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晉商的經營活動

晉商足跡遍天下,有“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晉商”的說法。

一、晉商在北京

“京師大賈多晉人”^[53],在北京的商業(yè)活動中,無論是參與人數、資本投入還是經營領域,晉商均處于首位。

(一)晉商遍布北京,影響很大

晉商在北京從事商業(yè)的范圍相當廣泛,涉及銀錢店、糧店、酒鋪、油鹽店、磚瓦廠、煙鋪、茶館等近幾十個行業(yè),有的甚至占有壟斷地位。^[54]

晉商在北京留下了許多老字號,山西李姓酒店曾獲乾隆御筆欽賜“都一處”虎頭牌匾;北京人食用的長蘆鹽,主要是山西鹽商所販。前門外路東大柵欄、內城西單牌樓和西四牌樓一帶的點心、干菜、米、面、油、鹽、酒行業(yè)都是山西襄陵人開設。崇文門外瓷器庫中帽胡同晉記紙社和地安門外吉祥紙店都是山西臨汾、襄陵商人經營。據統(tǒng)計,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在京的山西平遙顏料商就有36家,而山西臨汾紙張、顏料、干果、煙行字號也有33家。^[55]

(二)遍及全國的晉商會館在北京最為集中

在京的山西會館有以地區(qū)籍貫組成的,如平遙會館、襄陵會館、襄陵北館、襄陵南館、襄陵公所、臨襄會館、臨汾東館、晉翼會館、潞郡會館、河東會館、盂縣會館、平定會館、忻州社、太谷社等;也有以行業(yè)組成社,統(tǒng)一辦公,如藥王社、釘鞋社、成衣社、凈發(fā)社、金爐社、魯班社、寶豐社、銀行社、集錦社、當鋪、盂縣氆氌行六字號公局等。^[56]

(三)北京是山西票號的發(fā)祥地

日升昌是中國第一家私人金融機構,成立于清道光三年,由山西省平遙縣西裕成顏料莊東家李大金出資與北京分號當掌柜的雷履泰共同創(chuàng)辦。起初他們就是在北京分號和平遙總號之間開始嘗試票號業(yè)務。

咸豐初年,北京可查的賬局就有268家,其中晉商占210家。宣統(tǒng)年間,北京賬局雖大為減少,但在可統(tǒng)計的52家中,有34家由晉商開設;而其中49家的總經理由山西籍人擔任;北京當鋪較多,乾隆二年(1737年)已有200余家。咸豐三年(1853年),在京159家當鋪中晉商開設的有109家。^[57]從典當到賬局,晉商為京城的工商業(yè)及金融流通發(fā)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旅蒙晉商

早在明政府與蒙古議和后,晉商在蒙古地區(qū)貿易中地位顯著。入清以后,內地與蒙古地區(qū)的聯(lián)系更為緊密,晉商大顯身手,深入草原,旅蒙晉商由此興起,產生了許多晉商巨子,如赫赫有名的喬家、渠家、常家、曹家和大盛魁等。^[58]

(一)晉商在蒙古草原十分活躍,販賣的商品種類繁多且數量巨大

蒙古人生活必需品如茶、布、綢緞、藥材、陶器、鐵鍋、紙張、農具等都依賴晉商販運,而內地也大量需要蒙古所產的牧畜、畜產品。經由晉商運到內地的蒙古羊有數百萬頭,馬的成交額也很大。當時僅烏蘭察布盟銷往內地的駱駝就有10萬余頭,羊皮10萬余張。山西大盛魁商號,每年運往蒙區(qū)的茶葉就有3萬箱以上,生煙2000多囤,每囤180包,每包1斤,從蒙區(qū)趕回的羊上百萬只,幾乎壟斷了蒙古牧區(qū)市場,雙方貿易量巨大。

