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制度要贏得人們的承認,是必須具有一些制度優(yōu)勢的,并且需要有知識、思想和信仰為它的正當性和有效性提供支撐。因此,制度自信,首先是對制度背后的文化價值的自信。文化與政治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指出:“一國家一民族之政治,乃其國家民族全部文化一方面之表現(xiàn),抑且為極重要而又不可分割之一面。”[24]亨利·基辛格先生在《論中國》一書序言也認為:“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治體制是文明的標志?！?sup>[25]
人們選擇政治道路、構架政治理論、設計政治制度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環(huán)境中進行的,并隨著文化的更新與文明的進步推動政治領域的革故鼎新。文化更新也是有其規(guī)律可循的,“文化更新亦需自本自根,從內身活力發(fā)榮滋長?！?sup>[26]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先生在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研究中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所以會共同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新儒學家和辯證唯物主義在思想上是密切聯(lián)系的。換句話說,新儒學家這一思想體系代表著中國哲學思想發(fā)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義的,但不是機械的唯物主義。實際上,它是對自然的一種有機的認識,一種綜合層次的理論,一種有機的自然主義。”[27]“現(xiàn)代中國人如此熱情地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有很多西方人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想不明白,為什么這樣一個古老的東方民族竟會如此毫不猶豫、滿懷信心地接受一種初看起來完全是歐洲的思想體系?！袊闹R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哲學思想正是他們自己所產生的”。[28]
具有儒家傳統(tǒng)的中國為什么在現(xiàn)代接受了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任劍濤認為: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出發(fā)點和歸宿點,都是人的善良意志。個人內心的道德良知整合為天衣無縫的公共道德意志,人民被作為一個撇開了個體存在的集全概念,提升到道德化政治的中心位置。道德理想主義的色彩鮮艷奪目。從這點上去分析盧梭思想與早期儒學的思想旨趣,不難看出它們的類同性。一方面,善良意志在政治運作過程中的軸心地位與功能,是一致地被看重的。盧梭設定每個人是善良的,因而每個人轉讓權利而形成的集合體意志,也就是善良的,這一意志推進每個人的自由與幸福。早期儒學認準人性的本善或趨善的共同性,因而“不忍人之政”與“天下皆悅”與人性善有內在的關聯(lián)性。儒的“惻隱之心”與盧的“內心良知”在此渾然一體。另一方面,統(tǒng)治者(或政府)的治權歸宿,也是倫理(道德)化了的。君舟民水、民貴君輕實際上承諾了統(tǒng)治權權力的民約性質。[29]當然中國的革命者能夠接受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不僅是基于儒學思想與盧梭思想的共同點,而且也是因為盧梭思想中存在著比儒學思想更為閃光的東西。盧梭思想中人民的主體地位得以確認,政府僅僅是人民的代理人,不能代替人民行使自己的意志,只能在體現(xiàn)了人民公意的法律之下活動。儒學中人民的被動地位已經被根本改變。盧梭是近代歐洲啟蒙思想家中最為激進的具有民主主義精神的一位思想家。馬克思稱贊他是不斷避免與現(xiàn)存政權作任何即使表面上妥協(xié)的人。恩格斯曾經評價說:“我們在盧梭那里不僅已經可以看到那種和馬克思《資本論》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進程……”[30]
劉小楓在談到儒家思想時指出:“追求人世和人的完美性恰是儒家精神的基本品格,亦是儒家革命精神的理念基礎。”[31]“儒家革命精神氣質易于契合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道義性精神氣質。”[32]劉小楓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具有同構性。他說:“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的同構性就不是一個什么的外殼,而是一個思想實體:對人世完美性的追求,其實質包括大同世界、人民民主、財富平等以及圣人正義論。”[33]
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存在著契合性,才使二者實現(xiàn)融合具備了前提和基礎。中國共產黨在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更新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fā)展者。[34]中國共產黨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積極致力于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華相融合、同中華民族精神相貫通,使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鮮明的中華民族特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架構中,吸收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為中華民族所公認的價值觀與民主性因素,并與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相契合,從而使馬克思主義文化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一些具有共通性的文化價值能夠規(guī)范并支配我國政治領域民主體制的運行,為凸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優(yōu)勢奠定基礎。
