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3　社會的支撐力

社會學家約翰·霍爾（John Hall）認為非營利組織的成長需要所謂“社會支撐物”（social moorings），也即適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huán)境。⁽³³⁾這里的社會環(huán)境引申開來，筆者認為主要是一種社會文化環(huán)境因素，如公眾的民主、參與意識，社會資本等。

長期以來美國被視為非營利活動的發(fā)源地，盡管相比許多西歐國家如荷蘭、愛爾蘭而言，它還不是世界上非營利部門最大的國家，但是考慮到美國經濟的總規(guī)模，其非營利部門的絕對量仍然是很大的。同時，美國公民志愿奉獻于公益的比例也是最高的。美國非營利組織的高度發(fā)達主要是因為美國獨特的文化、歷史和社會體制造成的。

強烈的個人主義的文化特質產生特有的對集權的反對，使得美國人民不太愿意依賴政府來處理社會和經濟問題；經濟利益使得不要讓政府插手商業(yè)的文化特質增強，并總想著在合法的基礎上逃稅，這促成了“志愿意識形態(tài)”；社會發(fā)展先于政府的歷史使人們愿意接受集體提供公共需要的模式，而不愿求助于政府的權力；對宗教自由的關注和防止政府干涉宗教信仰的悠久歷史，創(chuàng)立了一個政府領域之外取向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動的安全場所；大量移民的流入帶來了他們自己的文化準則和社區(qū)機制，有助于在這片新的土地上組建大量的非營利社會團體；組建和運作民間組織、非營利組織的法律程序非常簡便以及美國人民對自由的強烈愿望，愿意聯(lián)合起來向政府及其他機構提出自己的要求改善集體福利等原因導致了美國非營利部門的發(fā)達。⁽³⁴⁾另外美國建立了完善的個人權利和權益維護制度，這是美國志愿者比例高的一個主要原因。秦暉先生指出，“從公益事業(yè)發(fā)展的歷史看，越尊重個人權利的社會，越有利于個人道德的發(fā)揮，越能維護公民的個性尊嚴與人格獨立，就越有利于他們參與公共生活”，因為“只有明確了什么是自己的，助人、利他乃至奉獻社會才有堅實的基礎，否則在公私不分、你我不分的情況下講‘奉獻’，不會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嗎？”⁽³⁵⁾

另外，托克維爾所謂的美國發(fā)達的民主制度所依賴的美國“民情”，我認為也是造成美國非營利組織發(fā)達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托克維爾指出，“有助于美國維護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除了‘地理環(huán)境’和‘法制’外，還有‘生活習慣和民情’”⁽³⁶⁾。同時，他認為民情是比法制、地理環(huán)境貢獻更大的因素。而所謂民情，“不僅指通常所說的心理習慣方面的東西，而且包括人們擁有的各種見解和社會上流行的不同觀點，以及人們的生活習慣所遵循的全部思想?！薄拔野堰@個詞理解為一個民族的整個道德和精神風貌?！?sup>(37)托克維爾所稱道的“美國的民情”就是“新英格蘭的鄉(xiāng)鎮(zhèn)精神”⁽³⁸⁾，其本質是建立在個人的自由和平等基礎之上的通過民主方式形成的公民自治。他寫道：“美國的居民從小就知道必須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難。他們對社會的主管當局投以不信任和懷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向它求援。他們從上小學就開始培養(yǎng)注重這種習慣。孩子們在學校里游戲時要服從自己制定的規(guī)則，處罰由自己制定的犯規(guī)行為。這種精神也重現(xiàn)于社會生活的一切行為。假如公路上發(fā)生故障，車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會自動組織起來研究解決辦法。這些臨時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選出一個執(zhí)行機構，在沒有人去向有關主管當局報告事故之前，這個機構就開始排除故障了。假如是事關慶?；顒樱瑒t自動組織活動小組，以使節(jié)日增輝和活動有條不紊。而且，還有反對各種道德敗壞行為的組織。比如，把大家組織起來反對酗酒。在美國，為促進公安、商業(yè)、工業(yè)和宗教，也建有組織。人們的愿望一定會通過私人組織的強大集體的自由活動得到滿足?！?sup>(39)

