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知識分子世界觀的較為全面的圖式，對此最恰當?shù)谋碚魇敲翊庵髁x?！懊翊庵髁x”概念將上述精神氣質的三個基本特征聯(lián)為一體，即虛無主義的功利主義、道德主義和反文化傾向。

　　                                      —— 弗蘭克《虛無主義的倫理學》

　　 本文試圖揭示中國知識分子內部對“政治沉默”態(tài)度不與認同背后的思想心理。簡而言之，對此不寬容的主體基本上是具有強烈左派傾向的小知識分子階層，并且以強烈的民粹主義靈魂心理表達出對知名知識分子不激進作為之不滿情緒。以下嘗試論之。

　　 一、民粹主義的道德審判觀念心理

　　 因為楊絳的去世，輿論界再次引發(fā)對錢鍾書先生以至貶及楊絳的質疑及爭論：他們對專制政治的沉默“缺乏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在思考錢鍾書沉默生存方式之問題中，無論知識人或俗人，激進派或平和一族，都為道德所困而陷于糾結：沒有人敢于肯定“拒絕擔當政治義務”的正當性?？蓱z的中國人有一種根據(jù)受苦受難的遭遇給予尊敬的邏輯，其中不乏一種卑鄙心理：你不下地獄為我們謀福利，你是有欠缺的——因為你是名人和知識分子。委婉者說錢精明，其實不如用錢鍾書自己的名言來概括最恰當：“連一根頭發(fā)都不要給魔鬼抓住！”

　　 “沉默”是錢鍾書的為人原則和政治策略，沉默是為了得到更多的獨立和被遺忘的自由——從一個不屑的社會存在里放逸自我。這是他與生俱來和全心全意修養(yǎng)的本色，也是高明智慧之處，還是他的狷介之表現(xiàn)方式：有所不為然后有所為。如果你有深心別置

　　 —— 用俄國“新精神哲學”的代表人物弗蘭克（1877-1950）的話來說，是對絕對價值和更高的文化審美內涵（理論的、科學的真理，嚴肅和純粹的為知識而知識，無私地追求對世界的確切的理性反映和把握）—— 你就沒有必要挑戰(zhàn)那個瘋狂的社會，沉默正顯示你的放低和妥協(xié)。為什么不可以妥協(xié)呢？正好像在戰(zhàn)爭中不幸做了俘虜。你不可以改變整個世界的瘋狂，而且更沒有必要表演。表演只是為了發(fā)泄你的意氣，對于一個極端的世界來說，沒有任何糾正的價值，不如退步。

　　 今人一般都景仰陳寅恪高揚自由精神的旗幟而直面抗厲群眾運動的氣節(jié)，而微詞錢鍾書無聲退縮的政治沉默。戳破真相而言，今人根本沒有與陳、錢可以共通的人格修養(yǎng)和文化心理，因此也根本不具備體貼他們精神價值的心理素養(yǎng)：我們和他們不是有共同底蘊的同類。陳、錢中年之前都不知道、不關心有共產(chǎn)主義、集體精神、革命理想、群眾運動、階級斗爭等等鳥事，甚至連愛國主義這樣的抽象概念也是陌生的，除了傳統(tǒng)國學的精淳修養(yǎng)，就是西方文化的世界主義思想訓練。在49之后，被強加到身上的種種思想改造，差不多就算作政治恐怖主義的災難，不要說從價值觀里完全排斥，對這個政權和社會改造運動感情上也會始終保持距離，遑論道義擔當！在那樣的形勢下，保護自己是第一要義，只不過陳寅恪是一個傲慢的大師，性格使然，不知自我保護為何物。他們愛國的方式是從文化精神和修養(yǎng)方面血濃于水地浸潤的，對政治、社會和人情世故永遠都是局外人、旁觀者甚至自覺成為多余人。從出生以來他們就注定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不與世俗相交。錢鍾書在他的隨筆中借魔鬼的口這樣說：“我通身熱度都被寒氣逼入心里，變成一個熱中冷血的角色?！保ā赌Ч硪乖L錢鍾書先生》）—— 在我看來，如果中國人學會了帶著距離冷眼來看自己的國家和政治，這個社會會減少一大半卑鄙之徒。