制度自信,除了來自于對制度優(yōu)勢及其價值觀基礎的肯定,還體現(xiàn)在對制度局限性具有清醒認識基礎上的政治改革能力方面。列寧曾經說:辯證法“就是承認(發(fā)現(xiàn))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會的)一切現(xiàn)象和過程具有矛盾著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傾向。”[35]辯證地看,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無論哪種民主體制,都有其優(yōu)越性與局限性,中國的民主體制也概莫能外。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36],從文化層面來分析,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我國的政治體制繼承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為中華民族所公認的價值觀與民主性因素,并且賦予這些傳統(tǒng)價值新的時代意義,然而在強調某些傳統(tǒng)價值的重要性時,要防止忽略另一些重要價值的作用,同時還要警惕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些負面因素對我國政治體制的影響和滲透。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逐步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義現(xiàn)象和封建主義影響……”[37]二、“從源頭上看,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以蘇俄馬克思主義為中介的?！?sup>[38]但是,不顧中國實際情況,盲目學習蘇聯(lián)政治體制模式也給我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危害。1986年9月鄧小平會見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時指出:“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lián)模式來的?？磥磉@個模式在蘇聯(lián)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蘇聯(lián)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嗎?能夠符合波蘭的實際情況嗎?各國的實際情況是不相同的。我們現(xiàn)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根據(jù)我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39]2007年12月胡錦濤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后來,我們黨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蘇聯(lián)模式有它的弊病,阻礙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發(fā)揮。”[40]此外,中國共產黨也充分認識到,“僵化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和封建主義殘余的結合,可是個大禍害”[41]。
在文化價值層面分析中國共產黨對我國政治生活中一些重要價值及價值關系的認識與把握,不僅可以判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優(yōu)勢奠基于馬克思主義文化與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一些具有共通性的文化價值之上,而且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實踐蘊涵著對文化價值偏好的適度調整及一系列重要價值關系的正確處理,而這些都體現(xiàn)出中國共產黨對我國民主制度與民主體制深入認知、全面把握以及積極改革基礎上的制度自信。
一、公益與私利
《禮記·禮運》中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資治通鑒》中說“為政之道,莫若至公”、“天地無私,故能有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yǎng)”；朱熹在肯定了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42]思想的基礎上,也提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私有故也”[43],這些思都表明了中國古人崇尚“公”的觀念。熊十力先生在解釋孔子講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時,指出“此言天下為一家,全人類若一體。故一切共同生活之組織,皆本天下人之公共意力以為之,無有一人得參私意于其間者?！?sup>[44]臺灣政治大學哲學系何信全教授認為熊十力所講的天下人之公共意力,意思頗似盧梭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45]“尚公”的精神勢必與追求“私利”、“功利”背道而馳?！顿Y治通鑒》中引用荀子的話講:“摯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免危削,綦之而亡……”[46]管子也說:“國多私勇,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窮。”[47]“尚公去私”的政治效應,是使百姓和官員效忠于國家,這形成了中國人“國家本位”的價值觀念。在中國,國家或政府的權威地位通常情況下是至高無上的。杜維明先生認為:在當代西方自由思潮的立場,權威主義的含義多半是負面的,但是權威主義的內涵如果進行仔細的分析,包括韋伯對權威的理解,其中確有很多微妙的東西,不能都把它統(tǒng)統(tǒng)講成是負面的。其實權威這一概念原有健康的層面。[48]當然,“國家本位”不同于“官員本位”,官員的行為也必須與國家的意志與利益保持一致。當代新儒家思想家唐君毅先生曾比較過中西社會的不同。他說,西方的社會是權利意識凸顯的社會；而中國社會是義務觀點突出的社會。但義務的觀點突出,并不表示只有順民,因為義務的觀點要從領導階層入手。[49]
堅持與發(fā)展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方向與目標,也是中國古代“尚公”理念的歷史延續(xù)與現(xiàn)代升華,它體現(xiàn)于建國后具體的制度設計之中。我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同時憲法還規(guī)定,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我國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中國政治是以追求公益為目標的,這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yōu)勢的突出表現(xiàn)?！霸谏鐣髁x初級階段,國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從經濟基礎上決定了中國的民主不受資本的操縱,不是少數(shù)人的民主,是最廣大人民的民主?！?sup>[50]
