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汪鳴鑾與清流帝黨

一、從政經(jīng)歷

汪鳴鑾（1839—1907年），字柳門，號郋亭，又號得士，寄籍浙江錢塘（今杭州市），寓居蘇州。1839年，其母孕16月而生，幼有夙慧，七歲即能通小篆，同治四年（1865）進士，1868年，由庶吉士參加朝考，授任編修，1870年，奉命視學陜甘。1871年九月，丁母憂，回蘇。1876年，出典河南試。1877年，晉豫奇荒，州縣冒賑，汪鳴鑾抗疏論劾，章凡數(shù)上，下疆臣查辦如律，賑務才有起色。1878年任國子監(jiān)司業(yè)。1879年，補右中允，任江西鄉(xiāng)試正考官，即留視學，闈中又迭晉洗馬、侍講等職。1879年，再遭贈公憂。1882年，再起補原官，轉(zhuǎn)侍讀，三遷而至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1884年，奉命視學山東。1886年，視學廣東。1888年，自廣東學政任滿，進工部右侍郎。1889年，轉(zhuǎn)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1890年五月奉命勘吉林之獄。1891年，又出典山東試，朝廷知公可大用。1894年，與翁同龢同日奉旨在總理衙門行走，充五城團防大臣，后調(diào)吏部侍郎，兼刑部。吏部為六官之長，工部班在后，其越次而得之，實屬難得。此后，朝廷倚畀日隆，光緒帝曾數(shù)十次召見，他力主光緒帝獨掌朝政，遂被慈禧加以“離間兩宮”之罪而革職永不敘用。南歸后仍居蘇州，口不言時事，卜居葑門內(nèi)十梓街西小橋。娶吳大澂胞妹為妻，繼娶吳大澂三叔吳濱之女為繼室。子原成，早卒，以弟之子伯春為嗣。有女三，長、次早卒，幼女圓珊嫁給《孽?；ā纷髡咴鴺恪?907年，七月初六卒于蘇州，年六十九歲。⁽⁷⁵⁾

二、為大清擇賢納士，網(wǎng)羅人才

汪鳴鑾學問淵博，益覃研經(jīng)學，謂：“圣道垂諸六經(jīng)，經(jīng)學非訓詁不明，訓詁非文字不著。”治經(jīng)當從許書入手，嘗疏請以許慎從祀文廟。他備受朝廷重視，曾四任學政，并典試多省。他以真才實學為取士標準，極力為朝廷選拔和培養(yǎng)人才，于是自號“得士”。出典河南試途中，遇召陵公乘故里，遂以郋亭自號，以示宗仰，又援先河之義，疏請以漢儒許慎從祀文廟，士林韙之。視學山東期間，所至訪求潛逸，造就寒畯，以曲阜孔氏、桂氏，安丘王氏之學教士。視學廣東期間，以番禺陳氏之學教士，后生雋氏，通經(jīng)汲古，習為風尚，其報考之疏有云：“取士之法，根柢為先，才華為后，教士之方，培養(yǎng)為本，厘別為末?！弊詮V東學政任滿回京后，進工部右侍郎，在工部六年，與潘祖蔭勵精共濟，利興弊革，曾提拔端方、譚鐘麟等眾多人才。

1894年，汪鳴鑾奉旨主禮部試，其與翁同龢、李鴻藻、潘祖蔭、李文田等名臣同在政府，眾人推轂人才如恐不及，殿廷都試，網(wǎng)羅海內(nèi)方聞碩學，置之夾袋，相與左推而右挽之，甲午禮闈，門墻桃李尤盛，是時巖穴之士，莫不離蔬釋屩而群集于闕下。共同極力為動蕩不安、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擇賢納士，深得光緒皇帝器重，聲望日隆。文廷式、張謇等名士都是其參與選拔的。《翁同龢日記》中也多有記載，如：

1889年6月27日：“未初，各攜上選聚送徐公處請定甲乙，遲徊久之（取八十本）。乃定。柳門取為第一，余曰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中。寫草榜畢申初三刻。夜柳門邀飲，亥正散?！?sup>(76)

1890年6月4日：“寅初二刻登車，未至東華門知派閱貢士復試卷……閱卷派出徐桐、麟書、翁同龢、許庚身、嵩申、潘祖蔭、祁世長、孫詒經(jīng)、廖壽恒、徐郙、薛允升、汪鳴鑾。一等七十二，二等一百十，三等一百二十六，四等四。文廷式一等一，招翰昭四等一。”⁽⁷⁷⁾

