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子才的問題

袁子才這個人，以私德論，似乎是頗要不得的。據(jù)稱是趙甌北寫的《控詞》里曾說他： “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 ”對袁子才的公關手腕，其實一直以來我們的認識并沒有什么分歧，只是我們的這種認識總是停留在其個人的層面上，我們覺得這只是袁子才的個人品性與特殊做派而已。

將袁子才如魚得水上下穿梭的交際路線，從他個人的小圈子里拎出來，置入社會流動的大脈絡中，放到社會實踐的大背景下，是《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tài)——袁枚及其交游網(wǎng)絡的研究》 （王標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8年3月第一版）一書獨特的貢獻。十分注重方法論思辨的作者，在緒論中提稱： “本書力圖獨辟蹊徑，把袁枚及其交游網(wǎng)絡放在十八世紀城市知識分子流動的競爭的社會空間中進行考察，既不是表彰他的反道德先鋒式的思想性，也不是系統(tǒng)表述他的文學思想體系，更不是簡單的身世評傳，而是將袁枚作為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理想類型（ideal type） ，考察以袁枚交游網(wǎng)絡為中心的清代中期城市知識分子社會結合的特征以及流動性社會背景下的知識狀況。 ”書中強烈的理論意識令人印象深刻，最為倚重的要數(shù)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與“文化資本”理論，此外還有網(wǎng)絡論、表演論、儀式論等等，有時甚至給人一種恨不得把所有社會理論都用上的感覺。因此，該書與傳統(tǒng)的“交游考”之類的歷史考證著作拉開了很大的距離，是一部自覺地在社會學方向上開掘的作品。有時候，我們僅僅通過章節(jié)題目的設置就可以想見其思考的進路，比如《作為“文學場”的揚州、蘇州、南京》 、《正統(tǒng)性是如何被生產(chǎn)的——袁枚的社會威信在蘇州的擴張》 、《袁枚雅集活動的意義解讀——文人雅集的儀式化特征》等等。

把抽象理論與具體細節(jié)熔合得較好的段落，可以舉第三章對“袁枚肆無忌憚地通過風流場強化交友關系”的論述為例?！扒∪辍θA書屋’的風流韻事，成了袁枚和慶桂、慶霖兄弟（兩江總督尹繼善之子）之間最美好的一段往事、一個表現(xiàn)兩者親密關系的符號。在往后的歲月中，袁枚不斷地通過喚起慶桂、慶霖對這段共有經(jīng)歷的回憶，使自己和這個滿族高官顯宦世家的關系在尹繼善去世后繼續(xù)得以維系?！锻ㄟ^反復暗示特定場所的詩句喚起對方有關情欲的記憶，謀求一種親密的共感?！队行Ю昧顺瓦@種文學行為，對共有的記憶進行強調(diào)，反復呼吁相互之間的連帶關系，并將這種連帶感傳達給社會……” （第133—134頁）應該說，作者的理論化的言說方式并沒有從根本改變或動搖我們對某一具體現(xiàn)象的認識——即使我們不把“風流韻事”當作“符號”來看待，我們也知道它有拉近個中參與者感情之功用——但卻有效地強化了我們最初極有可能只是感性的認識。

借助理論的力量，作者頗提出了一些警辟的說法。比如圍繞《湖樓請業(yè)圖》 ，作者指出： “對風流才子的聲名和肉體生命力的再確認，可以說是袁枚晚年接受女弟子的第一動機。除此之外，其第二動機，我覺得就是借此構建新型的社會網(wǎng)絡。 ”在?？隆皺嗔υ捳Z”的影響下，作者認為袁枚在杭州不分良莠地廣收女弟子是想“通過女弟子的男性家庭成員，在社會基礎薄弱的杭州謀求新的權力，借以強化社會根基” 。不管這種“第二動機”的真實性有多大，它至少替我們打開了另一條思路，讓我們開始習慣用社會的視角來觀照個人的問題。

