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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的“尚賢”“尚同”思想

        時間:2023-08-29 百科知識 版權(quán)反饋
        【摘要】:墨子提出“眾賢”“進賢”“使能”作為實行賢人政治的三個基本環(huán)節(jié)。墨子把“古之圣王”的用人之道與“今之王公大人”的用人之道加以對比,闡明他的“尚賢”思想。墨子的“尚同”思想是“尚賢”思想的發(fā)展,進一步討論國家起源和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

        第三節(jié) 墨子的“尚賢”“尚同”思想

        墨子主張實行賢人政治,他把賢人也稱為“賢良之士”,標準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在墨子看來,能夠做到盡力幫助別人的人,慷慨地把財物分給別人的人,不倦地教誨別人的人,就是賢良之士。由他們來治理國家,國家就能富裕,人口就能蕃庶,社會就能安定,所以“尚賢事(使)能”是治國的根本措施。這是墨子“尚賢”思想的中心內(nèi)容。

        墨子提出“眾賢”“進賢”“使能”作為實行賢人政治的三個基本環(huán)節(jié)?!氨娰t”就是使社會上的賢良之士增多,辦法是“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墨子·尚賢上》)。要給賢良之士豐厚的物質(zhì)待遇、高貴的社會地位,敬重他們的才能,表彰他們的成績。用這種辦法造成一個鼓勵賢能之士成長的社會環(huán)境,鼓勵人向賢人學習,這樣賢人就會越來越多?!斑M賢”就是任用賢良之士。王公大人們用人的時候要做到“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下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墨子·尚賢中》)。主張破除宗法觀念和個人好惡,把賢能之士推舉出來加以任用?!笆鼓堋本褪且罁?jù)能力慎重地使用賢良之士,“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同上)。能力勝任治理一國的讓他治理一國,能力勝任某一部門事務的讓他擔任那個部門的長官,能力能夠管好一個采邑的讓他管理一個采邑。一旦任用,就要對被任用者“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之以令”(同上),使他得到民眾的尊重和信任,并且給他以與職責相應的權(quán)力,使民眾畏懼他,服從他。

        墨子把“古之圣王”的用人之道與“今之王公大人”的用人之道加以對比,闡明他的“尚賢”思想。他列舉古史傳說后指出,唐堯從服澤那個地方舉用了舜,夏禹從陰方那個地方舉用了益,讓他們執(zhí)政,平治了天下。商湯發(fā)現(xiàn)了身為有莘氏奴隸的伊尹,武丁發(fā)現(xiàn)了身為筑城奴隸的傅說,立他們?yōu)槿?,才使國家興盛起來。周文王把埋沒在民間的閎夭、泰顛提拔起來做輔佐大臣,獲得了西土的民心。這些事實說明,“古之圣王”的用人原則是“不辨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墨子·尚賢中》)??墒恰敖裰豕笕恕眲t不同。他們的用人原則是“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者則使之”(《墨子·尚賢中》)。任用這樣一些人,讓他“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背叛)”,讓他“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墨子·尚賢中》),結(jié)果是人心解體,天下大亂。墨子所闡述的“古之圣王”之道,未必完全符合歷史實際。他改造了氏族社會末期的傳說和三代古史的材料,把上古社會理想化,借以發(fā)揮自己的“尚賢”思想。他用“古之圣王”反對“今之王公大人”,就是用“尚賢”思想指責當時的現(xiàn)實,主要是指責宗法制的“親親”用人原則和當時政治中的腐敗現(xiàn)象。

        墨子的“尚同”思想是“尚賢”思想的發(fā)展,進一步討論國家起源和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墨子認為,最早的時候沒有國家組織,沒有刑罰政令,沒有各級統(tǒng)治者,人們各有自己的是非,“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墨子·尚同中》)。“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于無政長也,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墨子·尚同上》)天子又選擇“賢可者”立為三公、國君、卿宰、將、大夫以及鄉(xiāng)里之長。天子的職責是統(tǒng)一天下的是非(“一同天下之義”);三公的職責是幫助天子統(tǒng)一天下的是非;各級正長的職責是分別在自己管理的范圍內(nèi)統(tǒng)一人們的是非;而從下到上,逐級以上一級的是非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并根據(jù)是非標準進行賞罰。家君以“愛利家”與“惡賊家”為是非標準實行賞罰,國君以“愛利國”與“惡賊國”為是非標準實行賞罰,天子以“愛利天下”與“惡賊天下”為是非標準實行賞罰。這樣,各級正長所獎賞的,民眾也都贊譽;各級正長所處罰的,民眾也都譴責。人人都愿意得到獎賞而努力為善,人人都不愿意受到處罰而避免為惡。于是人皆為善而不為惡,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所以墨子作結(jié)論說:“尚同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墨子·尚同下》)

        在墨子以前,中國只有天命神學的國家起源理論。墨子認識到國家是歷史的產(chǎn)物,產(chǎn)生于人類社會本身的需要,這在當時是一種新思想。

        “尚同”也是對當時政治狀況的批評。在墨子看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雖有正長,實與沒有正長相同。當時的王公大人“政以為便譬(馬屁精),宗于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墨子·尚同中》)。人民知道他們都是些結(jié)黨營私之徒,不肯以他們的是非為是非?!吧现p,則眾之所非”,“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王公大人們獎賞的人和事正是民眾反對的人和事,王公大人們處罰的人和事正是民眾擁護的人和事。在這種情形下,理所當然地,誰得到王公大人的獎賞,必然遭到民眾的唾罵;誰受到王公大人的處罰,必然得到民眾的同情。因此他們的“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同上),天下的是非還是不能統(tǒng)一,社會的狀況還是一團混亂??鬃诱f:“勇而無禮則亂。”(《論語·泰伯》)這是把宗法制被破壞說成是社會動亂的根源。相反,墨子認為宗法制本身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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