　　 對此所有不寬容的關鍵點在于，中國人深心認同一個沒有經(jīng)過反思的政治觀念：“知識分子必須要有社會道義的擔當”。這個不證自明的先行前提觀念從古代“士志于道”的傳統(tǒng)而來，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戳穿而言，因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是士與皇家共謀而治的。

　　 “士志于道”的本質是所有從下層出身的小知識分子有了參與天下管治的合法性，也借此使自己獲得了充滿理想主義精神、吾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的偉大感覺。這種傳統(tǒng)帶來的最大問題是：知識分子都與專制政治有不可或缺的血緣關系，甚至異化為通過政治獲得權力而得到其功利主義的成就感。“志于道”的“道”就是兼濟天下、拯民于水火和清明社會的儒家之道，這種道是排斥弗蘭克所說的“理論的、科學的真理，嚴肅和純粹的為知識而知識，無私地追求對世界的確切的理性反映和把握”之文化追求。對此弗蘭克有更深刻的批判：

　　 弗蘭克在《虛無主義的倫理學》中精辟地指出：“由于一切運動無論其目標還是其策略，歸根結底都遵從和取決于知識分子的精神力量——他們的信仰、生活經(jīng)驗、他們的評價與興趣、理性與道德氣質，因此，政治問題本身就成為文化-哲學和道德問題，知識分子之事業(yè)的失敗問題，就觸及了更廣泛更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信仰的價值問題?！保ā抖韲R人與精神偶像》，P46，學林出版社，徐鳳林譯，1999-1）

　　 弗蘭克指出：俄國知識分子就其倫理本質而言，都是頑固不化的民粹主義者：他們的上帝是人民，惟一目的是多數(shù)人的幸福，伴之以禁欲主義的自制和對自我價值的精神需要的憎惡和鄙視。這種民粹主義的靈魂是道德主義，反文化傾向和虛無主義的功利主義：否認一切絕對價值，把為多數(shù)人利益服務當作惟一的道德目的。要求個人嚴格的自我犧牲和私人利益（雖然是最高的和最純粹的）對社會服務事業(yè)的絕對服從。這種意義上的民粹主義不是一定的社會政治流派，而是一種廣泛的精神潮流。（同上，P56-57）——

　　 這段話差不多說的也是中國的知識分子。

　　 弗蘭克的論述使我思考：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靈魂有一種不可動搖的“政治正確性神話”：知識分子仿佛生來就是為了社會改良的斗爭而存在，應然地須具備一種奉獻精神，為人民服務，為社會的公道而義無反顧地擔負起輿論斗爭的責任，為社會道義而無私犧牲一切，包括自我的生命、文化事業(yè)的理想。這成了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確性”觀念，沒有人敢于懷疑。

　　 “知識分子道義代表論”只有三個前提下才可以成立：1,其他人都沒有掌握文化的機會而且都是群氓；2,統(tǒng)治者是開明君主；3,知識分子真的代表全社會的公共理性。可惜這三個前提存在的可能性都值得質疑。

　　 因此，這種政治正確性并沒有值得今人崇拜的合理性，且很需要破除其神話：如果一個社會的全部發(fā)展都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精神使命為依歸的話，那么他們所選擇的路徑和主導的輿論走向邪惡、至少經(jīng)常地激情任性犯錯的話，怎么辦？知識分子擔當了社會良心的法官，那么整個社會的自我責任和自治放在什么位置？這是知識分子的道義激情與知識分子理性良知之可行性之間發(fā)生了不可調和的根本矛盾。

　　 只有依據(jù)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社會理論，讓社會自生自發(fā)地漸進發(fā)展，才是可行之道。在一個經(jīng)濟自由、思想自由和政治合作的“市場”里，全社會合作自治，通過協(xié)商和妥協(xié)，找到一個民族合理發(fā)展的公共理性。因此發(fā)展市場社會是走出中世紀之道?！?/p>

