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調查研究》由中共中央北方局調查研究室于1942年5月1日創(chuàng)刊出版,由該室秘書張衡宇負責總編工作。該刊32開,68頁,封面上“調查研究”4個流暢的行草大字,由彭德懷題寫。首篇文章是彭德懷撰寫的發(fā)刊詞《對癥下藥》。由于人手少、稿源缺等原因,《調查研究》終究沒能復刊,這期創(chuàng)刊號便成為終刊號了。圖4-35 《調查研究》1942年5月1日創(chuàng)刊號
《調查研究》由中共中央北方局調查研究室于1942年5月1日創(chuàng)刊出版,由該室秘書張衡宇負責總編工作。
該刊32開,68頁,封面上“調查研究”4個流暢的行草大字,由彭德懷題寫(圖4-35)。首篇文章是彭德懷撰寫的發(fā)刊詞《對癥下藥》。文章回顧總結了華北根據地自抗戰(zhàn)以來的經驗與教訓,闡述了搞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彭德懷還回憶了自己于1928年在江西寧岡縣首次見到毛澤東時就聽他講到“不調查沒有發(fā)言權”的情景。
北方局有關部門及負責人也為創(chuàng)刊號撰寫了調研文章。
不幸的是,這么一本充滿時代氣息的紅色刊物剛面世,便遭遇日軍“五月大掃蕩”,調研室人員全部遇難。其中的張衡宇,在突圍行動中,為幫助一位身負重傷的警衛(wèi)員脫險,他不顧個人安危,背著傷員跋山涉水,以致延誤了時間,犧牲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事跡可歌可泣。同年7月7日,太行區(qū)負責人李雪峰在《新華日報》上發(fā)表了《紀念左權、柯云、張衡宇諸同志》的悼念文章。
反“掃蕩”勝利結束后,根據地形勢稍有穩(wěn)定,彭德懷便著手恢復調研室,經與北方局黨校楊獻珍校長協(xié)商,決定將該室設在黨校,由楊獻珍負責。隨后又將趙攻守、王春、趙樹理等調入調研室工作。由于人手少、稿源缺等原因,《調查研究》終究沒能復刊,這期創(chuàng)刊號便成為終刊號了。
圖4-35 《調查研究》1942年5月1日創(chuàng)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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