當然，任何社會學理論都不可避免地要面臨這樣一個難題：該如何界定個人的主體性與社會的客觀性之間的關系？在袁枚身上，這一難題顯得尤為突出。事實上，將袁枚這樣一個情感豐富、性格獨特的人目為韋伯意義上的“理想型” ，并不是沒有理論疑問的。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提及《隨園詩話》“贊勝流名輩，亦復贊后生新進與夫寒士窮儒” ，我們?nèi)绻粚⑵湟暈橐环N追求符號權力最大化的策略（事實上，劉聲木引林象鼎《樵隱詩話》所謂“植人者，實植己也”正是這樣看的） ，就有可能忽略掉袁枚的性格特質(zhì)，正如我們?nèi)绻J為任何獎掖后輩的熱情都出于自利的目的，那我們就太cynical了。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遭受過的最犀利攻擊，也許就是，他的“符號權力” 、 “文化資本”等理論說到底在本質(zhì)上還是一種經(jīng)濟決定論（參考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第四章） 。同樣地， 《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tài)——袁枚及其交游網(wǎng)絡的研究》也常常給我們一種錯覺，好像袁枚無論在其生活的哪個方面都永遠那么老謀深算，似乎無時無刻不在考慮“構建新型的社會網(wǎng)絡”的問題，這種經(jīng)濟學的和符號經(jīng)濟學的算計好像構成了袁枚社會實踐的全部。盡管我們不能否認這種理論歸納的深刻性，但我們也希望在社會學分析之余偶爾能看到心理學分析來揭示事情的另一側面。

作者的銳氣在書中展現(xiàn)無遺：對陳伯海、井上徹、近藤光男、內(nèi)藤湖南、艾爾曼、阿瑟·威利等國內(nèi)外知名學者進行辯難，與袁枚研究的大家王英志先生立異更不下四處。盡管問題的范圍有大小、說法的正確性也還不能說完全不容辯駁，但作者的這種求真的態(tài)度還是值得嘉許的。讓人覺得遺憾的是，整本書的構成不很均衡，第一章總論最精悍，第二章馬上弱下去了，接下來對袁枚在蘇州、杭州活動以及有關《隨園雅集圖》的論述都較精彩，可是接下來的兩章又稍顯滯悶了。此外，書中重復論述、重復引用的次數(shù)相當多，似在成書前對單篇論文的芟夷修訂工作尚有欠缺，比如第200頁的注9長達一百多字的論說式注釋原封不動地又出現(xiàn)在了第220頁的注10。

作者在理論上花的工夫，如果能多少勻一點在文獻上，也許著作就更完美了。作者征引文獻，不大注重辨析材料的可信度，比如多次據(jù)蔣敦復《隨園軼事》立論，可是蔣不曾親炙袁子才，他編纂的這本書中不少材料的真實性是成問題的。書后附錄“袁枚的交游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庫） ”本來有希望成為學者查考的便利資料，但經(jīng)檢視，這個“數(shù)據(jù)庫”不僅有大量錯漏，即便是已收入的數(shù)據(jù)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基本上沒有什么參考價值。試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書中第二章《造訪隨園的人們》曾列出江寧布政使高晉（第103頁） ，可是“數(shù)據(jù)庫”里卻找不到他的名字。作者自己特意提及的人物都不在“數(shù)據(jù)庫”里，更不要說別的人了： 《小倉山房詩集》里常出現(xiàn)的“香樹尚書”錢陳群， “數(shù)據(jù)庫”里也沒有。第304頁的“數(shù)據(jù)庫”圖表，有一個“高景蕃” ，隔了十三行，又出現(xiàn)一個“高景藩” ，他們都號“怡園” ，祖籍都是“浙江杭州” ，且都是“雍正二年進士” ，明顯是同一個人卻被分列兩處，官職居然還不同。收入“數(shù)據(jù)庫”的人名，其后附列“出處” ，指出現(xiàn)在《袁枚全集》中何處，這一“出處”數(shù)據(jù)往往是不完整的，比如鰲圖的“出處”列了兩個，其實他在《隨園詩話》卷三第七十八條還出現(xiàn)過， “數(shù)據(jù)庫”未列；袁子才的外甥陸建是跟子才關系密切的人， “數(shù)據(jù)庫”里也只列了兩個“出處” ，實則《隨園詩話》卷十第三十五條中也有陸建，卻失收。至于作者寫出“袁枚總是能言出一般人的意表之外” （第177頁）這樣的句子，則不由得聯(lián)想起魯迅先生的那篇《 “意表之外” 》 。

書中有幾處事實性的結論，頗與一般的觀點相左，下面分別就三個問題，一一加以剖視。

1．袁子才是否躲著江蘇巡撫陳宏謀？

作者在講述袁枚在蘇州的文化蹤跡時，提出一種猜測，認為“在陳宏謀任江蘇巡撫期間，袁枚幾乎完全停止了歷年造訪蘇州的活動” ， “懷疑這與陳宏謀過于迂腐嚴格的道學氣有關系” 。證據(jù)是“蘇州是袁枚幾乎每年必來的城市……但是，從1757年到1760年的四年時間里，在詩集中找不到任何袁枚在蘇州逗留過的痕跡” ，而恰好， “1758—1762年由陳宏謀接任江蘇巡撫” ，時間上似乎有某種對應關系。作者補充說“袁枚和陳宏謀二人合不來” ，證據(jù)分別是《小倉山房文集》里的一封寫給陳宏謀的奏狀和《小倉山房尺牘》中一封寫給陳宏謀的信。