　　 當然，如果在一個專制極權文化傳統(tǒng)深厚的社會里，想要獲得一個自由發(fā)展的市場，幾如天方夜譚，不過這恐怕也是這個民族和社會的命運罷了。即使知識分子想發(fā)揮自己的良知道義，也還是專制社會里的政治道德罷了。如果全社會的成員沒有追求自己權益的愿望，或者專制權力過于強大，這就陷入了怪圈循環(huán)的故事。幾千年的中國模式已經(jīng)證實了這種殘酷性。知識分子真的能拯救這個世界，中國早就成功了。事實上，我們寧愿相信追求個人主義的商人和市民，也還是別太相信知識分子的正義感。

　　 應該反對民粹主義的道德審判，“文人政治”之道義擔當正是民粹主義的溫床。市場社會公共政治的根本特征是有產(chǎn)者（包括市民）從自我財產(chǎn)占有權出發(fā)，爭取法治和公共理性的共享。企業(yè)家、律師、代理人及各種專業(yè)人士從制度治理的角度維護公共理性的行使，這才是制度成長之路?！白杂伞⒚裰骱推降取钡某橄髤群盁o助于權利的獲得。

　　 在公共社會里，知識分子不能有優(yōu)越性，有優(yōu)越性的階級就有了可能掌握知識權力的專制機會。弗蘭克指出：“這種思潮——其中道德不僅占據(jù)主導地位，而且對失去絕對價值之信仰的意識具有無限的專制權力—— 可稱之為道德主義?！闭沁@種道德主義構成了知識分子之世界觀的本質。

　　 正是這種大公無私的政治觀念使從50年代開始的對中國知識分子之思想改造運動具有神圣的政治正確性，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shù)都心悅誠服地想根除自己“純粹的為知識而知識”之價值觀，企圖虔誠地掌握無產(chǎn)階級斗爭的精神，簡言之，用“紅”革掉“?！钡拿?。很多知識分子最后成功地廢了武功，文革后都成了比勞動人民還勞動人民的白癡。

　　 也正是這種“大公無私的政治觀念”形成了一種知識分子內部政治斗爭的格局：對大知識分子和純粹的知識分子斗爭最狠的偏偏是知識分子中的年輕人，他們是廣大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典型的左派，最熱衷于掌握輿論潮流的利器，通過打倒和折磨著名的知識分子，而獲得自己的精神快慰。小資知識分子是知識人里面的無產(chǎn)階級，他們不僅資產(chǎn)貧困，更重要的是對“知識權力”的饑渴感和被蔑視心理在作祟。毛澤東就是從一個小資無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成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的，同樣，當年無數(shù)奔向延安的小資知識分子，都是這種類型的革命先鋒戰(zhàn)士。50年代在北大以及各高校，對著名知識分子殘酷斗爭的群眾，就由這些左派極端分子組成。陳寅恪在中山大學是受到校方以及廣州最高領導人陶鑄等努力保護的，甚至中共中央也一直默認對他的政治特別豁免權。但是偏偏是知識分子內部的年輕人，對陳寅恪毫不留情地殘酷打擊。北大的這類故事同樣極具戲劇性，例如49后李長之對游國恩等的狂熱批判。

　　 直至今天，持有這種政治正確性的道義論還是掌握在左派小資知識分子的手里，成為批判純粹知識分子的利器。這種利器在輿論中極具煽動力和殺傷力。正如弗蘭克說的：“這種意義上的民粹主義不是一定的社會政治流派，而是一種廣泛的精神潮流?！闭窃谶@種精神心理背景下，掌握輿論的知識分子批評家對其他知識分子便有了發(fā)揮政治精神權力的武器：“要求個人嚴格的自我犧牲和私人利益（雖然是最高的和最純粹的）對社會服務事業(yè)的絕對服從?！薄?由此“政治沉默”變成了不光彩的代名詞。