一切代表民意的組織和團體在傳統(tǒng)的專制集權政治時代在政治上的生存和發(fā)展都是極為艱難的。只有到了需要將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作為政治生活的中心問題來考慮時,政黨才會作為政治運行過程的必要環(huán)節(jié)產生和發(fā)展起來。不少國家的主要政黨都紛紛強化反映和代表所聯(lián)系的階級和階層利益的職能,從而增加本黨的政治生命力并且推動國家政治過程的順利運行。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出發(fā)點和歸宿。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超大社會中,中國共產黨要在中國社會不斷變化和發(fā)展的過程中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通過利益表達與利益綜合的過程以民主的方式在全國各族人民中間形成廣泛的政治共識,才有可能把握并滿足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要求。江澤民同志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總是由各方面的具體利益構成的。我們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應該正確反映并有利于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都應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須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要求,這始終關系黨的執(zhí)政的全局,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發(fā)展的全局,關系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是最緊要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必須充分認識和認真實踐?！?sup>[51]
在儒家文化中,將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視作自私與貪婪,是被譴責的。列寧也注意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建設中缺乏對公民切身利益保護的內容。1922年列寧在給庫爾斯基的信中談到制定蘇俄民法典時說:凡是“西歐各國文獻中和經驗中所有保護勞動人民利益的東西一定要吸收進來”[52]。中國政治重視公共利益,相對忽視私人利益。受這種文化價值偏好以及蘇聯(lián)模式的影響,建國以來,曾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在政策制定與執(zhí)行上將維護公共利益與保障個體利益嚴重對立起來,在尊重與保障群眾切身利益方面缺乏制度保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尊重公益的同時,注重保障群眾的切實利益。2002年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建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53]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就經濟社會發(fā)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xié)商,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
二、多數(shù)與少數(shù)
由于春秋時期民眾在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據(jù)重要地位,民本論思潮逐步取代了殷周以來的神本論思想。杰出政治家管仲提出了“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54]的主張；儒家思想家中,孟子提出“民貴君輕”的重民思想,荀子提出“下富而上富”的富民思想以及“平政愛民”的愛民思想等。古代民本思想中包含著統(tǒng)治者必須回應社會整體性愿望與要求的民主意愿,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在近現(xiàn)代中國,民本思想都具有積極的政治意義。金耀基在《中國民本思想史》中認為:“蓋中國之政治,自秦漢以降,雖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局面,但總因有濃厚的民本思想之影響,遂使君主專制的政治弊害得以減輕和紓解。”[55]陳勝粦在《民本主義論綱》中指出:“民本思想滲透到近代中國民主思潮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中,它作為一種傳統(tǒng)的政治思想資料,通過長期的積淀,已逐步內化到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在更深的層面上對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們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模式進行制約。”[56]在中國半封建體制被推翻之后,中國共產黨積極踐行人民主權的思想,民意作主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邏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總綱第二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要始終把人民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贊成不贊成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江澤民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須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要求,這始終關系黨的執(zhí)政的全局,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發(fā)展的全局,關系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sup>[57]
作為新儒家學者,梁漱溟也指出了中國文化的不足,他說:“每個中國人必須各自認識其義務而履行之,卻從來不許談權利?！?sup>[58]“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fā)現(xiàn)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機會,多少感情要求被壓抑、被抹殺。”[59]相比“統(tǒng)一的意志”、“集體的智慧”,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微不足道的。長期關注中國發(fā)展的國際著名專欄作家、中國問題專家內森·加德爾斯認為:“中國應當給予個人更多尊嚴和權利,確保更多的言論自由,強化問責制,更加堅定地反腐敗。”[60]我們在傳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借鑒古代“以民為本”思想的同時,需要將“民本”與“人本”并重,在國家的制度及法律層面上確立起“人”與“民”相結合的民主思想,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發(fā)展的高度。重視大多數(shù)人的民意并不一定要輕視少數(shù)人的民主權利,中共“十八大”報告在強調“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同時,在小康社會政治建設目標中提出“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等,這是體現(xiàn)尊重多數(shù)意志,同時也顧全少數(shù)權利的改革性思維與做法。