關(guān)于張謇的選拔，小說《北洋》有段生動的描述，說的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辰設(shè)恩科會試，張謇、譚延闿等都參加應試，張謇深得翁同龢、汪鳴鑾賞識，竭力加以拔擢，但會試主考是李鴻藻，汪鳴鑾任副主考，汪實際承擔了大部分閱卷任務，而在閱卷時錯將陶世風的卷子認作張謇的，遂陶世風中會試第一，而張謇只列三十名。后來，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評閱后，還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張謇遂得中一甲一名狀元。⁽⁷⁸⁾盡管小說中的描寫不可盡信，但也反映出汪鳴鑾在清廷選拔人才中所起的作用。

三、“翁門六子”之首

清朝末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深，沙俄侵略新疆、美日覬覦臺灣、英國對西藏也虎視眈眈，民族危機日益加重，針對這一嚴峻形勢，在晚清統(tǒng)治階層內(nèi)部出現(xiàn)了嚴重分化，派系斗爭也甚囂塵上。一些遠離權(quán)力中心的言官，以匡時經(jīng)世為己任，紛紛上書直言，揭露腐敗，評論時事，彈劾大臣，發(fā)表應對時局的看法。一時間，清廷朝野上下發(fā)生“臺諫生風，爭相搏擊”的景象。參與的大臣當中以張之洞、張佩綸二人最為著名，他們依附于軍機大臣李鴻藻周圍，形成以李鴻藻為首的“清流派”，史稱“前清流”，相對于頑固保守派，他們在政治主張上力求整肅朝綱、改革積弊，面對資本主義的侵略主張力拼。

隨著1884年“甲申易樞”，特別是中法戰(zhàn)爭后，清廷內(nèi)部的派系斗爭發(fā)生新的變化，“前清流”宣告瓦解。而由此至甲午戰(zhàn)爭前，面對東鄰日本明治維新崛起后，迅速加緊對外擴張，出兵朝鮮，并不斷挑釁清軍，清政府內(nèi)部的一些言官紛紛議論時政，抨擊不抵抗政策，主張力拼，他們投靠軍機大臣翁同龢，從而形成晚清的“后清流”，這部分人當中大都是翁同龢的門生，并多由其擢拔任用，如汪鳴鑾、文廷式、志銳、張謇、徐致靖和沈鵬等人，而這六人被稱為“翁門六子”，汪鳴鑾則位列“翁門六子”之首。而翁同龢是光緒帝的老師，汪鳴鑾是翁同龢門生，亦師亦友，為翁同龢得力干將，禮部侍郎志銳又是光緒帝愛妃珍妃長兄，侍讀學士文廷式則是珍妃的老師，所以，他們也屬于“帝黨”。深深地卷入帝后黨爭及清流與頑固守舊斗爭之中，與前清流相似，他們在政治主張上也力主改革積弊，要求嚴懲貪官污吏，對外國侵略勢力主強烈抵抗。

汪鳴鑾初以文字受知兩朝，1865年高中進士后，初次被翁同龢所關(guān)注，也憑借其書最佳、寫作佳。在《翁同龢日記》1865年5月5日所載：“到廠看紅錄，楊協(xié)卿、張端卿（吳年伯孫婿）、汪鳴鑾（書最佳）、江璧（去年江南解元）、吳汝綸（去年本生，余決其必中）柳長庚、張鵬翥（兩人一陜一山，皆余所取士）、溫紹棠，味秋之侄。熟人唯此而已。”⁽⁷⁹⁾盡管該日是翁同龢日記中首次提及汪鳴鑾，但根據(jù)“熟人唯此而已”的論斷也足以證明此前翁同龢已與汪鳴鑾相識。再如，同年9月4日所載：“是日與課者七十有五人，黃中瓚（有本來高處好，更覺上方尊之句）、溫紹棠、楊霽、曹秉哲、吳仁傑、費延釐、汪鳴鑾寫作皆佳?！?sup>(80)

汪鳴鑾深受翁同龢賞識和信任，是其“反對條約、反對割臺、拒和再戰(zhàn)”等政治主張的具體實施者，更是其手下一員得力干將，其間相互往來十分頻繁，正如禮部侍郎李文田（若農(nóng)）言：“某相國與某宦者，朝夕聚集”，⁽⁸¹⁾當中的某相國即指翁同龢，某宦者即為汪鳴鑾。根據(jù)《翁同龢日記》記載，自1863年到1904年間，翁氏日記中先后提及汪鳴鸞二百余次。

