動的“大致遺址”，但我們還必須澄清如下幾個相關問題，否則，蘭亭遺址之謎仍然說不上已經(jīng)得到徹底破解。

其一，關于《蘭亭序》“會稽山陰”的所指問題。

王羲之《蘭亭序》開篇即寫道：“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對其中“會稽山陰”的具體所指，陳橋驛認為——“這話可作兩種解釋，一種是蘭亭在會稽郡、山陰縣，另一種是蘭亭在會稽山北。對于蘭亭的地理位置，這兩種解釋都是對的，但都不夠明確?！保ā短m亭及其文獻》）然而，我們覺得還是取前一種解釋準確些，因為永和九年，王羲之正在會稽內(nèi)史任上，三月三日那天，為修禊一事，他由“郡”到“縣”再到“蘭亭”，行政區(qū)劃空間由大而小，“行程”歷歷在目，目的地亦交待得一清二楚，這種記敘可謂最自然不過。若采用第二種解釋，則未免“太泛化了”，讀者讀后對具體空間方位還是模模糊糊，畢竟會稽山作為一座山脈，綿延數(shù)十里，其北面又是何其大的空間?。『螞r，從實際情形來觀察，蘭亭又并非位于會稽山脈的北部，而地地道道位于會稽山脈的西部（二十多里處）哩！

其二，關于“蘭渚山”的位置問題。

如上所引，《嘉泰會稽志》認為“蘭渚山在縣西南二十七里”，與所記“蘭亭古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王右軍修禊處”同時，于是，盛鴻郎便推算“現(xiàn)在的蘭渚山”非真正的蘭渚山，真正的蘭渚山位于其南部的“新橋頭村南”，呈東西走向，北面為陰，適合蘭花之生長，而與《越絕書》所載越王種蘭于此山相一致，當年王羲之就是在它的山麓下舉辦修禊活動的。事實上，這種推算僅為出于“遷就”自己“假想”的一廂情愿，是對約定俗成或文獻記載中的蘭渚山之無理否定。

那么，又將如何解釋“蘭渚山”與“王右軍修禊處”相距的二里之差呢？

我們想，最大的可能當是《嘉泰會稽志》成書期間，人們心目中或文獻記載中的蘭渚山范圍要大得多，它還包括著“現(xiàn)在的蘭渚山”南部一些東西走向的山脈，而且以它們?yōu)橹黧w、為中心，只是后來因蘭亭名聲的不斷擴大，人們才將蘭渚山的范圍逐漸縮小為當時尚屬余脈的“現(xiàn)在的蘭渚山”。由此看來，盛氏將“新橋頭村南”那座東西走向的山脈稱之為“蘭渚山”亦未嘗不可，但不能因此反過來說“現(xiàn)在的蘭渚山”不是“真正的蘭渚山”。我們看到，在盛氏的推論中，不過將越王種蘭于蘭渚山的記載當作證據(jù)而已，他認為蘭花喜陰不會種于“現(xiàn)在的蘭渚山”之東面山坡。其實，這種看法一點兒也經(jīng)不起推敲。首先，蘭花喜陰不一定非得種于山之北坡不可，只要有森林覆蓋、相應土壤，蘭花照樣可以在山之東坡、南坡與西坡生長。二者，古書只說越王種蘭，但未具體標明這個“蘭”究竟是“蘭花”還是“蘭草”⁽⁷⁾，而“蘭花”與“蘭草”是兩種不同的草本植物，這樣，假如越王種的是“蘭草”，那與“蘭花”喜陰又有什么關系呢？

所以，我們認為，說“現(xiàn)在的蘭渚山”就是真正的蘭渚山完全正確，它就位于“現(xiàn)在的蘭亭”之西側(cè)。

其三，關于上引酈道元記載的真實性問題。

上引酈道元關于蘭亭的一段記載文字，幾乎所有談論蘭亭遺址的人都對之十分重視，足見其學術價值非同一般。可人們對它的運用卻存在著極為矛盾的心態(tài)：一方面要以它為據(jù)來證明自己的某種“假想”，而以它為據(jù)，又無法圓通解讀，百分之百地為自己的觀點服務；另一方面又說酈道元未到過會稽，里面的部分文字不正確而且制造了混亂，不能以之為據(jù)。于是，就出現(xiàn)了我們前文所指出的盛氏那樣的做法：符合自己觀點者則說它正確，不符合自己觀點者則判定它為不正確。