　　 二、重新反思我們的知識分子觀念

　　 為什么“沉默的明哲保身和無言的不合作”會遭遇批判和抵制？中國人的心理究竟是怎樣的潛意識？大約國人的二分法思維方式又在作祟了：你要么做一個擁護當局的積極分子，要么做一個反潮流的英雄；要么做一個鐵骨錚錚的抗暴者，要么做一個諂媚的奴才走狗

　　 ——  沒有中間地帶的價值觀。如果你不挺身而出，就不配享有光榮。道德國度里的混賬慣性是：凡是弱者都是善良人，凡是文化人都要同情弱者和必須為起義寫檄文，凡是英雄都得驚天動地。中國人還有一種卑鄙的潛意識：希望別人做張志新、林昭，爭得天下太平，好讓自己分享福利。

　　 抵制錢、楊的心理中，仿佛表示拒絕做一個“本分、正派而靜好的成就者”。這是中國社會的悲劇，只希望你做一個無能的老實人，低到塵埃里去，再得到左派知識分子的強烈同情，這個社會便有了激烈抗爭的素材。如果你對政治沉默而又獲得崇高的聲譽，羨慕嫉妒恨就會來討伐你。中國人的邏輯是：既然你要成功，你就要為全社會做斗爭的英雄，或者為了群眾、為了理想受盡劫難；假如你靜好，你再干凈，很缺乏戲劇性因子，場面不好看。中國人不承認沉默的天才，只景仰喧嘩與犧牲的榜樣。

　　 反正世人看不到名人成為高尚的英雄，一定不會過癮：后人得不到完美崇拜感動之心理滿足。如果你享有盛名，卻又活得靜好無事，想到張志新林昭傅雷老舍儲安平等等死無葬身之地，馮友蘭朱光潛費孝通羅隆基顧頡剛等等活得很難看，那么錢鍾書獨享一隅的不太“被政治折騰”的待遇則是使無數(shù)敬仰顧準者深感不公平，為什么你就不需自掛東南枝？

　　 將沉默與斗爭作二元對立的分類有一種危險：平庸和高尚的簡單劃分，是道德主義的綁架。大力倡導高尚的影響力，認為知識分子應當擔負重大使命，這依然是期待救世主的思維。如果不是一個市民社會的所有人爭取合法的權益，則知識分子的言說還是與政治當局共治天下的舊世界。

　　 今日反思之士，常常缺乏的是具體分析的態(tài)度和能力，尤其是對于政治正確的道德性觀念，缺乏錢鍾書那樣新批評式的、解構主義的冷靜分析功夫，人們還是只講道德原則的慣例。關鍵是：反思自我的道德心理會更透徹有效。

　　 在中國人的潛意識里，凡知識分子英雄，都是如司馬遷屈原杜甫蘇東坡一樣飽受折磨的，如果在沉默中避過了災難，從誅心之論看來，他的道德人格有問題。司馬遷的觀念已經(jīng)成為心理原型：“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嗚呼，沒有遭遇過苦難，你怎么可以就入先賢祠！—— 可惜錢鍾書不是英雄，而是“異人”。

　　 人們在敬仰備受折磨的陳寅恪之時，當然會不滿意于錢鍾書的軟弱沉默。陳寅恪多么像一個英雄，多么具備“士可殺而不可侮”的傳統(tǒng)氣節(jié)，這便是高大上的典范形象，和人們心中的革命英雄許云峰、江姐的形象多么相似！而我們款通心曲的敬仰心理正是出于深厚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之積淀?？上г谥袊?，這樣的表現(xiàn)只能給張志新之類的反抗者帶來被強奸和割舌的待遇。陳寅恪不被人身折磨已算萬幸。

　　 從任何一個中國案例都可以看到中國人實在活得很艱難，這是精神枷鎖的繁重與糾纏。正是從默認政治正確的“知識分子道義代表論”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出發(fā)，人們便崇尚抗厲的知識分子，而看不起沉默的守望者。如果不能詳察細辨沉默著的心性，多半以軟弱、膽小目之，看不到更多的東西。