三、一致與多樣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的命運》一書中認為:“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對’之中,惟人類則以‘有對’超進于‘無對’?！?sup>[61]他認為,中國人的人生態(tài)度為無對,追求人自身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與宇宙的和諧?！盁o對”不僅是中國人的人生態(tài)度,也是中國政治關系的重要原則。錢穆在《政學私言》中指出:“故西方政制為政民對立,而中國傳統(tǒng)政制則為政民一體?！?sup>[62]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方向,其中和諧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一,而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因此,謀求社會政治和諧,是當代中國追求的重要政治目標,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規(guī)范,它體現(xiàn)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之中。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黨代會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協(xié)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和諧”。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協(xié)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yōu)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xiàn)。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社會發(fā)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xié)商,堅持協(xié)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除了政權機關、人民政協(xié)的協(xié)商渠道之外,社會主義協(xié)商民主制度已經在更大的政治領域得以運用。聽證制度是我國行政機關在制定涉及公民利益的政策時,通過鼓勵利益相關者參與政治過程,為他們表達自己的意愿和偏好提供規(guī)范化的渠道和空間。聽證制度規(guī)定當事人可以參與行政程序的過程,對有關的事實和法律問題充分發(fā)表自己的意見,提出證據(jù),進行質證辯論,說明自己的利益受影響的程度,使行政機關在作出決定時比較和權衡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進行理性的裁量。政策制定者與政策對象在經過協(xié)商之后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制定符合公眾利益的公共政策。為了解決基層社會中出現(xiàn)的一些矛盾與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在實踐中設計出類似民主懇談會的形式,鼓勵政府與公民就共同關注的問題展開協(xié)商對話,就地方公共利益形成共識,制定符合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政策。在張明澍承擔的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國情調查科研項目——“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與研究”的最終成果中指出,喜歡協(xié)商民主的中國人與傾向于表決民主的中國人之比,是64.7%比18.2%。[63]該調查分析指出:“協(xié)商的民主,比較符合中國文化追求和諧的特征?！?sup>[64]
和諧是在承認多樣、差異的基礎上達成的一種融洽、包容的社會關系。和諧不是不顧差異、否定多樣性而單純追求一致性,它是以包容性為基礎。鄧小平曾經在對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行反思時指出:“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tǒng)一,……”[65]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布魯斯·J.迪克遜認為:“在繼續(xù)壟斷合法政治組織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試圖變得更具有包容性,吸引廣泛的社會群體,減少對傳統(tǒng)支持基礎的強調?！?sup>[66]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體現(xiàn)出了在我國政治領域科學協(xié)調一致與多樣關系的新政治智慧,其中強調:“要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鞏固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思想政治基礎,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的關系”、“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推進政治協(xié)商、民主監(jiān)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等。
四、精英與大眾