四、“公車上書”的幕后指揮

“公車上書”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一般認為，中國在甲午之戰(zhàn)中敗北后，正當十八省舉子在京參加完會試等待結(jié)果之時，聞訊得知《馬關(guān)條約》中將臺灣和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并賠款兩億兩白銀，他們極度憤恨。1895年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洋洋灑灑著就一萬八千余言《上今上皇帝書》，各省舉子紛紛響應，共有一千兩百多人聯(lián)名。幾日后，這些舉子及數(shù)千名民眾在康有為、梁啟超的帶領(lǐng)下，趕赴清廷都察院請愿，盡管上書被清朝官方拒絕，但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不過，傳統(tǒng)史學界對于“公車上書”的研究，大多以康有為所著的《我史》⁽⁸²⁾為據(jù)，⁽⁸³⁾北大茅海建教授于2005年著《“公車上書”考證補》一文則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根據(jù)權(quán)威的檔案史料，重新對“公車上書”進行詳盡考證。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公車上書”有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是由清廷高層發(fā)動，梁啟超、文廷式等舉子直接參加的上書運動，前后達三十余次，參與的舉子人數(shù)也超過1500人次，盡管規(guī)模宏大，但實際影響不大，對清廷的決策所起的作用也微乎其微。第二正是由康有為組織當時在京參加會試的十八行省舉子聯(lián)名的上書運動，不過實際上并非如康有為《我史》中記載的那樣，僅僅是一次流產(chǎn)的政治事件，并沒有對清廷政治決策起到任何作用。實際上第二種解釋只是第一種解釋的組成部分，只不過康有為有意夸大了他在“公車上書”運動中的實際影響。茅海建關(guān)于“公車上書”的全新觀點引起了學界廣泛的討論，其強有力的論據(jù)，也改變了學界對“公車上書”的傳統(tǒng)看法。

其實，孔祥吉教授早在1988年所著《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一書中就曾指出翁同龢、文廷式等帝黨官僚在公車上書運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⁸⁴⁾汪叔子教授也認為文廷式是策劃1895年四月初七、初八日都察院代為奏請舉子上書事件的組織者。⁽⁸⁵⁾茅海建進而指出，在實際的“公車上書”運動中，文廷式、貽谷、葉題雁、黃謀烈、方家澍、增杰等人以集會具稿、聯(lián)名的方式發(fā)動多次上書，在參與的人數(shù)規(guī)模上逐漸放大，又正好趕在會試期間，因此，大量舉子的加入也擴大了“公車上書”在民間的廣泛影響。不過這些舉子們只是拋頭露面者，真正發(fā)動這次運動的是站在背后的翁同龢、汪鳴鑾等人。這些帝黨中堅，面對內(nèi)憂外患的局勢，主張與日本拒絕和約，力拼再戰(zhàn)，正當與后黨紛爭之際，迫切需要那些應試舉子及民間的支持。

汪鳴鑾乃“翁門六子”之首，文廷式也是“翁門六子”之一，他們是翁同龢“反對條約、反對李鴻章、反對割臺、拒和再戰(zhàn)”主張的具體實施者，也是其得力干將。盡管沒有直接證據(jù)證明汪鳴鑾直接參與“公車上書”，但從《翁同龢日記》的一則記載可窺見一斑。

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的《翁同龢日記》透露了以下內(nèi)容：

見起一刻余，仍至書房，以陳熾《庸書》、湯震《危言》進呈御覽。再到直房看電旨稿，巳初二刻散，晚飯后柳門來長談，激于時議，頗有深談，抵暮去。

這一天是同治帝的生日，光緒帝與軍機大臣一大早到壽皇殿行禮。軍機叫起的時間晚了許多。翁在書房中與光緒帝單獨會面，并進呈兩書。軍機處散值是上午九時半，與李鴻章原訂的簽約時間只差半小時?！傲T”即汪鳴鑾，“時議”為何，并沒有說明，汪鳴鑾是總理衙門大臣，“時議”莫非是總署章京們的聯(lián)銜上書？⁽⁸⁶⁾

