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擊，騰躍

說起“文革”紅衛(wèi)兵，今人都與打、砸、搶聯(lián)系，其實過來人記憶猶新:不全如此。紅衛(wèi)兵鬧騰最厲害的時候應是運動初起，也就是1966年春夏交替之時。最高領袖剛給清華附中的小將寫了信，并親自在天安門城樓戴上“紅衛(wèi)兵”袖章，青少年于是給撩撥得頭腦發(fā)熱，有恃無恐，恣肆橫行:抄家，燒書，銅扣皮帶打人甚至殺人，要把北京及其四郊的“四類分子”趕盡殺絕。從他/她們喊出的響亮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難想見首批紅衛(wèi)兵是些怎么樣的貴胄之血。上海人干什么都不像北人那樣淋漓血腥，開始也就是在南京路上剪剪行人尺寸過窄的褲管罷了，這才有北京打手結隊南下“傳經送寶”的后話。我所在的復旦大學，最早的紅衛(wèi)兵是“誓死”保衛(wèi)黨委的，對“反動學術權威”抄家，拳腳交加，橫拖倒拽，好像也是奉命行事。蒼波無極，由秋入冬，另一撥子紅衛(wèi)兵開始得勢，自詡是悟得“文革”真經的“造反派”，反把前者叱之為“?；逝伞?，他們對于批判多屬“死老虎”的老教授們興趣不大，卻非要把當權派拉下馬不可。這一派后來果真成功地奪了權，可還沒怎么來得及得意，“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于是，造反派的“壞頭頭”一樣被拽上臺去批斗。反正，雨露雷霆，莫非天恩，拜領就是。

好一場玄黃翻覆，乾坤再造！這中間慘烈求死、破家滅族的故事還真不少。我寫過親族和師長中幾位的自盡細節(jié)，自以為是遲到的悼惜，即使不能摧裂肝腸，至少也有惕厲作用。不料，有年輕朋友告我，悲劇離他們太遠，他們不解我怎昏耄若此，為什么不寫點別的，幫助他們在花樣年華黽勉事業(yè)，享受生活。也有人干脆叫我好好去編詞典，少敘往事。

不錯，新愁耿耿，哪顧得舊恨茫茫。另外，我寫到的都是不惑中壯之人，弱冠讀來自有“間離效果”。那就來說說當年弱冠年紀的事兒，看看此類小敘事能否存入今日少壯的記憶。我不說遇羅克、張志新這些烈士的事跡，就講講發(fā)生在我身邊的一件真事:

時間:1967年寒冬某日清晨。

地點:復旦大學學生宿舍7號樓。

主人公:楊雷生，外文系三年級學生。

事件:墜樓自殺。

上文說過，隨著“文革”深入，學生紅衛(wèi)兵隊伍一再分化，終成門戶林立。當時，正是尊奉最高指示“復課鬧革命”的階段，我每天要到外三學生宿舍去教英文《毛選》，漸漸與學生混熟了。楊雷生資質聰穎，反應敏捷，出身蓬蒿，是個“老造反”，在學生中似有相當威信。他喜好英文，問求甚切，課后纏我詳解時，用廢紙?zhí)嫖疫∵^小船，權充煙灰缸，終于把《別了，司徒雷登》一篇的英譯文記了個滾瓜爛熟。當時教師地位不但微賤，而且岌岌可危，隨時可以纖毫借口給打翻在地。楊雷生對我執(zhí)禮仍恭，“老師”二字當時不讓叫了，就親切叫我“谷孫”，他的一幫哥兒們大多學樣直呼我名，倒頗有些美國師生間以first name（名字免姓）互稱的味道了。

我只管教英文，不知道此時學生內部爭斗已經非常激烈，兩派相互從對方營壘揪捕“反動學生”而著魔似地搜集對方的“防擴散”黑材料，諸如某日某人說過“領袖有啥了不起，衣領加袖子而已”、“有了紅太陽，冬天不用穿棉襖了”，等等。這派性互斗的玄機在于先發(fā)制人，雖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類的言論在所有的學生中間曾不脛而行，大家視若平常不過，可是一當派性互斗的序幕拉開，事情就發(fā)生變化，誰先占領制高點揭發(fā)，對方必定倒霉。楊雷生就是在這樣的消耗互斗中，被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受到隔離審查的。那天，我照常去上課，突見平素與楊相契的僑生彭某，剃了個溜光的頭，臉呈陶土之色，表情如天坼地崩，耳語般告我:“楊雷生剛剛跳樓自殺了?！痹斣冎?，始知這天一早，楊被人押著，到飯廳打回早飯，進入7號樓往隔離室走去的半途，楊突然一個轉身，把手中一碗滾燙的稀飯，朝著后面押送的學生臉部，猛力撲擊（一說只是往地下一扔，并無撲擊），未等后者反應過來，已以沖刺速度直奔7號樓東首走廊窗戶，一個騰躍，頭部朝下，俯沖自盡。窗下是條丁字形的石板路，頭部著地，沖力伴以加速度，“只聽得像熱水瓶爆裂般的啪一聲”，果然立時畢命。待我趕去，尸體已被移走，一汪新血也已沖刷干凈，只有濺散的血滴依然清晰可見。

接著，當然立即停課，全年級召開楊雷生的“身后”批判會。有人出示楊生前喜愛摩挲的小刀——暗藏兇器；有人追述如何跟蹤楊去邯鄲路郵局投信，又如何到市區(qū)楊家攔截郵遞員投遞，終于將“黑信”成功繳獲——其實信的內容完全無害，只是對資助自己上大學的寡姐表示感謝，至多“解構”作一封絕命書而已，兼有一句“疑似”訂立攻守同盟的話；有人曾與楊過從甚密，這時歷數死者的反動言論，尤有說服力，發(fā)言義憤填膺又慷慨激昂，說得兩片嘴唇都抽搐不止——我看是怕這把火延燒到自己身上……兩軍對陣，戰(zhàn)必雙亡。不是嗎?過不多久，輪到把楊生逼上絕路的學生們挨整了，有的在畢業(yè)離校之后，還被揪回隔離，一拘就是一年有奇；有的在改革開放后考回母校讀研或出國深造，未及慶幸，所謂“文革”犯事的材料，緊身追來，遁避無門。

楊生這個活潑潑的生靈就此隕滅，未在歷史上留下一丁點兒的痕跡，連“洪爐點雪”也算不上。這些年來，在香港遇到上文提到的僑生彭君（已是書局老總），在汕頭遇到曾與楊雷生并罪蒙難的關君（已是教授），甚至遇到楊生當年對立派中人（已是大款）時，每嗟楊君之余，我總要想起他給我摺的紙船，想起那撲擊和騰躍，雖說丈夫各行其志，總要在心底責他過于剛烈魯莽，又會自問:今日世上還有幾人記得楊雷生同學?如此委棄身命，終極原因是什么?這樣的悲劇還會在某個早晨重演嗎?

（原載2008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