《論語·子路》中講:“茍正其身矣,于從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顏淵》中講:“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中國為政者的道德稟賦是治國安邦的資質,也是能夠為民作主的前提。中國的政治文化是尊重和依賴具備比自己更高才德的人。因為他們能夠愛民敬民,更好地代表、維護及實現(xiàn)百姓利益。早在1902年列寧在關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的文獻中就指出:要“建立領導無產階級斗爭的革命家組織。”[67]他認為,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導,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中國共產黨重視黨內民主,認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提出“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這是因為“在中國所有的政黨中,還從來沒有任何政黨像共產黨那樣集中了如此眾多的先進分子和優(yōu)秀人才”[68]。并且,他們能夠在代表、實現(xiàn)和發(fā)展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方面發(fā)揮關鍵性作用。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huán)節(jié)不發(fā)生問題,中國就穩(wěn)如泰山?！?sup>[69]由于政協(xié)委員中也有大量的社會精英人才,中國共產黨也十分重視協(xié)商民主的作用,提出要“充分發(fā)揮人民政協(xié)作為協(xié)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70]。
中國政治重視精英人物的才德在政治上的作用,但是否會相對忽視大眾參與政治生活的平等性?《論語》中就有“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斯為下”等諸多愚民、卑民的觀點。孟子也提出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觀點。在蘇共與中共歷史上都曾出現(xiàn)過過分突出精英作用的“極端集中制”、“個人崇拜”的錯誤。1941年毛澤東就曾指出:“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sup>[71]平等,同樣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一。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不是官員當家作主的地方。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提高基層人大代表特別是一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比例,降低黨政領導干部代表比例?！笔萌珖舜蟠碇衼碜砸痪€的工人、農民代表占代表總數(shù)的13.42%,比十一屆提高了5.18個百分點；專業(yè)技術人員代表占代表總數(shù)的20.42%,提高了1.2個百分點；黨政領導干部代表占代表總數(shù)的34.88%,降低了6.93個百分點。近年來黨代表選舉工作重心下移、將結構比例向一線傾斜已成趨勢。統(tǒng)計顯示,近年來黨代會基層黨員代表的比例,從十四大時的22%、十六大時的24.3%,增加到十七大時的28.4%,十八大進一步提高到30.5%。[72]
五、信任與監(jiān)督
在先秦諸子當中,孟子是第一個系統(tǒng)的討論人性問題的哲學家。孟子的“性善說”認為善是人性中固有的、天生的。在《孟子·告子上》中寫道: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泵献釉?“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sup>[73]他將人性為善的觀點概括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sup>[74]孟子之后,從西漢到晚清有許多思想家持有性善論的觀點。在性善論的觀點中,對君王圣人之性的贊美,維持了中國人對君王和國家的一種“信任”取向的價值觀念,這與西方“猜疑”的價值取向是明顯不同的。陳弱水指出:“儒家‘內圣外王’式政治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最大的差別是:它所關心的焦點在于如何實現(xiàn)‘權力的可能善果’,而不在如何防制‘權力的惡果’。”[75]梁漱溟認為,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架構之中,到處彌漫牽制平衡與不信任人的精神,此與中國民族精神本乎性善論,而發(fā)為信任人的政治,可以說頗異其趣。[76]中國的老百姓基于對儒家型政治家自我約束能力的信任以及政治家對人民福祉的承諾,通常都會很和順,不造反；但是當這種信任一旦失去,造反起來也很徹底。這就是儒家“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的民主思想。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獲得人民在政治上的持續(xù)信任,其領導地位在憲法序言中被明確規(guī)定,是需要理由的?！吨袊拿裰髡谓ㄔO》白皮書指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程向世人昭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找到了一條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找到了一條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現(xiàn)代化國家的正確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被明確載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sup>[77]正是基于信任的政治文化,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是不需要通過競爭來獲取的,避免了西方國家因黨爭及執(zhí)政地位頻繁更替導致政策缺乏穩(wěn)定性,難以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fā)制定政策的問題。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談到中國式民主與政治信任的關系時指出:“中國在創(chuàng)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它的新型經濟模式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而其政治模式也許可以證明資本主義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道路的一個階段而已。中國式民主,那種從上而下的管理和從下而上的活力,最終能夠使得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政府。中國沒有使自己陷入政黨爭斗局面,而是以一黨體制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發(fā)展出一種獨特的縱向民主。在未來幾十年中,中國不僅將改變全球經濟,也將以其自身模式挑戰(zhàn)西方的民主政治。”[78]