另一方面，作為與中國有著同一文化傳統(tǒng)的東亞國家的日本，如果僅就其就業(yè)人數考慮，還是世界上非營利部門最大的國家之一。但考慮到全國的經濟規(guī)模，日本是發(fā)達國家中非營利部門最不發(fā)達的國家之一，低于薩氏調查的22個國家的平均水平。同時，王紹光先生認為日本作為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國家，非營利組織的民間性和獨立性都大打折扣，很難看作一個獨立的部門。造成日本這種狀況的原因，首先在于日本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日本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在日本國民的意識中，談到“公”等于“官”，“官”代表“公”。公眾利益是由政府定義的，只有政府才能代表公眾利益。日本這種官本位的文化造成了民眾對這類組織的不信任，同時也使得政府對這類組織視為異己，顯然不利于非政府組織或服務公益的民間組織的生存與發(fā)展。直到90年代中葉，一般日本人對本國的非營利組織還是既不關心又知之甚少。在他們的理解中，日本只有政府和市場營利性組織兩個部門存在，非營利組織根本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第三部門。而且90年代以前，日本國民認為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是題中應有之意，非營利組織的存在無多大必要。直到90年代以來，日本發(fā)生的幾件事情，動搖了日本國民關于政府萬能的信念，加之經濟發(fā)展帶來了社會的多元化以及保守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崛起等，使得人們發(fā)現(xiàn)政府不可能在所有的公共領域扮演守護神的角色，公共領域也應有民間組織的一席之地。同時在1998年，日本通過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非營利組織法》，改善了非營利組織發(fā)展的制度環(huán)境，使之變得更加寬松。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非營利組織的發(fā)展開始穩(wěn)步上升。

與西方國家相比，在中國缺乏西方非營利組織賴以發(fā)展的深厚的文化積淀，缺乏與市場經濟發(fā)展相適應的普遍的公民意識、自治意識、契約精神、公益觀念等的文化背景；同時，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受市場經濟的沖擊，舊的社會價值觀念體系和道德倫理觀念正在失去效力，而與中國不成熟的市場經濟相伴隨，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等沉渣泛起，使得中國非營利組織發(fā)展所必不可少的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及社會公信力嚴重不足，成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發(fā)展的無形障礙。⁽⁴⁰⁾所以，要克服當前中國社團組織發(fā)展存在著的弱點，還必須依賴于整個社會文化價值的轉變。從整個社會來講，要大力培育和倡導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普遍的公民意識、自治觀念、法制觀念、契約精神、公益精神等，加強社會資本建設，形成中國社會信任的社會環(huán)境。這就要逐步改革中國政府包辦一切的管理模式，退出社會私人領域和自治領域，給予中間組織充分發(fā)育、發(fā)展的空間，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社會資本的創(chuàng)造與民間組織的成長走入良性循環(huán)的軌道。

中國社團走向自治化是一個逐步成長起來的過程，它需要多種因素的合力，單靠其中一種力量是做不到的。在上述這些因素中，政府起主導作用，為此，政府就要改變現(xiàn)行政策和法規(guī)中對社團的制度限制，降低社團登記注冊的門檻，建立主體多元化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確立第三部門在公共治理中的主體地位；但是社團本身并不是被動的，它需要在與政府的不斷博弈中，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最終從對政府的依附中獨立出來，走向自治。而社會文化因素也是社團發(fā)育必不可少的社會土壤，同時又伴隨著社團的成長而成熟。

附：NGO注冊有望無須主管單位（《新京報》）

（2004年）10月15日舉行的“國際合作與公眾參與”研討會上獲悉，一直延續(xù)10多年的NGO（非政府組織或民間組織的英文縮寫）注冊時須有業(yè)務主管單位批準的規(guī)定有望取消。

在這個由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等機構主辦的研討會上，應邀出席的國家民政部社團登記服務中心副主任喬申乾表示，當初在制定社團登記條例時，并沒有民間組織注冊成立時需由業(yè)務主管單位批準的相關規(guī)定。但是，當時考慮到中國行業(yè)眾多，擔心如果沒有主管單位會出現(xiàn)無序發(fā)展的情況。這些年來，有關部門也希望能夠取消這個規(guī)定，但是又擔心一旦取消主管單位，又會出現(xiàn)其他問題，因此這個規(guī)定可能要再執(zhí)行一段時間?！暗牵∠@個規(guī)定是勢在必行?！眴躺昵f。

參加這次會議的部分民間組織負責人告訴記者，由于這條規(guī)定的存在，許多民間組織因為找不到主管部門而無法取得登記成立，另外一方面，國內一些非營利組織由于無法在民政部門獲得登記，不得不去工商部門注冊，從而付出必須納稅的代價，大大阻礙了民間組織的發(fā)展。