但在我們看來，恰恰因為酈道元未到過會稽，他的記述反而全部真實有據(jù)。當然，這個“據(jù)”不是他眼見山、湖、亭等實景之據(jù)，而是他憑借的古輿地圖及其相關文字記載之據(jù)。他說“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是一件事，其“蘭溪”當然是指能在浙江東段與之會合的某條支流，而不可能指“現(xiàn)在的蘭亭江”。接下來是說第二件事：“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痹摗昂敝傅募词菫榇蠹宜J的會稽郡范圍內(nèi)最大的天然湖——古鑒湖?？梢韵胂瘢盆b湖在前人輿地圖中肯定標識很突出（相關文字亦會記述得很詳細）。與古鑒湖相較，人工修建的“古塘”（叫“蘭渚湖”亦可）又算得上什么，它在酈道元看到的輿地圖上也許一個小“點”都無法占據(jù)，既如此，也就不可能以它為參照物（凡參照物都得突出而明顯）去描述周邊地理標志。以古鑒湖為參照物，酈道元分別敘述了一“山”一“亭”兩個地理標志，告訴人們：在古鑒湖的東南部有座很高的山峰叫天柱山；在古鑒湖的西南部的一個入水口上面，有個小地方，是當年漢承秦制建下的一個小“亭”（如清人于敏中所說為“亭堠”之“亭”，郵鋪而已），名叫“蘭亭”，又另外稱作“蘭上里”。這是非常自然而準確的記述，何“混亂”、“錯誤”之有？酈道元并沒有具體指說蘭亭的南面緊“貼”著天柱山啊，這樣，即使天柱山離蘭亭（蘭上里）遠到十多里之外，又怎能影響蘭亭（蘭上里）依然位于古鑒湖的湖口上面呢？對“現(xiàn)在的蘭亭”下游二里處分水橋附近即為當年古鑒湖湖口的事實，邱志榮考證道：“鑒湖上游之溪水有三十六源之稱，此湖口應為蘭亭江入鑒湖之口，而當時鑒湖水位要高于今紹興平原河網(wǎng)水位約1.5—2米，在5米上下（黃海，下同），而今蘭亭鎮(zhèn)分水橋以下地面高程多在7—8米，因之湖口大致位置與此相差無幾?！?sup class="calibre20">(8)

酈道元敘完第二件事，便敘第三件事：“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shù)往造焉?！彼^“數(shù)往造焉”，表明經(jīng)常到蘭亭（蘭上里）那兒去修禊雅集，在次數(shù)上雖帶有泛指、夸張成分，但畢竟內(nèi)在地包含了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次修禊雅集活動。這也非常明確地指出了王羲之永和雅集的“大致遺址”即在古鑒湖湖口上面的蘭亭（蘭上里）。當年的蘭亭（蘭上里），在水文地理上可包括發(fā)源于古博嶺又向下流入古鑒湖接口處的蘭亭江整個流域，但結合古塘之存在和四十二人曲水流觴需要占用比較開闊的曲水灘岸，以及后人為紀念該次雅集活動而建的一些標志性園林建筑等因素，可推定必在古塘塘壩（即今西長山）上下的一段區(qū)域內(nèi)，而“現(xiàn)在的蘭亭”便處于這樣的區(qū)域當中，所以，可以肯定地說，把“現(xiàn)在的蘭亭”視為九年王羲之舉辦永和蘭亭雅集的“大致遺址”，一點兒差錯也不會有。

酈道元所敘第四件事為“吳郡太守謝勖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其意是說謝勖的封號取自蘭亭之地名，從一個特定側(cè)面顯示了謝勖封侯時，蘭亭之地名已經(jīng)因王羲之的永和雅集之舉而傳揚天下了。

