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我封閉與“夜郎自大”

15世紀后，人類文明史則開始發(fā)生并日益顯著地顯現(xiàn)著轉折性變化——歐洲大陸開始崛起，亞洲大陸開始沉淪，西方將取代中國成為人類文明的導航船。

馬克思曾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fā)明^[3]?；鹚幇羊T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市場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技術發(fā)展創(chuàng)造必要前提的最大的杠桿。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說:“我們應該觀察各種發(fā)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顯著的例子是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東西曾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tài)，第一種在文學上，第二種在戰(zhàn)爭上，第三種在航海上，由此又產生了無數(shù)的變化。這種變化是這樣的大，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機械發(fā)明在人類的事業(yè)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sup>[4]

17、18世紀，中國出現(xiàn)了所謂的“康乾盛世”，農業(yè)文明下的發(fā)展也達到了歷史的頂峰。版圖空前擴大，民族問題基本得到解決，“萬國來朝”、輝煌的皇家園林、大型圖書的編撰，對外貿易的巨額順差，強化了“天朝上國”、“統(tǒng)馭萬方”的自大感。

據(jù)估計，從公元前100萬年至公元1500年，經過如此漫長的歷史歲月，全球人均GDP僅艱難增長了不到50%，且各地區(qū)之間的增長速度差異不大^[5]。16世紀后，西歐的增長卻“突然”加速。根據(jù)著名經濟歷史學家麥迪森的估算^[6]，從1500年到1820年，以1990年國際美元價格計算，西歐人均GDP從670美元增至1 269美元，增長了89.4%；而西歐以外的世界則從532美元增至594美元，僅增長了11.7%，兩者的差距竟有8倍之多。1820年之后，中國GDP在全球的比重急劇下降，大約每40年降低一半，由1820年的32.93%下降到1950年的4.5%，而西方國家則在此期間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繼英國之后，美日德等國家相繼崛起，中國遠遠被拋在了后面。

表6-1　中國和世界在人口和GDP方面的比較^[7]

我們祖先創(chuàng)造的華夏文化，是在遠離其他古代文明的黃河流域孕育發(fā)展起來的^[8]。華夏先民們的活動空間，是處于相對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中，很難與其他的早期文明如希臘、羅馬、埃及、巴比倫等進行文化信息交流與影響。華夏先民們生活的黃河流域和黃土高原的自然環(huán)境，非常適合農業(yè)的發(fā)展，由于長期農業(yè)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性的熏陶，使得華夏先民們不像古老的島國民族與游牧民族那樣，把走向遙遠的未知世界視為謀生的必然^[9]。

相反，我們把環(huán)繞地中海沿岸的諸古代文明與華夏文明的地理環(huán)境作一比較，是頗能說明問題的。地中海北岸的希臘、羅馬文化，南岸的尼羅河文化，以及離地中海東岸不遠的巴比倫文化，這三個古老文明相距不遠，可以通過便捷的陸路和海路交通而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這些異源文明之間的信息交流是十分密切的。例如，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家泰利斯、畢達哥拉斯都曾訪問過埃及，并對金字塔和埃及的異國風情做過記錄。古希臘的科學文化成果，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竟然是由異教的阿拉伯人從西班牙獲得后小心地帶回并保存了下來，直到文藝復興前，阿拉伯人才又把這筆豐厚的文化遺產還贈給歐洲人。希臘古典文化遺產這一獨特的旅程足以表明地中海周圍文明之間的密切關系。

華夏文明是在沒有廣泛吸收其他古代異質文明和文化營養(yǎng)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以獨特的方式萌發(fā)并成熟起來。農耕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性，地理環(huán)境的相對封閉性和內向性，以及其他各種因素的配合，導致中國文明形態(tài)具有自身的特征。既然華夏文明是華夏先民在與其他古代文明相對隔絕的條件下孕育出的文化，那么，華夏先民們就鮮有世界各種異質文化的同等并存這樣一種文化認同的心理，華夏先民們在主觀上從來未曾意識到希臘、羅馬、埃及、美索不達米亞這些古代先進文明，作為與華夏文明不同的異源的文明實體而存在。正因如此，他們本能地將自己的華夏文明及其價值觀，作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標榜形態(tài)。在他們看來，“天下”是“九州分野”以內的華夏人和之外的“夷狄”人所共同構成的。既然天賜的文明，也即后來儒家所稱的“禮樂教化”的價值規(guī)范，是九州分野以內的華夏人所獨有的，那么，他們自然處于天下的中心。相對于四周的蠻夷來說，他們就是“中國”。而認為他們周邊那些還未開化的民族仍處于愚昧、荒蠻狀態(tài)，依其與中國的地理位置，被稱為“北狄”、“東夷”、“南蠻”、“西戎”。從這些用語中，可以看出的鄙夷，這正是華夏人文明的優(yōu)越感的直接寫照。中國這種以華夏為天下中心、以華夏以外的人為蠻夷人的觀念，從堯舜禹時代開始一直到鴉片戰(zhàn)爭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始終根深蒂固地糾纏在上自皇帝、下至士大夫庶民的頭腦中，難以消除，以致近代中國人不得不為此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

地理距離、數(shù)千年以來先進的文明帶來的優(yōu)越感使中國對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發(fā)展、變遷持漠視、鄙視的態(tài)度，明清的專制和海禁政策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明代建立以后，對私人海上貿易采取種種辦法加以控制和阻礙。明代建立初期，朱元璋便以防止倭寇與張士誠、方國珍勾結為名，多次下令禁海。明成祖規(guī)定:“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代中后期，海禁政策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政府下令，“一切違禁大船，盡數(shù)毀之”，“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清王朝不僅繼承了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乾隆中葉，原來的四口通商改為只有廣州一口通商。清代法令規(guī)定，不準中國人出洋，不準夷商在廣州過冬，不準夷商購買中國書籍和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例如，一個名叫劉亞匾的中國人，因教習外國商人學習漢文，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被處以斬首極刑。夷商在廣州貿易期間生活起居都受到極其嚴格的監(jiān)視。

正是這種對內的專制和對外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求知渴望幾乎被完全窒息。一種孤陋寡聞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彌漫在清代士大夫官紳中間。清代雍正、乾隆以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知識的幼稚荒謬與貧乏愚昧，社會風氣的閉塞，幾乎達到現(xiàn)代人不可思議的地步。

當中國由于盲目自大使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限于停滯時，西歐卻通過文藝復興和工業(yè)革命大踏步地向前邁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