五、直諫上書，被革職永不敘用

不管是何種意義上的“公車上書”，其實際作用仍十分有限，并未改變《馬關(guān)條約》的簽訂和臺灣被割讓的事實。

在《馬關(guān)條約》簽訂前，汪鳴鑾就與翁同龢“分別奔走各國使節(jié)處，以期廢止割地條款，終未成”。⁽⁸⁷⁾光緒皇帝親政后，勵精圖治，面對內(nèi)憂外患的局勢，曾多次召見群臣，尋求應對之策，而卷入帝后黨爭漩渦的汪鳴鑾奏言時尤其切直，遭到了后黨的忌恨，于是帝黨便借故搬弄是非，向慈禧“揭發(fā)”汪鳴鑾的“反叛”言行，慈禧太后深信不疑，便嚴厲斥責光緒帝，要求嚴懲，在慈禧再三的逼促下，光緒帝不得不違心地下詔。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95年12月3日）的一道上諭：

朕敬奉皇太后宮闈侍養(yǎng)，夙夜無違，仰蒙慈訓殷拳，大而軍國機宜，細而起居服御，凡所體恤朕躬者，無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有不學無術(shù)之徒，妄事揣摩，輒于召對之時，語氣抑揚，罔知輕重。即如侍郎汪鳴鑾、長麟，上年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跡近離間。當時本欲即行宣播，因值軍務方棘，恐至有觸圣懷，是以隱忍未發(fā)。今特明白曉諭，使諸臣知所警惕。戶部右侍郎長麟，吏部右侍郎汪鳴鑾，均著革職永不敘用，此系從輕辦理，嗣后內(nèi)外大小臣工，倘敢有以巧言嘗試者，朕必加以重罪，而諸臣當知忠孝一原精白乃心弼余孝治有厚望焉，欽此。⁽⁸⁸⁾

上諭由“朕敬奉皇太后宮闈侍養(yǎng)，夙夜無違”起講，備述“慈訓殷拳，大而軍國機宜，細而起居服御，凡所體恤朕躬者，無微不至”。然后嚴辭切責，以“信口妄言，跡近離間”定汪鳴鑾、長麟之罪，雖然沒有引述具體的細節(jié)，而“妄事揣摩”以及“輒于召對之時，語氣抑揚，罔知輕重”，說明其中要害是他們對皇帝訾議太后。至于訾議太后的內(nèi)容，另據(jù)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記載：“乙未春，諭旨以侍郎汪鳴鑾、長麟，于召見時肆意妄言，語涉離間，皆褫職永不敘用。蓋日戰(zhàn)方已，帝憂惕將圖自強，而阻于孝欽。二人為帝言：帝入繼文宗，惟當母嫡后，孝欽猶其庶母，非所當敬。適為后奄聞，歸以告后，怒甚，欲與駢誅。帝為覆掩，乃從薄譴?！?sup>(89)可知，汪鳴鑾等鑒于光緒圖自強而阻于太后，而對光緒言“孝欽猶其庶母，非所當敬”。

《清史稿》為汪鳴鑾立傳所言：

汪鳴鑾，字柳門，浙江錢塘人。少劬學。同治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司業(yè)，益覃研經(jīng)學，謂：‘圣道垂諸六經(jīng)，經(jīng)學非訓詁不明，訓詁非文字不著?！谓?jīng)當從許書入手，嘗疏請以許慎從祀文廟。歷督陜甘、江西、山東、廣東學政，典河南、江西、山東鄉(xiāng)試，顓重實學，號得士。光緒三年，父憂歸，服闋，起故官。歷遷內(nèi)閣學士，晉工部侍郎，兼筦戶部三庫。十六年，赴吉林按事，與尚書敬信俱。二十年，主禮部試。時日韓釁起，朝議紛呶。詔行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充五城團防大臣。調(diào)吏部右侍郎，兼貳刑部。逾年，和議成，日人堅索臺灣，鳴鑾力陳不可，稱上意。時上久親政，數(shù)召見朝臣，鳴鑾奏對尤切直。忌者達之太后，故抑揚其語，太后信之，上不自安……⁽⁹⁰⁾

若以《清史稿》為汪鳴鑾立傳所說的“時上久親政，數(shù)召見朝臣，鳴鑾奏對尤切直，忌者達之太后”作比較，則汪鳴鑾的訾議太后的“切直奏對”，深觸太后心頭之大忌，太后知后，“怒甚，欲與駢誅”，因此，嚴詞責詰光緒，光緒在太后的再三威逼下，盡管“帝為覆掩，乃從薄譴”，系從輕辦理，也不得不違心地下詔將汪鳴鑾等革職永不敘用。