政治信任是中國政制設計的基石,但這不意味著權力不需要接受監(jiān)督,這是由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決定的。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立之初,列寧就曾清醒地認識到無產階級國家機關存在著官僚主義復活的危險,尖銳地指出:蘇維埃國家已成為一個“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79]。毛澤東針對黃炎培關于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提問時指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sup>[80]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建立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加強黨內監(jiān)督、民主監(jiān)督、法律監(jiān)督、輿論監(jiān)督”。
六、中庸與側重
中庸是儒家處理政治關系和作出政治決策的道德準則和思維方式,強調“過猶不及”,反對做事走極端,主張任何事情都要遵循一個適當?shù)臉藴省岸取?。毛澤東曾說:“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fā)現(xiàn),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研究一番?！?sup>[81]1920年列寧就曾談到蘇維埃政權中民主與專政的關系問題,他認為:蘇維埃政權的民主制與專政并不矛盾。[82]為了在推進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避免“過”和“不及”兩種極端民主類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1979年2月葉劍英在《盡快完善我國的法制》一文中指出:“要正確處理民主與法制的關系:只有在充分發(fā)揚民主的基礎上,才能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也只有認真貫徹執(zhí)行社會主義法制,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必須在全黨全國造成濃厚的民主空氣?！?sup>[83]為了通過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黨的執(zhí)政方式,把握好權威、民主、法治三者間的關系,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比哧P系如表8-4所示:
表8-4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tǒng)一關系示意圖
三者“有機統(tǒng)一”的政策規(guī)定從理論上排除了中國政治走向極端的可能性?！皥猿贮h的領導”強調權威,“人民當家作主”強調民主,“依法治國”強調法治。權威、民主、法治都是中國政治生活必需的政治價值,三者缺一不可。但同時要求三者之中的任何一項不能走向極端,即不能因為要民主,就忽略權威與法治,也不能因為要權威,就排斥民主與法治,同時也不能因為要法治,就輕視權威與民主。
毛澤東在指出中庸是孔子發(fā)現(xiàn)的重要哲學范疇的同時,認為中庸思想本身具有折中主義的成分,并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他認為:“一個質有兩方面,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于這方面,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面,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子說‘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辯證論的話,便應作如此解?！?sup>[84]這段話反映了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說的“兩點論”中的“重點論”,折中主義就是不向兩方面的任何一方面偏向。為了避免在政治體制改革領域走向極端,同時也避免陷入無原則的折中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提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tǒng)一的同時,著重強調了保證與發(fā)展“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性目標,即“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必須繼續(xù)積極穩(wěn)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fā)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85]
七、結果與程序
西方人的思維特點源于古希臘哲學,古希臘哲學習慣從各種具體的事物中抽象出帶有普遍性、本質性的理念或標準,并以此來衡量和規(guī)范具體。儒家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概念或標準,即探究事情究竟是什么?而是重視事物的存在形態(tài),即怎樣去做的實用理性。孔子說:“君于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sup>[86]梁漱溟先生認為:“從中國已往歷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為偉大。對于外來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為其動搖變更?！?sup>[87]中國人對待事物的態(tài)度既不是盲目排拒,也不是盲目欽羨,而是根據(jù)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需要以正當合理的標準進行取舍。這是儒家實用理性的思維方式。
列寧曾經指出蘇維埃是巴黎公社類型的政權,但同時也指出俄國蘇維埃政權避免了巴黎公社所犯的錯誤[88],體現(xiàn)出俄國共產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模式過程中務實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將實用理性的思維方式運用于政治領域,具有兩方面的特征與優(yōu)勢:1.重視社會政治結果,通過結果證明其手段的合理性。1987年6月鄧小平就我國新時期民主政治建設提出了務實的意見。他說:“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種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實際情況。比如講普選,現(xiàn)在我們在基層,就是在鄉(xiāng)、縣兩級和城市區(qū)一級、不設區(qū)的市一級搞直接選舉,省、自治區(qū)、設區(qū)的市和中央是間接選舉。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人口這么多,地區(qū)之間又不平衡,還有這么多民族,高層搞直接選舉現(xiàn)在條件還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質不行。