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lǐng)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tǒng)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tǒng)很少?！?sup>[14]1989年江澤民針對一些青年學生缺乏對民主的正確認識,包括對西方民主的正確認識,他指出:“一些青年學生和群眾對民主缺乏正確認識,法制觀念相當?shù)　Ｓ械娜怂摹裰鳌?實際上是無法無天的極端民主化,是無政府狀態(tài),同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對民主的反動和破壞。他們所主張的極端民主化,即使在西方國家,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也都是行不通的?！?sup>[15]因此,加強對公民的民主法制教育,培育民主文化,是發(fā)展中國式民主的基礎(chǔ)條件。在社會主義民主自我完善的過程中,既要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徹底堅決的改革,又要善于比較各國的經(jīng)驗,集思廣益。江澤民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也指出:“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fā),總結(jié)自己的實踐經(jīng)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sup>[16]

公民教育是民主的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途徑,西方學者基于西方國家在這方面成熟的實踐而進行的總結(jié)與歸納值得我們分析與研究。撰寫《現(xiàn)代民治政體》的英國著名政治學家詹姆斯·布賴斯認為:“無論文明國或非文明國,教育都應該有的,并且愈多愈好；人人都應有一個盡量發(fā)展天才享受快樂的機會。教育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終有一個益處,那是無疑的。教育的種子播在政治的田園上,最后總有個收獲；不過成熟的時期上遲晚一點,那是有的。”^[17]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等人曾把受過教育的人的態(tài)度與較少受過教育的人的政治態(tài)度進行過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前者比后者更意識到政府的影響,具有更多的政治熱情,對范圍更為廣闊的政治問題抱有興趣,參加更多的政治討論,認為自己更有能力影響政府,更能積極地參加各種組織活動等。以研究民主問題著稱的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認為:“如果公民教育的制度不夠發(fā)達,那么能夠讓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予以加強。民主目標的信仰者們有義務尋找各種途徑,以幫助公民能夠獲得他們所需要的能力。民主國家在19及20世紀創(chuàng)造的公民教育制度,今天也許已經(jīng)不夠了。果真如此,那么,民主國家需要創(chuàng)造新的制度以取代舊制度?！?sup>[18]亨廷頓在長期觀察發(fā)展中國家政治發(fā)展過程中發(fā)現(xiàn):更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開始形成相互信任的性格、追求滿足和注重個人能力的性格,這些都是與民主政治相伴隨的。^[19]

辛亥革命以迅疾的方式完成了封建君主專制向西方民主共和制的變遷,但它沒有將新制度的根須扎進數(shù)千年的中國社會傳統(tǒng)土壤中。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支撐新制度發(fā)育的國民意識、文化精神未能樹立。從瑞士、美國習得的“直接民權(quán)”對于當時的中國民眾而言,只是空中樓閣。辛亥革命的發(fā)動依靠的是一批革命“志士”,脫離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nóng)村人口以及工商界人士,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未能給予廣大民眾適應現(xiàn)代政治生活的普及教育。孫中山的《民權(quán)初步》,作為民主實習教材,也只提供了近代民主的一些操作方法,它是不可能在轉(zhuǎn)瞬之間將民眾的傳統(tǒng)政治心理積淀滌除凈盡的,培育起現(xiàn)代公民的政黨意識、民主意識、自主意識的。魯迅在小說《阿Q正傳》中描述了辛亥革命后因廣大民眾與革命無緣而造成的民國與民眾之間的疏離狀態(tài)。1916年陳獨秀指出:“吾國年來政象,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惨稽h一派人之所主張,而不出于多數(shù)國民之運動,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無與于國民根本之進步?！?sup>[20]為了喚起多數(shù)國民之自覺與自動,賦予新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心理基礎(chǔ),“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將目標直指國民性的改造。任何政治革新都不僅僅是制度的變遷,更為重要的是政治理念與國民精神的嬗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shè)領(lǐng)域啟動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而它們的有效施行,同樣必須依賴于社會主體相配套的觀念、意識與素質(zhì)。

完善公民教育、培育民主文化,將會對社會主義民主的發(fā)展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當前應當把培育民主文化的重點聚焦在以下方面:公民道德的提倡和引導；健全現(xiàn)代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識；增進政治共識與社會信任；創(chuàng)設(shè)渠道讓公民對政府最新的政策和社會發(fā)展的動態(tài)有機會獲得充分的知情；營造公共的討論與爭鳴機制；弘揚先進英雄人物的事跡和精神；以多種形式煥發(fā)公民對公共福利的熱愛以及對他人自由民主權(quán)利的尊重；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培養(yǎng)公民對國家和民族的情感。

【注釋】

[1]參見李存山《儒學創(chuàng)新與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新——與杜維明先生對話》,《哲學動態(tài)》1999年第4期,第15頁。

[2]杜維明:《中國的崛起需要文化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1年第6期,第37頁。

[3](西班牙)胡利奧·里奧斯:《中國社會思想兼收并蓄多種元素》,《參考消息》2014年1月7日。原載于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wǎng)站2013年1月6日文章。

[4]杜維明:《東亞價值與多元現(xiàn)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頁。

[5]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頁。

[6]胡錦濤:《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7]恩格斯:《論權(quán)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頁。

[8]劉小楓:《儒教與民族國家》,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頁。

[9]劉小楓:《儒教與民族國家》,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頁。

[10]毛澤東:《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

[11]鄧小平:《黨和國家領(lǐng)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頁。

[12]馬克思:《法蘭西內(nèi)戰(zhàn)》,《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

[13]鄧小平:《怎樣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143頁。

[14]鄧小平:《黨和國家領(lǐng)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頁。

[15]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頁。

[16]江澤民:《全面建設(shè)小康社會 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2年11月8日。

[17](英)詹姆斯·布賴斯:《現(xiàn)代民治政體》(上),張慰慈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頁。

[18](美)羅伯特·達爾:《論民主》,李柏光、林猛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87頁。

[19](美)塞繆爾·P·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半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76頁。

[20]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陳獨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