再說第五件事：“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蓖鯊M之，具體情況不詳，但作為王羲之的后人（哪怕是旁系的）卻可以肯定。他當上太守后，想到了自己先人的永和雅集之舉已名揚天下，該建個“亭”（該“亭”自是“亭臺”之“亭”）子以紀念之（就像后人為表彰某種特殊人物、特殊事件而建造牌坊與紀念碑那樣），說“移亭于水中”，肯定是“移”于“水中”（古鑒湖湖口處）的一座高出水面且叫作“蘭渚”的地方（而附近山名喚作“蘭渚山”，也許即因渚上建亭而名聲大起來之故）。一個“移”字，無非表明該亭先在湖岸建好，然后拆裝運往“蘭渚”當中再加以整體組合，可以推想，這個亭子不會太大，僅僅作為一個標志性的紀念物而已。

緊承第五件事，酈道元又敘述了最后一件事，即：“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边@是說，何無忌到會稽之后，發(fā)現(xiàn)前人立于“水中”（蘭渚）之亭已蕩然無存（一個木結構的小亭子又怎能長時間地經(jīng)受狂風暴雨之侵蝕？），便決定在人們傳說的王羲之永和雅集遺址附近的一座山頂（當為蘭渚山靠近湖口的某一山頂）上，另“起”（即“建造”）一個亭臺，既為紀念王羲之永和雅集之舉，又為人們登高望遠、賞茫茫鑒湖風光提供便利。然而，時隔不久，亭子照樣“又被雨打風吹去”，僅僅剩下亭子的“基陛”了。

至此，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應該是水到渠成的——酈道元關于蘭亭地理位置及后人建亭紀念等情況的記述，不僅完整有序，而且準確無誤，完全可作探討蘭亭遺址的可靠文獻證據(jù)看待。原來，古人并沒有錯，是我們后人的解讀出了問題。不從自身找問題，只想當然地“厚誣”古人，省事倒是省事，但與應有的嚴謹學術態(tài)度卻背道而馳。

今后，人若再問：“蘭亭遺址究竟何在？”即可答之：“蘭亭遺址就在‘現(xiàn)在的蘭亭’之附近！”

【作者單位】紹興市蘭亭書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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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少膺：《當代日本書論選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頁。當然，鈴木春彥的觀點并非由他第一個提出。該觀點早在1965年，郭沫若就曾敘及，只是郭持不贊同態(tài)度而已。郭文于反駁之前，引述道：“有人說浙江紹興現(xiàn)存蘭亭遺址，是清高宗（即乾隆皇帝——引者按）南游時，便于他的游覽而假定的。真正的蘭亭遺址，在離現(xiàn)址二十里許的山中。因而‘臨河’二子不妥，不合乎真正遺址的情況。”（郭沫若《〈駁議〉的商討》，《光明日報》1965年8月21日；《文物》1965年第9期）

(2) 《書法》1982年第3期。

(3) 《蘭亭及其歷史文獻》，《紹興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

(4) 見《王羲之研究論文集——紀念〈蘭亭集序〉問世1640周年》，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

(5) 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

(6) 邱志榮：《紹興風景園林與水》，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3頁。

(7) 最早記載越王種蘭于蘭渚山的古書是《越絕書》（東漢袁康撰），原文寫道：“句踐種蘭渚山（‘山’一作‘田’）?！睂Υ?，已有人從文獻解讀角度提出疑問，認為該則記載“說不通”——從主謂賓結構來看，“蘭渚山”是無法“種”出來的；若在“種”后補“于”，則所種未必為“蘭”；若把“渚”字視作“諸”字之誤，釋為“之于”，則此山又未必指“蘭渚山”。究竟是否“說不通”，我們這里姑且懸而不論，仍根據(jù)約定俗成的解釋，認為該則記載記的就是“越王句踐在蘭渚山上種蘭”。明確標注越王于蘭渚山所種為“蘭花”者，已是很晚的事了。直到晚明《萬歷紹興府志》始言：“蘭渚山有草焉，長葉白花，花有國馨，其名曰蘭，句踐所樹?！?/p>

(8) 邱志榮：《紹興風景園林與水》，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