那么，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首先，我們得承認，奏狀與信中的個別詞句的確顯現(xiàn)出袁子才與陳宏謀并非完全心氣相投，可是， 《小倉山房尺牘》那封信里卻也有這樣的表述： “枚雖乍見，蒙公褒之過當，且云論政書中，有與公暗合者數(shù)條。 ”即是說，陳宏謀初見袁子才時曾大加褒獎，并致英雄所見略同之意。同一份史料，只談對自己的結論有利的一面，對不利的另一面則不做分析，這恐怕不是考證的正確方法。事實上，作者或許沒注意到， 《小倉山房續(xù)文集》卷二十七里尚有一篇《東閣學士陳文恭公傳》 ，是袁子才在陳宏謀身后替他寫的傳。我們知道，袁子才寫過許多諛墓之作，這篇傳記也許或多或少也是應付事兒，然而，假若“袁枚和陳宏謀二人合不來”真的到了須加以躲避的程度，那么討厭的對方既然已經(jīng)死了，還非得替他樹碑立傳不可嗎？子才再愛財，也不至于這樣難為自己吧？

再細查作者的說法，所謂“1758—1762年由陳宏謀接任江蘇巡撫”其實是不對的，按《清史稿》陳宏謀本傳，他任江蘇巡撫應是在1757年至1761年間，作者可能向后錯推了一年。那么， “從1757年到1760年的四年時間里，在詩集中找不到任何袁枚在蘇州逗留過的痕跡”是否屬實呢？居然也是錯的。1760年，即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小倉山房詩集》編年詩里有《虎丘同錢景凱泛酒船》 、 《過繡谷園吊主人蔣升枚》等篇，虎丘當然是蘇州的名勝，繡谷園也在蘇州，這就明白地顯示，1760年袁子才是到過蘇州的。無論如何，1760年都框定在作者假定的年限內(nèi)，而子才那年到過蘇州，陳宏謀當時又任職江蘇巡撫，這樣一來，作者的猜測自然也就沒有任何立腳的余地了。

退一萬步說，就算袁子才那幾年沒到過蘇州（事實是他在1760年、1761年都去過） ，我們也未必有理由認為他就一定是在躲著陳宏謀。通常說來，我們?nèi)ヒ粋€地方，多半總會有個理由，而我們不去一個地方，其實完全不需要理由，或者換個說法，我們有千萬個理由不去那個地方。比如，我今年夏天為什么沒去美國？因為我沒有假期，因為美國領事館未必給我簽證，因為我要寫這篇書評脫不開身，因為我根本不想去美國……理由可以無窮盡地列下去，我原本就無須為自己作任何辯解。1758年和1759年，袁子才都生過病，他也到過揚州等地，為何還非要拖著病體趕往蘇州不可呢？我看不出這有什么必要性。事實上，作者預設“蘇州是袁枚幾乎每年必來的城市” ，就是先入為主了。

2． 《隨園雅集圖》是否純?nèi)惶摌嫞?/p>

圍繞《隨園雅集圖》展開的論述應該是作者的得意之筆，他提出“ ‘隨園雅集’其實也是一次‘缺席’的雅集。它的虛構性可以得到確認” 。 《隨園雅集圖》上畫的五個人分別是袁枚、沈德潛、蔣士銓、兩江總督尹繼善的公子慶蘭、刑部尚書錢陳群的表從孫陳熙。作者舉出支持虛構性的證據(jù)是彭啟豐的《題隨園雅集圖》詩序，當中提道： “圖有五人，而歸愚先生（沈德潛）已下世，其他諸君子各散處一方，欲重舉故事，曾不可得。然則覽斯圖也，如水中月，空中花，求其實而初無有也。 ”于是，作者就得出結論說： “曰‘求其實而初無有’ （想要尋求它的實在性，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由此可以明確它的虛構性。 ”

作者對文本的這種解讀合乎情理嗎？首先，彭啟豐并不屬于與袁枚關系最密切的文學集團，何以袁子才身邊的人都沒揭示所謂“虛構性” ，只有他提到了呢？他是怎么知道“虛構性”此一事實的呢？這是一個絕大的疑問。其次，我們留意上引那段話的文氣，尤其是“然則”兩個字，它是承上啟下的，故事不可重舉，怎么就能推導出畫是虛構的這一結論來呢？彭啟豐強調(diào)的其實是，他本人沒能參加這次雅集，而沈德潛又死了，所以這次雅集就變得獨一無二、無法再現(xiàn)了， “然則” （因此） ，這張畫也就如水中月、空中花一樣，呈現(xiàn)出來的是不可再去追尋的東西。第三，作者對“初”字的理解似有誤。 “初”不是指“從一開始” ， “初無”是“一點都沒有”的意思。如《北史·列傳第七十六》 ： “禽蟲之跡，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 ”再如《資治通鑒·梁紀四》 ： “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jīng)，雖屢經(jīng)喪亂而初無損失。 ”上述例子里的“初無”若不做“一點都沒有”解，就解不通了。彭啟豐這里說的是，欲求其實體，卻一點都不存在。