(二)促進蒙古與內地的經濟交流

晉商進入蒙古市場,他們把內地的種籽、生產工具和先進技術也傳入蒙古草原,促進了蒙古畜產品加工業(yè)、手工業(yè)產品的發(fā)展,不再單純依靠從內地購買。廣大牧民改進了制革、鞣皮、制氈等手工作坊,畜產品的加工技術不斷提高,不僅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且還運銷內地。大盛魁每年運銷蒙古靴子1萬多雙,都是香牛皮制作,深受內地人民喜愛。

在晉商的影響下,蒙古經濟迅速發(fā)展,促進了城市的興起與繁榮。如歸化城在乾隆年間就已成為蒙古地區(qū)的商業(yè)樞紐,“一切外來貨物先匯聚該城囤積,然后陸續(xù)分撥各處售賣”^[59]。它的周邊盛產糧食,內地商販采買者甚多,經黃河運至秦晉兩省食用。

(三)旅蒙晉商活動促進了民族間的文化交流

晉商給蒙古帶去了先進的文化以及生活風俗習慣,同時也吸收了蒙古地區(qū)的一些風俗習慣。部分蒙古人開始定居,出現(xiàn)了木結構的蒙古包和平房。在食物方面,漢族的蔬菜、谷物等主要食物也頗受蒙古族人民的喜愛,成了他們的常用食物。春節(jié)時,蒙古人開始鳴放鞭炮、貼對聯(lián)、貼門神、燃旺火。蒙古族訂婚時,也開始講究生辰八字。山西梆子在蒙古廣為流行,至今仍在內蒙古流傳。蒙漢兩族人民還在“小曲坐腔”的基礎上,吸收蒙古族民歌和晉西北的“社火”歌舞共同創(chuàng)造出二人臺戲曲形式。

出塞的漢人也受蒙人影響,并將其一些習慣傳入塞內,比如奶茶和肉食也為漢人喜愛。喝酒時唱“酒歌”以及山西河曲縣在結婚時“碰門豬羊”也是從蒙古傳入。

蒙漢兩族的宗教信仰也得到了交流與融合。在晉商的影響下,蒙古族也開始供奉關公,漢族信仰的龍王等也為蒙古族所接受。在蒙古喇嘛廟的建造中就大量吸收漢式風格,里面有許多漢人出家的僧人。漢人也將蒙古族所祭祀的敖包作為圣物加以供奉。

晉商在對內外蒙古市場的開拓中,推動了當地經濟發(fā)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促進了文化交流,改變了落后的閉塞風氣,并增強了蒙漢民族間的團結,對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fā)展作出了特殊貢獻。

三、華北其他地區(qū)晉商

(一)晉商占據棉布業(yè)的主導地位

明清時期,由集市、城市市場、區(qū)域市場和全國市場組成的市場網絡已經在北方地區(qū)形成。當時河南、山東、河北是晉商在北方涉足的主要產棉區(qū),華北的許多棉布、棉花交易主要是山西布商。清代中后期的華北地區(qū)、西北地區(qū)棉布市場已基本上被山東、直隸、河南三省的棉布所占領,江南棉布則被排擠在外。在洋紗、洋布行銷華北地區(qū)之前的大約100年間,是華北地區(qū)棉紡織手工業(yè)的大發(fā)展時期,每年約有五六百萬匹至一千萬匹的輸出能力。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晉商進行的長距離販運貿易所形成的。

(二)促進城市的發(fā)展

原來販運商人屬于客商,到交易城市須投行。自明代大商幫興起后,他們已不完全是客商,常常攜家眷在交易城市“占籍”。入清以后,他們就大多在所到城市設立莊號,建立會館。從投行交易到“占籍”交易再到建立會館,晉商對各地城市的興起和繁榮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華北地區(qū)一些重要的商業(yè)城市,如張家口、北京、天津、濟南、開封以及山西的太原、大同、運城等,其發(fā)展都與晉商密不可分。張家口是自從設立馬市后才興起的我國北方一個重要的邊鎮(zhèn)城市,它的興盛與晉商有著重要的關系。明末清初,張家口基本上被晉商所控制,市場上的大商賈也都是晉商。