　　 著重強調每一個人“正直地沉默”作為一種不合作的抵制，是既必需而又是整體清醒地對抗的基礎前提。沒有多數(shù)人的沉默之不合作對抗，統(tǒng)治者一定還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依靠少數(shù)知識分子發(fā)聲的社會是一個愚昧的社會，其特點是這些知識分子只是與統(tǒng)治者有政治分歧的合作者，而其他人或者是冷漠和愚昧的局外人，或者是主流社會的積極分子。

　　 近代以來我們這個民族是與政治完全合作的文化群體，積極配合是最常見的集體主義存在方式，由此而失去個人主義的獨立、自由之基礎。絕大多數(shù)人的積極配合，是基于專制權力、思想控制和群眾運動的暴風雨一般裹挾的政治暴力?！罢钡爻聊痹谥袊窍∪钡?。

　　 只有當多數(shù)人都以正當權利、正直品格和應有尊嚴三者堅持到底，則思想專制、集權統(tǒng)治和道德綁架才不會得勢，法治和自由才可以成立。“政治沉默”的權利應當要和自身的人格正派和文化追求相伴相生，這樣的人才不會成為犬儒。

　　 我們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觀念定論，例如知識分子都是自由主義者之類。這是嚴重誤讀的錯誤認同。大多數(shù)的知識分子都是理想主義者、唯理主義者、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這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解釋得很明白的。換言之，知識分子天生是左派。只有經(jīng)過嚴格的哲學思想和人性心理反思、冷靜周徹地考察歷史和人情世故，才會真正看明白理想主義和唯理主義的不可置信性。善讀書者一定可以欣賞到簡?奧斯丁的《愛瑪》早已具備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精神，這本小說正是對一個在愛情婚姻方面的理想主義者和唯理主義者愛瑪?shù)姆粗S而表達自由主義的真正內涵。凡是希望改造別人或者安排世界秩序的聰明人，沒有不走向唯理主義的左派專制思想的。多數(shù)知識分子都脫離不了這樣的心性軌跡。—— 因此我們對于“知識分子道義代表論”應當重新反思。

　　 知識分子的本質恰恰是：對自己是自由主義，對社會和他人是社會主義和專制主義。這是他們的心性宿命，所以他們一定追求轟轟烈烈的革命，世界上的革命多數(shù)是知識分子的杰作。從這樣的邏輯出發(fā)，無論他們讀多少書，從事多高尚的知識專業(yè)，他們的本性都會驅使他們去擁護革命事業(yè)和革命領袖的崇高使命，心悅誠服地為民族復興和國家主義服務。聞一多、馮友蘭、費孝通、陳垣、朱光潛和馬寅初，有誰不是這樣的左派？—— 除了陳寅恪和錢鍾書。

　　 正是這樣，錢鍾書難免引起人們的嫉妒。嫉妒之心人性常有，很正常。只要任何人與眾人不一樣，他就是群眾的“異己”和“他者”，因為你的特立獨行和自由主義，使我們都顯得不那么純粹，我們都成了俗人。

　　 討論中國知識分子的慣性，可以看到歷史上反復出現(xiàn)的文人“清談議政”，要么是極力影響皇帝圣意的過度激言（在無數(shù)獻策的聲音中，不激言不極端不文過飾非不華麗出新的驚人之語，則難以使圣上注意），要么是影響群眾輿論制造事端產(chǎn)生巨大的社會效應，要么是對政敵黨爭的攻擊，要么是將群眾作為群氓而做啟蒙宣傳。從帝王師、群眾導師和輿論宣傳家，最終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員，他們經(jīng)常做的好事就是造成社會動蕩，自覺變身為講政治講紀律的依附工具，成為道德教訓的監(jiān)督者，為思想控制盡職盡責，從而免除了天下人的責任。

　　 我們今天需要怎樣的知識分子？這是值得慎重反思的重大命題。如果還是基于現(xiàn)實政治功利主義、民粹主義和道德主義精神價值觀的道義擔當者之知識分子，那么我們寧愿需要對“政治沉默”的正派知識人。然而這樣一個由知識分子拯救世道的社會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再呼吁知識分子之道義擔當，很有愚弄全社會智商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