從這樣一段疑竇叢生的文字中得到的“虛構性”結論，我認為是不甚可靠的。前面曾提到過，作者認為阿瑟·威利將隨園雅集的時間確定為乾隆二十九年（1764）只是一種“推測罷了” （中譯本《袁枚》中，關于雅集時間的那一句剛好漏譯了。該譯本錯漏百出。請參考阿瑟·威利英文原著第172頁） ，我同意這一看法。不過，作者既認為《隨園雅集圖》是“虛構” ，當然也就不會去追究這幅畫創(chuàng)作的時間。實際上，袁子才在《吳省曾墓志銘》中明確地說： “ （吳省曾）為余作《隨園雅集圖》 ，沈文愨公（沈德潛）年九十余，陳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謦咳宛然。 ” 《續(xù)同人集》收入陳熙《喜隨園夫子臨蒞淮浦》詩，詩注也說： “余年十七，公畫入《隨園雅集圖》 。 ”這就是說，畫上畫的是沈德潛九十歲出頭、陳熙十七歲時的光景。沈德潛《甲申除夕》詩有“此身剩有筋皮骨，明日居然九十三”之句，則1765年（乙酉）他九十三歲，倒推三年，1762年他九十歲。1762年春，乾隆下江南，沈德潛和袁枚皆前往迎駕，這段時間前后，他們在隨園聚會并不是不可能的。

從常理上講，假設袁子才倩人畫《隨園雅集圖》意在標榜、存心“虛構” ，那么，他完全可以讓畫師再多畫上幾個名流，為何只畫了五個人，其中還有兩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年輕人？我這樣講，并非要否定此畫有“虛構”的可能性——事實上，中國畫缺乏寫實傳統(tǒng)，與實際情形稍有差池，簡直理所當然——只是想強調(diào)，要“明確它的虛構性”需有強有力的積極證據(jù)，而且要從反面評估其“非虛構”的可能性。

3．袁子才是否不嗜好音樂？

作者在分析《隨園雅集圖》時提出： “主人袁枚……面前擺著一張琴，這個畫面未必就是當時雅集的實際情景?！辽僭妒莻€不擅長音樂的人。 ” （第189頁）接著就引《隨園軼事》 ： “先生不喜歌曲，故姬侍雖多，無有以歌曲傳者。 ”于是，作者得出結論說： “說明袁枚本人并不嗜好音樂。 ”

前面已經(jīng)提到， 《隨園軼事》未必可靠，就算假設這條材料是可靠的，從“不喜歌曲”便得出袁子才“不嗜好音樂”的結論，不也是很奇怪的嗎？歌曲只是音樂的一種，與古琴比起來，還是古代音樂中較庸俗的一種。袁子才不喜歡聽姬侍唱曲，跟他喜不喜歡古琴，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

上面還只是從邏輯上推理，現(xiàn)在讓我們看看事實的依據(jù)：《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六有兩首連續(xù)的詩，詩題分別是《隱仙庵聽卓道人彈琴……》 、 《次日招似村公子聽琴……》 ，這里的“似村公子”就是慶蘭。事情很清楚，袁子才是愛聽琴的，一日聽不足，次日還把友人找來一起聽。這般愛好，還能說是“不嗜好音樂”嗎？于不疑處生疑，顯然又是因為“虛構性”的判斷橫亙在胸，先入為主了。

作者理論化的努力著實令人擊賞，不過，若沒有堅實的文獻基礎，理論就有可能跟實證拗成兩截，接不起來。袁子才是個復雜的人，欲得其真相，殊非易事，從心理的角度是如此，從社會的角度亦然。當年，陳世驤先生在《亞洲研究學報》上給阿瑟·威利的《袁枚》寫書評（見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0年2月號） ，開篇即說：外國人寫中國的題材，常謙抑地引《圣經(jīng)》上那句：Through a glass, darkly（照鏡子，模模糊糊） 。其實，中國人又能有多少優(yōu)勢呢？與其對前輩學人的論說提出辯駁，不如先把基本的事實搞搞清楚來得更穩(wěn)妥些。

（原刊于《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8年8月2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