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突破結構二元論，吉登斯對權力概念重新界定，指出權力與人的能力密切相關，權力是行動者或組織實現其預料中的目的或意志的能力或可能性，把權力定義為“行動者所具有的改變能力”，認為權力直接地隱含在人的行動之中。權力的這種廣義概念顯然是與行動的概念聯系在一起。吉登斯對權力與行動的關系作了這樣的說明：“行動本質上包括運用‘方法’以獲得結果，這種結果是通過行動者直接介入事件過程所帶來的，而在這些事件的過程中，‘有意圖的行動’是從屬于行動者的有所為或有所不為的子范疇。”^[51]在行動過程中，行動是“以行動者具有相應的權力為基礎的，權力是主客體關系得以有機整合的前提”^[52]。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這種權力觀里，權力從屬于行動，權力是行動的基礎，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稱之為行動權（power to）。權力是為了產生結果而調度使用手段的行動。權力是行動的特例，但很多時候，行動和權力之間會有重復的情況，以致兩種概念的區(qū)分變得模糊不清。這種情況具有自相矛盾的效果，似乎把權力等同于自由，或在沒有外部約束條件下選擇自己行動的能力。但是“從人們服從于它的觀點看來，權力可能恰好是這樣一種約束”^[53]。

雖然權力只是賦予行動者參與日?；拥哪芰Φ奶卣?，權力概念強調行動的效果，強調在現有情況下權力造成的變革^[54]。但是，丹尼斯·朗指出，吉登斯實際上把權力描述為等同于人類行動或動原本身，權力并不是某些特定行為類型的特征，而是所有行動的普遍特征，“行動的能力，即這種‘行動權’，是人類的普遍性質”^[55]。也就是說，吉登斯認為權力是實現某種結果的能力，是行動者最一般、最普遍的一種能力。從這個角度上說，最廣義的“權力”在邏輯上先于主體性及行為的反思性監(jiān)控的構成^[56]。它包括“行動者通過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能力，表現為主體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稱為‘轉換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它也包含行動者通過誘導他人遵從行動達到結果的能力，表現為依賴主體間的關系，稱為‘支配能力’（dominative capacity）?！?sup>[57]因此，我們可以把社會系統(tǒng)中的權力看作是行動者之間的自主和依賴關系，“權力同時涉及轉換能力和支配能力，它只有通過支配結構產生的轉換能力才能得以利用?！?sup>[58]權力代表行動者調動資源建構那些“方法”的能力，也就是說，通過行動者的行動能夠使世界發(fā)生某種變化，能夠改變既定事物的發(fā)展，涉及人類行動的轉換能力。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些結果的實現同時依賴于其他人的行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一些人具有“高于”另外一些人的權力。^[59]必須闡明的是，權力的形式之一——轉換能力并非如丹尼斯·朗所指的是所有行動的普遍特征，它并不等同于人類行動或動原本身。吉登斯一直強調行動者本身具有自主性，然而，這種自主性須建立在行動者具備一定知識和能力的基礎之上。支配能力也并非政治學上所謂的“支配能力”，即權力主體控制權力客體從而導致權利客體處于服從或依附狀態(tài)的能力，而是指由資源的不對稱分布所帶來的不同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

既然權力被看作是通過支配性結構的再生產而產生的，那么，何謂支配性結構？支配性結構包括結構中的行動者與進入結構中的資源。行動者是如何策略性地操縱各種資源以維持其對他人活動的控制？這是我們要分析的重點。這里，控制模式指的是“行動者應用其知識來維持自主與依賴的不對稱關系——這種關系存在于社會系統(tǒng)的再生產關系中?！?sup>[60]此外，行動者的能動性還必須與相應的資源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形成轉換能力。因為在吉登斯看來，權力有轉換/媒介所產生，這種關系內在于支配結構所包含的資源當中。所有社會行動者，不管權力是否很大還是相對無權，都對通過其行動得到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系統(tǒng)的再生產條件具有某種程度的推理能力（discursive penetration）。但是，資源同時也通過行動者的實踐意識這一媒介得到應用。^[61]

資源是轉換能力得以實施的媒介，是社會再生產通過具體行為得以實現的常規(guī)要素，同時它又對行動者造成支配。這兩種權力形式有機統(tǒng)一，互相轉化，兩者間的辯證關系就是吉登斯所謂的“控制辯證法”（dialectic of control），從理論上解決了權力史上行動權和控制權（power over）之間模糊含混的關系：轉換能力相當于行動權，社會結構中行動者的行動能力，是一種直接或間接可觀察的行為性的概念，而支配能力相當于控制權，是某些人擁有并行使控制他人的權力。“如果我們用前者取代后者，那就犯了權力簡化論的錯誤；如果將前者融合到后者，這個概念本身就獲得了壓迫的、近似極權主義的特性，而它的診斷就似乎成為勇敢地向統(tǒng)治其臣民的狡猾、陰險的現代社會暴君挑戰(zhàn)的造反者?！?sup>[62]