汪鳴鑾和長麟由“帝憂惕將圖自強，而阻于孝欽”入手為母子劃界，顯然是已經(jīng)在用開新和守舊將光緒帝與西太后一分為二了。以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年歷史過程里，“自強”與借（西）法相聯(lián)系，而甲午乙未之間，則“自強”與變法相聯(lián)系，其間的新舊之界便格外分明。當日時論以汪鳴鑾為翁同龢一脈，而且汪鳴鑾身為侍郎，已是清流中的達官，所以他因“奏對尤切直”而得罪，正以其一己之懷抱顯示了清流人物在皇帝和太后之間的選擇和立場。而后是“圖自強”的清流同時遂有“帝黨”之目。與此相對應，則是一天之內(nèi)在同樣的罪名下斷送了兩個侍郎，又以其變起于莫測顯示了西太后意中的家事和朝局，已越來越漫漶莫辨地混同一體，全都成了可以用一己之喜怒來處置的東西。當汪鳴鑾、長麟被譴之日，翁同龢曾向光緒帝“固請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寬典，后有人敢爾，當嚴譴也”。⁽⁹¹⁾皇帝的“天怒”反照的是太后之怒。因此從“天怒不可回”的一腔心火里，正可以讀出：起于深宮的母子不和因外廷的攙越而日趨政治化，又因日趨政治化而致矛盾越復雜，同時又越益激劇。而后的結(jié)果是，猶在弱勢一方的皇帝常常會在這種復雜和激化里更深地陷入捉襟見肘的局促之中，而謀變法的清流中人卷入其間，一面促成了母子矛盾的復雜和激化，一面又在使自己成為矛盾激化中最先遭殃的人。在這個過程里，兩宮為士大夫牽動，士大夫也為兩宮牽動。與之相映照的，是原本以清、濁分兩途的士大夫，一變而以主戰(zhàn)主和分；再變而以開新守舊分，迨“帝黨”之名與“后黨”之名先后出，則三變而以母子分。之后是士大夫各自尋歸趨和各自有歸依。⁽⁹²⁾

汪鳴鑾被革職事件，反映出處于主戰(zhàn)與主和維新與守舊斗爭漩渦的士大夫的命運，也昭示著“后清流”的悲劇命運。在汪鳴鑾“革職永不敘用”之后四個月，文廷式也被“革職永不敘用”，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之后兩年，翁同龢“開缺回籍”。清流派也逐漸在歷史的輪回中淡出人們的視線。

高拜石在《狀元斗榜眼———翁同龢、孫毓汶與人參故事》⁽⁹³⁾中指出，汪鳴鑾被革職與翁同龢與孫毓汶的爭斗有關(guān)。早在咸豐六年丙辰春闈，翁同龢和孫毓汶俱參加會試，這一科中式的貢生，論“字”，他二人皆甚佳妙，實能領(lǐng)袖館閣，狀元除了他二人，沒有第三人敢爭，他二人也各自負，認為第一非己莫屬。而孫家虛榮更切，銳意欲使毓汶獨占鰲頭，俾與毓溎成為“兄弟狀元”，只怕被翁家搶去，因此便生一計，晚邀翁同龢到家里吃飯，殷勤款待，頻頻勸酒，絮絮暢談，席散之后，孫尚書又邀翁同龢到他書齋，不厭其煩指點殿試規(guī)例，直到深夜，翁同龢已有倦意，加以不勝酒力，兩眼困倦。而毓汶早于散席之前就枕了，同龢還不知道，以為將待抵足而眠，等了好久，亦不見他來，身子已覺不支，朦朧間和衣而寐，睡不一刻，庭前爆竹之聲大響，持續(xù)不斷，終夕不能成寐，至寅刻起身入朝，已困頓不已。這一日，同龢抖擻寫好了對策的稿子，執(zhí)筆謄正已毫無精神，搖搖欲墜，心里一急，猛記起他父親給他藏于卷袋里的老山人參，因找出折下半支含入口中咀嚼，果覺神智奮發(fā)，振筆直書，一氣呵成。到了臚傳前夕，翁、孫兩本卷子都在十卷之內(nèi)，讀卷大臣排定名次，結(jié)果翁第一，授修撰，孫第二授編修。翁同龢想起這回僥幸，一加檢討，始悟當日孫家留飯留宿之意，因此兩家不免生了芥蒂。翁同龢當日若不虧了人參助陣，便失去了“掄元奪魁”的機會，所以知道這件事的，便稱翁同龢為“人參狀元”。