無論是經營當鋪、印局、賬局、錢莊還是票號,華北地區(qū)都是晉商首要的也是重點的設莊區(qū)域。19世紀50年代,京城有當鋪159家,其中山西典商開設的有109家,占68.55%。天津“遠方來貿易者云集其間,至今稱極焉”,晉商捷足先登,史稱“西商輻輳”。^[60]

四、清代新疆晉商

明末,晉幫商人就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勢力,壟斷西北貿易市場。明代時晉商便在新疆經商。清軍入關并統(tǒng)一新疆后,該地的商業(yè)幾乎被晉商壟斷。新疆晉商遍及天山南北,如新疆古城塔、烏魯木齊“山西巷子”等。

(一)晉商在新疆從事行業(yè)廣泛

晉商在新疆從事茶、糧、布、鹽、鐵、煤、木材、駝運、飲食、藥材和金融等多種行業(yè)。其中,茶、駝運與票號三業(yè)最盛。

新疆對茶的需求量極大,晉商在內地購買茶山,將加工、生產的茶葉北運歸化,沿大草地路入新疆古城子,銷售到天山南北。晉商不斷創(chuàng)新生產出符合新疆牧民口味的磚茶^[61],深受新疆牧民的喜愛。

晉商的貨物主要靠駝馬運輸,因此駝運業(yè)非常發(fā)達。奇臺有大小駝店近40家。早年在烏魯木齊山西巷子有山西大同人季登魁開設的“山西駝場”,當時從呼和浩特來的駱駝隊到烏魯木齊都在此休整^[62]。

票號業(yè)在新疆發(fā)展較晚,光緒后期,才在烏魯木齊設立蔚豐厚、天成亨和協(xié)同慶三家分號,但其一經成立即“執(zhí)新疆金融業(yè)之牛耳”^[63]。它們除了民間業(yè)務之外,主要承辦各省協(xié)濟新疆的“協(xié)餉”業(yè)務,起著代理國庫的作用。依據“1913年9月天成亨等14家票號存放實績統(tǒng)計表”,迪化三家票號共存款113741兩,放款852903兩^[64]。新疆票號還在收復新疆、平定新疆叛亂以及反抗外來侵略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過程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晉商促進新疆城市的發(fā)展

新疆城市也因晉商得到前所未有的發(fā)展。^[65]如哈密“商賈云集,百貨俱備,居然一大都會”^[66];巴里坤“商貨云集,當商、錢商以及百貨商無不爭先恐后,道光間頗稱繁盛”^[67];古城是晉商貿易總匯之地,生意其興隆,“地方極大,極熱鬧,北路通蒙古臺站,由張家口到京者,從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間?？趦热松藤Z聚集,與蒙古人交利極厚,口外茶商自歸化城出來,到此銷售,即將米面各物返回北路,以濟烏里雅蘇臺等地,關系最重,茶葉又運至南路回疆八城,獲利尤重”^[68];乾隆時,烏魯木齊已“商民云集,與內地無異”,“繁華富庶,甲于關外”;^[69]瑪納斯,“商民輻輳,廬舍如云,景象明潤,豐饒與內地無異”^[70];濟木薩,“城外萬家煙火,市肆無物不有”^[71];南疆阿克蘇,“內地商民,外番貿易,鱗集星萃,街市紛紜”^[72];葉爾羌,“中國商賈,山、陜、江、浙之人,不辭險遠,貨販其地”^[73]。伊犁、塔城、喀什等地也是一派繁榮景象。