雖然吉登斯強調權力本身不是一種資源，沒有像許多社會學家認為的那樣，把權力等同于由個人或群體擁有的增加到財富、身份、技巧等資源上的獨立資源。但他還是說權力的表現形式——轉換能力和支配能力，都取決于與資源的關系，受到資源的牽制。這不禁讓我們回想起丹尼斯·朗的主張，“權力是為了追求目標或結果而對這些資源的激活”^[63]。吉登斯認為，“資源在不同類型的社會中構成了權力的具有可擴展性的中介”^[64]，在轉換能力和支配能力之間起著一種溝通性媒介作用，是社會再生產通過具體行為得以實現的常規(guī)要素，也就是說，資源內在于一定的社會結構當中，一方面，它們構成了行動者行動的媒介；另一方面，正是通過對它們的反復運用，他們又再生產出資源的結構性特征。

吉登斯認為，進入支配性結構的資源分為兩種主要類型：人類支配物質世界所涉及的各種資源與人類支配社會世界自身所涉及的各種資源。前者被稱為配置性資源，指形成控制客體或者物質現象之能力的資源^[65]，被劃分為三種形式：一是環(huán)境的物質特征，如原材料、物質性權力資源等；二是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的手段，如生產工具、技術等；三是物質產品。后者被稱為權威性資源，指形成控制人們自身能力的資源^[66]，包括社會時空的組織（社會的時空構成），身體的生產和再生產（人類在社會中的組織和關系），人類生活機會（life chances）的組織（由自我發(fā)展和自我表現的機會構成）。正是這些資源，主體在行動中才呈現出改變的能力，權力才充滿著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是人類行動獲得解放的中介。

吉登斯將權力中的資源進行劃分并且展開逐一審視，其意圖在于，了解不同資源的儲存能力決定的不同的社會類型。如果我們要改善權力不平等現象，必須得從資源上下功夫，那么，資源包括哪些內容？有學者認為，資源包括諸如財富、官職、聲望、技巧、知識等的動員，由于這些資源分配不均，個人和群體在權力上就是不平等的，雖然他們以為一般人類方式行動的能力是平等的。也有學者提出，在決定社會的權力結構時，創(chuàng)造和保持集體資源遠比個人資源的分配更為重要。權力不平等來源于資源不平均，這種資源使行使權利——包括擴大資源本身的權力成為可能。讓人比較欣慰的是，吉登斯所做的兩重資源的劃分給了我們一些樂觀的啟示，配置性資源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客觀原因，但行動者可以從自己可以把握的權威性資源入手來提高自我的轉換能力。這是他提出權威性資源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這一概念“使得權力同行動之間相互滲透，意味著權力在行動者的行動過程中，具有某種決定行動方向、性質、策略、手段和方法的選擇、改變他人行動并同他人行動相滲透、同社會脈絡互動、決定行動的時空維度以及超越時空限制而朝向新可能性的能力。”^[67]

資源概念提出的第二重意義在于吉登斯意圖把道德納入權力的考慮范疇。一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似乎就是一部關于民主、自由、平等的探討史。而這種問題域的形成，實際上是與人們將對政治的理解引向權力有關。在權力這個層級上，人們必須認真思考由于權力的存在所帶來的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等問題，因此，民主、自由、平等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權力范圍內，受到最大排斥的重要問題就是道德問題。不僅如此，人們甚至往往很難發(fā)現對公正、正義等問題的真正反思。應當看到，在權力這個層級上，國家問題并沒有受到排斥，而是包含在應該反思的問題之列。這說明，權力層級高于國家層級，它在一定程度上會將國家層級上的一些問題包括在自身之中，但是，它的這種包括是有選擇性的，它會圍繞權力對國家層級問題域中的問題進行選擇，它是在更高層級上去思考國家問題。在權力階段，國家只是政治領域中的一個問題，而不是“像在政治哲學發(fā)展的最初階段那樣是政治領域中的全部問題”^[68]。

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即社會代理人、機構和制度維護或改變其社會或物質環(huán)境的能力。它涉及支撐這種能力的資源、構成這種能力并影響其實施的力量。因此，政治是一種存在于所有集團、制度、社會內部及其之間、并跨越公共和私人生活的現象。它體現在圍繞資源的使用和分配而展開的協(xié)調、協(xié)商和斗爭的全部活動之中，它體現為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活動中所蘊含的全部關系、制度和結構。政治創(chuàng)立了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又以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它是社會問題發(fā)展的核心，又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集體模式。因此，可以說，“盡管政治提出了一系列復雜的問題——首先是關于私有的概念是否與它相容——但它有效地表明政治本質上是人類生活的普遍維度，與任何特定的‘場所’和制度并無關系?！?sup>[69]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歐陽英遺憾地說，“盡管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有著許多令人稱道的合理性，但由于它與權力之間形成了脫節(jié)關系，因此，它只能成為理想性、思辨性、道德性的政治哲學。當價值沒有作為政治范疇正式引入政治哲學領域之前，從文藝復興開始直至20世紀50年代，人們對于政治問題的思考均主要是圍繞國家或權力展開的，人們始終都在重復著與價值無關的基礎的單調思考?！?sup>[70]所以，如何把道德引入權力的范疇是巨大而又艱難的任務。吉登斯試圖通過權威性資源要素來考慮道德維度，進而把道德納入權力甚至當代政治哲學的范疇，這種嘗試不管結果如何，我們對其本身應該給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