翁同龢于咸豐八年，放陜甘鄉(xiāng)試副主考，出闈改任陜甘學政。同治元年，擢贊善，典試山西，四年派弘德殿行走，十三年已是內(nèi)閣學士兼侍郎銜，光緒元年署刑部右侍郎，二年，光緒典學毓慶宮，慈禧命授讀，堅辭不允，旋遷筵講官，晉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刑部尚書，調(diào)工部，光緒八年奉命充軍機大臣。

孫毓汶授編修后，咸豐八年丁父憂，十年因在籍辦理團練違抗捐輸，被革職發(fā)往新疆，恭親王對之深為厭惡。同治元年，即以輸餉開夏，五年翰詹大考，得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先后典四川鄉(xiāng)試，督福建學政，光緒元年丁母憂，服闋返京，遷詹士，視學安徽，擢內(nèi)閣學士，授工部左侍郎。

光緒十年甲申，這年即“法越事變”一年，清流朝士以恭親王總持樞機，一無善策，責備攻訐，慈禧亦不滿于恭親王因循保守，遂借盛伯希一疏，將恭親王革除一切差使，同樞寶鋆、李鴻藻、翁同龢均罷黜，史稱“甲申易樞”。恭去醇進，孫毓汶和醇親王接近，醇親王依為謀主。

孫黨于醇親王，借醇王與宮闈之多層關(guān)系，主謀罷斥恭親王，以報當日“抗捐被革”之怨，翁和恭王接近，逐一并罷退。

光緒即位之后，各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鯨吞蠶食，日本首先進擾朝鮮、琉球，英法繼之窺伺緬甸、越南，光緒六年，中俄伊犁交涉，俄人更陰謀勾結(jié)英、德，伺機推翻清朝，擁立李鴻章為皇帝，陰謀雖未得逞，但仍處心積慮，意欲插足中國。反觀清廷士大夫們，只會放言高論，對和戰(zhàn)以及東南海防、西北陸防等輕重問題，此爭彼駁，各逞私見，成了門戶派系。慈禧長處深宮，識見有限，對于“夷務”沒有認識，醇親王庸昧固執(zhí)，只是一味愚誠，又瞰慈禧之討厭恭親王，時進讒言。孫毓汶對恭親王有夙怨，與翁同龢亦不甚合，簡言之，三數(shù)人對立之恩怨而已。孫毓汶自甲申入樞，直軍機處近十年，而醇親王主政后，方知軍國重事不易處理，對越事“不得已”也主講和。巡閱海軍，帶了權(quán)閹李蓮英同行，到處斂財。后不理政務，將諭旨陳奏，統(tǒng)由孫毓汶處理，同列皆不獲與聞。孫毓汶一意做官，阿好太后，并與李蓮英結(jié)為拜把兄弟，以偵太后喜怒，以堅宮闈寵信，醇親王于光緒十六年死后，毓汶仍得太后信任如故。但其自甲申至甲午入樞十年，新政一件無成，對國事一籌莫展，滿清國際地位日漸低落，“自強新政”不起，海軍建設(shè)經(jīng)費移作裝飾頤和園，影響中日海軍實力之消長，最為嚴重。

中日戰(zhàn)起，李鴻章以“緩不濟急，寡不敵眾，戰(zhàn)事其無把握”，主張聯(lián)俄，想以俄牽制日本，以實現(xiàn)其“以夷制夷”之策。孫毓汶久和李鴻章結(jié)納，且主機務，已作此安排。

當中日事急，鳳凰臺、九連城相繼失陷，浸入登萊。毓汶召梨園演劇，宴俄使薩道爾，謀結(jié)聯(lián)俄人，前門進虎，后門又進狼，毓汶之謀國如是，其無心肝可想。⁽⁹⁴⁾

翁同龢、李鴻藻、汪鳴鑾等人極端反對他們對日不強拼，對俄想結(jié)聯(lián)的主張，更因“甲申易樞”之怨，遂推出恭親王來收拾朝局。參劾李鴻章、孫毓汶，如汪鳴鑾、文廷式、張騫諸人既參李鴻章“畏葸挾夷自重”，又聯(lián)袂赴孫毓汶宅中，令其繳還門生帖，不承認他做庶師。汪鳴鑾、文廷式、張騫都是翁的門下士，翁之主張，三人實左右之，翁、孫之不愜，這時似已尖銳化。