(三)晉商文化滲透新疆

晉商還為新疆帶來了獨具特色的山西文化。山西汾酒、陳醋、面食深受邊城百姓的喜愛。晉商在古城、烏魯木齊、巴里坤等邊城設立山西會館,建筑高大宏偉,內供關羽塑像,獨具北方民居風格。每逢佳節(jié),山西會館便組織社火龍燈,表演山西花鼓,還請山西戲班唱戲,豐富了邊城各族群眾的娛樂文化生活。

五、晉商在甘寧青地區(qū)

甘寧青地理位置特殊,處于絲綢之路通往關中的咽喉之地。乾隆時期大批晉商分赴甘寧青各府州經商,形成了互相關照、互通有無的龐大經商群體。他們基本壟斷了甘寧青地區(qū)的商業(yè),成為主導甘寧青商貿業(yè)的主力。^[74]

(一)晉商在甘寧青地區(qū)經營商品多樣

晉商在甘寧青地區(qū)經營的商品種類多種多樣,不同時期有所不同。清朝中前期晉商經營多是民間手工制品。清后期晉商主要從天津進貨,且津貨中洋貨占絕大多數。晉商還收購大煙、羊毛、枸杞、甘草、發(fā)菜等當地土特產品,運往京津等地。到民國前期,晉商調整經營品種,涉足皮毛行業(yè),勢力很快達到頂峰。甘寧青地區(qū)幾個規(guī)模大、資產雄厚的皮毛商號,如瑞凝霞、步云祥、大德源等,均由晉商經營。晉商商號多種行業(yè)并舉,只要盈利的行業(yè),都有晉商活躍的身影^[75]。

(二)晉商在甘寧青地區(qū)的經營活動

晉商在甘寧青地區(qū)的經營活動有地域之分,主要為晉中商幫和晉南商幫。而晉中商幫又以平遙、榆次、太谷、介休等縣為多,俗稱上府幫;晉南商幫以臨津、稷山、萬泉等縣為多,俗稱南路幫。而南路商幫中又分出絳太幫,“絳”指運城地區(qū)的新絳縣(原為絳州),“太”指臨汾地區(qū)的襄汾縣(原為太平縣),兩地各取一字為絳太幫。絳太幫主要分布在蘭州、西寧等地。赴寧夏河套的商幫主要是上府幫,也有少數南路幫。

晉商在甘寧青地區(qū)的經營方式、管理模式以及自律自強、誠信和善、本分勤儉的經商精神影響了當地商業(yè)的發(fā)展與走向并促進了當地城鎮(zhèn)的發(fā)展?！皶x益老”是晉商與乾隆時期在西寧創(chuàng)辦的當地最早的大型商號。民國時期尚有“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說法。在其他城鎮(zhèn)也流傳著乾隆年間晉商商號促進當地城鎮(zhèn)發(fā)展的類似說法。

六、東北地區(qū)的晉商

東北地區(qū)面積廣闊,物產豐富,山西人很早就在此地從事木材貿易。元代時,就有晉商在東北遼陽建造了關帝廟,是東北地區(qū)有關晉商的最早見證。

明朝開中法實施后,晉商在遼東地區(qū)開墾農田、雇人耕種,再運糧換鹽引,稱之為商屯。此后,晉商不斷進入東北,“遼東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更過半,居遼娶妻生子,率年久不歸”^[76]。

清代“直魯商人于奉天、吉林兩省居多數,而晉商則領先于黑龍江省。不過在商業(yè)上的影響力,無論奉天、吉林、黑龍江,皆以晉商為最大”^[77]。

晉商在東北經營的行業(yè)很多,其中主要有糧食業(yè)、絲綢業(yè)、采參業(yè)、鐵貨業(yè)、雜貨商號、燒鍋業(yè)、染坊、布業(yè)、販銅業(yè)、皮毛業(yè)、藥材業(yè)、錢莊及票號業(yè)等行業(yè)。山西長治地區(qū)的鐵礦資源豐富,礦質很好。山西潞州的鐵鍋也成為了銷往遼東的主要商品,《明代遼東檔案匯編》及《撫順名勝古跡考》有記載:“明萬歷元年,銷往遼東的有‘孫和尚潞州鍋三垛’、‘郭世明潞鍋一垛’、‘于守仁潞鍋一大車’?！?/p>

