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和新說：朱子功夫論之成立

一般所謂朱子“中和新說”，乃指1169年己丑，朱子對自己以往關于天道性命人心及其間功夫論之反省所產(chǎn)生的新見解?！吨泻团f說序》云：

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于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shù)行，凍解冰釋。然后知情性之本然，圣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于推類究析，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于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余則或信或疑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棄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①

透露朱子自以為終是領會了程子理論實質(zhì)（由其以后論述看，此當主要指小程伊川），從而對前說有一個大的反動。其實我們細究，第一，所謂“舊說”內(nèi)容，并沒有被全部推翻，比如天道性命之說，朱子一生堅持之；第二，而且新說之端倪至少已在乾道三年丁亥的“中和舊說第四書”以及《答何叔京書第十一》中顯露出來。只是彼時朱子對此恐尚無清晰的思路而已。關于第一點，實際上也是大多數(shù)儒家所認可的，“天命之謂性”之觀點，亦即性善論。朱子在舊說第一書中即表明，天道生生乃一實體性存在，它流行于人處即產(chǎn)生人性，由此，人只是天命流行之一點一滴而已。人—天之聯(lián)系處即此“性”。故而欲做功夫以求墮于氣稟中之人重新復歸于與天同一，首先須領會到人之真實性實乃在于天道流行處。比如戊子年《答何叔京書第十三》即謂：“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王懋竑《年譜》疑此應為“方”字），有下功夫處?！蓖嘎恫豢蓤?zhí)持日用生活為死物，人之生命之貞定，須在此真實性中著手去實踐——此應屬道學家功夫論之基本路數(shù)。此后的“新說”，朱子加密功夫，實質(zhì)上仍是努力使得氣質(zhì)之人能真正把握這個“流行之體”之真實狀態(tài)，不至于找錯了“下手處”。就第二點而言，“舊說”第四書（《答張敬夫書第三十四》）所顯示的將“主宰知覺”作為“致中和”功夫之核心，以及前已述及的將“察識”功夫理解為不同于五峰等的“察識本心仁體”，而是“體察本心發(fā)見之端倪”，從而將下學上達的致知格物作為功夫論之關鍵，由此而將人之氣質(zhì)性作為一個主題，此等均已兆示著“中和新說”的致思方向。

因而似乎可以這樣說，丙戌之悟使朱子將未發(fā)—已發(fā)問題置于天道流行之存在背景中來把握，從而體會到所謂“天人同一”處亦即是人所應做功夫處。其所關注者尚是那個大寫的“人”，或“大人”，亦即人身上的“善”何在，以及如何去尋找它。己丑之悟則使朱子開始正視“小人”（小寫的“人”），亦即人之感性層面、氣質(zhì)層面的問題，意識到“有限性”而非“無限性”，才更接近人之常態(tài)，從而“功夫加密”成為人最終獲得其“善性”或曰“真實性”之本質(zhì)要求。由此，心之主宰意義凸現(xiàn)——使氣質(zhì)中之“性”實現(xiàn)（朗現(xiàn)）成為日用常行。朱子中和新說大體上乃是基于這樣的意旨而對心、性、情的關系重新做出安排。下文試分疏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