至10月，前線敗報頻傳，慈禧不得已始召見恭親王奕4，并命其重主總理衙門及海軍，會同辦理軍務。恭親王雖重入樞署，但隔絕實際政治已逾十年，年過六旬，勇氣已不及當年，小心翼翼，顧忌尤多。

孫毓汶對日主和，附之者為侍郎徐用儀，翁同龢曾因此與其爭執(zhí)。據(jù)《翁同龢日記》載“倭事起，孫公主款及議和，欲以割地為了局”，“議棄臺，與力爭于上前，孫公力言戰(zhàn)事不能再起，并以前敵屢敗對……及合約批準，三國干涉遼地，余擬乘此轉(zhuǎn)緩換約，孫、徐堅不可，至于攘袂……”。然而不到半月，孫毓汶即被光緒帝準其開缺，便是二人明爭暗斗的結(jié)果。而其中的關(guān)鍵則是，汪鳴鑾收翁同龢指示，上疏彈劾孫毓汶。《續(xù)孽?；ā访鑼戇@段歷史極為生動：

弓夫（弢甫）道：“蓀山的靠山醇邸已死，他跟老敬王從前疙瘩究竟沒有消融，只要托人向老敬王提一提起，一面托言路說他壞話，就可以轟掉他。至于仲榮他受了老佛爺?shù)膶櫨?，根深蒂固，不容易動他，只好慢慢想法?！焙透c點頭道：“你去艱唐卿（汪鳴鑾柳門）商量一下，不要亂來，要極秘密的！王爺處最好由高（李）中堂便中提及，方不落痕跡?！惫蚵犃?，唯唯的退出，就找唐卿密探去了。

唐卿道：“……此次敬王出山，打破濟寧一局，仿佛濟寧對于老師很不滿意呢！”又“濟寧決無久理，秋果已熟，拔蒂即落……”、“唐卿……回到書房后，細細想了一想，料得龔、祖必有沖突……隨即擬了一個折稿，說的是：近來外交之失敗，發(fā)原于甲午之役，其時執(zhí)政不得辭其責，現(xiàn)在莊之蕃等雖已去位，而祖鐘武依然戀棧，殊失大臣引咎之體，應請斥責，以肅綱紀等語。隨即招了一個心腹門生鐘都老爺，托其共奏……不到一日那折子已進去了。”……祖蓀山第二天欲探上面的意旨，一面請了三天病假，一面托連（李蓮英）總管去報告西太后。那天敬王到了軍機，說道：“今天蓀山請病假，想是因為昨天的折子。”旁邊高中堂說：“大約是的，要看看上頭跟王爺?shù)囊馑荚鯓?？”敬王道：“蓀山人還明白?！备咧刑谜f：“是很有干才的。從前醇王很賞識他，所以保舉他進軍機，現(xiàn)在王爺待他也不差，不過他心里總不免有點自疑罷了。”敬王笑了一笑，也就散了。隔了兩日，蓀山正要準備銷假……又有劉都老爺封奏彈劾，蓀山叫他兒子其榮，去見華中堂，華告訴他道：“聽見王爺本來沒有什么，前天高中堂提及從前的過節(jié)兒，也不曉得有意無意，今天王爺?shù)恼Z氣間，似有些改變了。那鐘、劉兩位都老爺可不熟……只要找個熟人一打聽，就曉得那線索了。”……蓀山等到病假將滿，就預備把因病辭職的折子遞上……光緒帝就問敬王：怎么辦？敬王道：請圣裁。光緒本曉得蓀山是心向太后與連總管的，不大喜歡他，就說道：“祖鐘武甲午年起，同莊之蕃等辦理外交失敗，現(xiàn)在他既有病辭職，也不必再斟酌?！本赐醣阕裰?，下來就擬了上諭，準其開缺，結(jié)末也沒有優(yōu)渥的虛文。

孫之被放，是恭親王和翁同龢、李鴻藻報“甲申易樞”之怨。恭親王奕4以懿親秉政，雖不每事悉當，尚畏清議；李鴻藻則提挈清流，開一時風氣。翁同龢乃帝師，雖不同于領(lǐng)袖清流人物，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又頗喜歡用這樣巧妙手段，以臨險巇之政治斗爭，又無知人之才與馭人之術(shù)，其不慊于孫毓汶，利用恭親王與孫嫌隙，因而牴去之，不免意氣，更而忽于榮祿、李蓮英之旁觀，故終見嫉于牝后。