晉商在東北地區(qū)對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貢獻。他們開設山西會館,修建關帝廟。晉商也把山西的鄉(xiāng)土戲曲向外傳播,促進了關內外文化交流和東北地區(qū)戲曲文化的發(fā)展。東北地區(qū)流行的地方戲曲中多有山西戲曲的影子。^[78]

七、揚州晉商

開中制度實施后,晉商紛紛南下?lián)P州經營鹽業(yè)。嘉慶《江都縣續(xù)志》中記述:“揚以流寓入籍者甚多,雖世居揚,而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鹽法行,山陜之商糜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閻、李,科第歷二百余年。至于河津蘭州之劉,襄陵之喬、高,徑陽之張、郭,西安之申,臨撞之張,兼籍故土,實皆居揚?！?sup>[79]

晉商來淮揚經營鹽業(yè),寄籍揚州的在嘉靖時達數百人。如太原望族賈氏舉家遷往揚州;清初著名學者閆若踞的第七代先祖“業(yè)鹽策遷淮”;代州人楊繼美遷揚州后被舉為鹽商祭酒;臨汾的亢氏和大同薛氏都是揚州著名的鹽商。有記載提到亢家在揚州不僅建有“亢園”,更在當時最繁華的小秦淮沿岸蓋了百間房。

晉商還建了揚州最早的鹽商會館——山陜會館,位于今東關街250號至262號及剪刀巷2號至6號。會館設立初為聯(lián)絡同鄉(xiāng)感情,后來成為山西祁縣鹽商在揚州的辦事機構。聲名顯赫的山西籍揚州鹽商亢百萬(亢嗣鼎)經常出入于此。晉商在南河下一帶的小巷子里還留有三義閣存在,比周圍的建筑都高,依稀可見當年氣勢。

晉商在揚州經營鹽業(yè),對南北文化的融合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如揚州的建筑就吸收了北方建筑的一些特色。比如揚州的四望亭的出鞘就建得比較短、比較平緩,不像南方的建筑翹得厲害。另外,揚州有很多青磚青瓦建筑不像南方的粉墻黛瓦,屬于北方特色。^[80]

八、晉商在海外

除了國內貿易,晉商還開拓了俄國、朝鮮、日本等國外市場。明清時期,晉商幾乎壟斷了我國的對俄貿易。

1689年中俄簽訂的《尼布楚條約》規(guī)定,中俄兩國人民可以過界來往,開展互市,打開了中俄邊境貿易的大門。1728年,中俄雙方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規(guī)定在中俄邊境的尼布楚、恰克圖等地通商互市。此后,山西商人前往蒙古及俄國經商的更多。

茶葉、布匹、煙葉和絲綢等是山西商人運銷俄國的大宗,其中以茶葉為主。清代山西商人每年運往蒙古庫倫、科布多、恰克圖等地,專門和俄國商人交易的磚茶就有約四十余萬箱,折合三千二百四十萬斤。在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年)間,僅在恰克圖一地的市場中,中國對俄茶葉輸出每年平均達800余萬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當時約折合白銀320萬兩之多,而俄國同期每年由恰克圖向中國的商品輸出僅六七百萬盧布^[81]。

晉商開辦的大盛魁商號,活動范圍包括了內蒙各盟旗和外蒙喀爾喀四部,貿易活動深入到新疆的庫車、烏魯木齊、伊犁、塔爾巴哈臺,俄羅斯的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唐努烏梁海(今屬俄羅斯聯(lián)邦圖瓦共和國)以及今天的俄蒙邊界城市恰克圖等地,并長期保持著對蒙古、俄國的邊貿壟斷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