據喬申乾介紹，目前全國共有23萬個民間組織，其中社會團體有13萬個，民間非企業(yè)單位10萬個。這位負責人認為，上述數字只是官方數字，實際上，中國的民間組織遠遠不止這些。

在回答部分民間組織負責人提到何時能夠取消登記時必須有業(yè)務主管單位的規(guī)定時，喬申乾稱，取消這條規(guī)定的可能性絕對存在，但是目前還不能確定何時取消，“希望這個時間不會太長?！眴躺昵f。

據喬申乾透露，國家民政部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中國民間組織的評價體系，以規(guī)范民間組織的發(fā)展，此外，有關民間組織專職從業(yè)人員的福利、待遇和職稱方面的相關規(guī)定也正在研究之中。

信息來源：南京市民間組織管理局網站

【注釋】

(1)〔美〕萊斯特·薩拉蒙著；何增科譯.非營利部門的興起//何增科主編.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256

(2)張鳳陽著.現(xiàn)代性的譜系.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73－86

(3)鄧正來.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英〕JC亞歷山大，鄧正來編.國家與市民社會——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86

(4)鄧正來.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英〕JC亞歷山大，鄧正來編.國家與市民社會——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86

(5)鄧正來.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英〕JC亞歷山大著；鄧正來編.國家與市民社會——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97

(6)〔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35

(7)〔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21

(8)童世駿.“后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3）

(9)〔美〕萊斯特·薩拉蒙；何增科譯.非營利部門的興起//何增科主編.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243

(10)托馬斯·雅諾斯基著；柯雄譯.公民與文明社會——自由主義政體、傳統(tǒng)政體和社會民主政體下的權利與義務框架.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16－22

(11)袁祖社著.權力與自由——市民社會的人學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11

(12)〔美〕朱莉·費希爾著；鄧國勝，趙秀梅譯.NGO與第三世界的政治發(fā)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74－100

(13)康曉光著.權力的轉移——轉型時期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20－221

(14)王紹光.金錢與自主——市民社會面臨的兩難境地.開放時代，2002，（3）

(15)田凱.機會與約束：中國福利制度轉型中非營利部門發(fā)展的條件分析.社會學研究，2003，（2）

(16)康曉光.權力的轉移——轉型時期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27

(17)康曉光.權力的轉移——轉型時期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28

(18)李詩揚.中國官辦NGO：和而不同.學海，2003，（1）

(19)戴維·赫德.民主的模式.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316

(20)利普塞特著；劉鋼敏，等譯.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53

(21)塞繆爾.P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312－313

(22)孫立平.總體性資本與轉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學刊，2002，（3）

(23)諾斯著；陳郁，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58

(24)本文中提到的中等收入群體、中間階層、中產階級，其含義均為middle class，是可以相互替換的。

(25)王紹光.多元與統(tǒng)一—第三部門國際比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422

(26)李漢林，李路路.資源與交換：中國單位組織中的依賴性結構.社會學研究，1999，（4）

(27)李漢林，渠敬東.制度規(guī)范行為——關于單位的研究與思考.社會學研究，2002，（5）

(28)李漢林，渠敬東.制度規(guī)范行為——關于單位的研究與思考.社會學研究，2002，（5）

(29)謝海定.中國民間組織的合法性困境.法學研究，2004，（2）

(30)王名，賈西津.中國非營利組織：定義、發(fā)展與政策建議//范麗珠主編.全球化下的社會變遷與非政府組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6－277

(31)郭于華，楊宜音，應星.社會認同與事業(yè)共同體：中國青基會組織凝聚力研究.http://www.chinango.org/gb/conference/speech/paper-c/5.htm

(32)徐永光.全球社團革命的中國經驗——以中國青基會為例

(33)〔美〕萊斯特.M薩拉蒙，赫爾穆特·安海爾著；周紅云譯.公民社會部門//何增科主編.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265

(34)〔美〕萊斯特.M薩拉蒙，等著；賈西津，等譯.全球公民社會——非營利部門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92－293

(35)秦暉著.政府與企業(yè)以外的現(xiàn)代化——中西公益事業(yè)史比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64－165

(36)〔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332

(37)〔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16

(38)〔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73

(39)〔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13－214

(40)王名，賈西津.中國NGO的發(fā)展分析.管理世界，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