費行簡所著《近代名人小傳》載：“……甲午日、朝事作，遼地半失，提督董福祥晉謁，尚囑為購關(guān)東貂裘，福祥面叱之。言官爭彈其攬權(quán)，德宗亦悟其奸，遂準病致仕去，然毓汶固未嘗乞休也……”。其中言官所指即為汪鳴鑾諸人。這些都是翁之門生故舊，其搏擊毓汶，雖不能確定說是翁所授意，但亦不無蛛絲馬跡可尋。

《續(xù)孽海花》中，記李蓮英派其侄傳桂訪孫毓汶時，說：“家叔今早接到大人開缺的信，氣得不得了，那做兒子的太沒有母親在眼了！家叔說，對不起大人……”蓀山道：“令叔的好意，我很知道，這是他們變的一套戲法，遲早要表現(xiàn)的。不過個人的得失事小，將來權(quán)柄恐怕漸漸要脫離這邊了?！?/p>

帝、后兩派以“這邊”、“那邊”為代名稱。孫毓汶之言，很可以傳給李蓮英用作搬弄是非的資料，以打動慈禧的，是即汪鳴鑾之永隔，繼之文廷式被革，而后翁同龢被開缺之因。

汪柳門為李高陽、翁常熟乙丑（同治四年）春闈所得之士，恭親王與李、翁等合作排孫時，目標一致，嗣后，漸形解體。相傳，汪氏搏擊動機，固有所授意，但也不無為本身作最佳打算。

甲午“易樞”時，汪奉旨在總理衙門行走，以工部右侍郎調(diào)為吏部右侍郎，吏部乃六官之長，工部班在后，他越次得之，不能不算為異數(shù)，而且那時，光緒帝固因翁、李關(guān)系對他深所依畀，即慈禧對他也無惡感，向前挪上一步，也是人之常情，孫毓汶倒了，他是很有“入樞”希望，所以他很是賣力，不料三個月，便遭到革黜處分。

葉鞠裳的《緣督廬日記》：“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忽聞平陽以離間兩宮與長石農(nóng)同予罷斥，迅雷不及掩耳，可畏哉！”

同日《翁同龢日記》載：

上諭宣：“汪某長某、離間兩宮，著永革?！背嫉裙陶埶院问?，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乃寬典，后有人敢爾，當嚴譴也。歸，柳門候余久，伊甚坦然，可敬也！又：柳門談至燈后去，有味哉其言也。

汪之罷斥原因，翁同龢再三詢于光緒帝，帝僅云“師傅不必問”而已。葉鞠裳所為汪郋亭墓志中言：

自登三事，倚畀益隆，雖值日侍班勘工請訓，天子見公姓名輒側(cè)席以待，嘉謨?nèi)敫?，先后無慮數(shù)十次，同對者舒雁立丹墀，日移晷猶未退，皆相顧動色。公雖守溫樹之戒，小心翼翼，深自斂抑，而同列之忌滋益深，媒檗之益亟，而公亦不得不奉身以退矣。

吳介清（名汝廉，與汪同官同鄉(xiāng)）筆記則謂：

“先是和議成，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齊集內(nèi)閣大堂，恭讀朱諭，汪讀至賠二萬萬，與其師高陽相國均疼哭失聲，自是攖心疾，早蓄歸計，至是得遂初服。但是日緣何致觸上怒，疑莫能解……”⁽⁹⁵⁾

于是有謂與珍妃被黜事有關(guān)，柳門乃借此求去云云，亦殊未必。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里，則說汪之被革職與變法有關(guān)，亦有附會之嫌，而其實則皆揣測之辭也。真正原因，則是李蓮英對慈禧進讒言，以帝召見汪鳴鑾時，汪有請皇上慢慢地收回政權(quán)的說話，怙權(quán)狠毒的太后聽了，心神暴躁，遂將汪與長麟同時革職。

光緒二十三年，李鴻藻、恭親王先后逝世，不多時翁亦被逐，葉鞠裳謂：“聞虞山之去，剛子良（毅）實擠之，或云與汪郋亭一案有關(guān)?！睋?jù)當時京中傳言，恭親王死前遺言謂翁狡猾，榮祿、剛毅則借機扳倒翁。⁽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