又比如講黨派,我們也有好多個民主黨派,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xié)商制度。對于這一點,西方許多輿論也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來領導,許多事情很難辦,首先吃飯問題就解決不了。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兩點是相互聯(lián)系的,是一個問題。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道路。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sup>[89]。2.對外來政治文化具有包容、借鑒能力。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學習與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的一項重要原則。《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原則為指導,借鑒了人類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sup>[90]
與傳統(tǒng)中國類似,俄國原是一個封建性很強的國家,重人治而輕法治的現(xiàn)象并沒有因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改變,列寧明確提出了“創(chuàng)立新法制”的思想。建國以來的經驗與教訓告訴我們:中國政治生活中,如果缺乏法律程序約束和健全的民主制度,高效率的決策與執(zhí)行體制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決策失誤。1989年6月21日彭真在89年“政治風波”之后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發(fā)言中指出:“經過幾十年特別是近十年的努力,我們已經有了一部好憲法,還制定了一批基本法律,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基礎,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已經有法可依。現(xiàn)在的問題主要是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違法不究或敷衍了事。黨的總書記竟在這方面發(fā)生了問題,經驗教訓夠深刻了。在我們的國家,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憲法和法律,黨自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必須積極貫徹執(zhí)行憲法和法律,通過民主和法制的軌道解決問題。任何人無權違法胡鬧?！?sup>[91]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2011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然而,“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更加注重發(fā)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綜上所述,民主自信首先是對民主制度背后的文化價值的自信。我國的民主制度與民主體制之所以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與制度優(yōu)勢,其中一個原因是吸收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為中華民族所公認的價值觀與民主性因素,并與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相契合,為確立起以追求公益、敬畏民意、促進和諧、尊重才德、避免紛爭、平衡價值、注重結果為特征的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奠定了文化基礎；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從協(xié)調政治生活價值偏好的角度著力于解決公益與私利、多數(shù)與少數(shù)、一致與多樣、精英與大眾、信任與監(jiān)督、中庸與側重、結果與程序的關系問題,為建立更加廣泛、更加深入、更加健全的民主提供了價值支撐,體現(xiàn)出對我國民主制度與民主體制深入認知與全面把握基礎上的制度自信。
【注釋】
[1]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人民日報》2005年10月19日。
[2](美)陳捷:《中國民眾政治支持的測量與分析》,安佳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頁。
[3]參見《2013年全國兩會調查》,人民網(wǎng),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diaocha/,2013年3月。
[4](英)馬丁·弗萊徹:《中國夢已取代美國夢》,《參考消息》2008年8月24日,原載英國《泰晤士報》網(wǎng)站2008年8月23日文章。
[5]轉引自劉杰主編:《中國政治發(fā)展進程2013年》,時事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291頁。
[6]林尚立等:《政治建設與國家成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
[7](英)厄恩斯特·蓋爾納:《公民社會的背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2年第3期。
[8]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頁。
[9]鄧小平:《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fā)》,《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頁。
[10](美)阿瑪?shù)賮啞ど?《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載《人與國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頁。
[11]曾培炎:《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領導者和實踐者》,《求是》2011年第11期。
[12]參見朱劍紅《中國經濟,世界奇跡》,《人民日報》2013年11月21日。
[13]國家統(tǒng)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http://www.stats. 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302/t20130221_30027.html,2013年2月22日。
[14](西班牙)恩里克·凡胡爾:《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八個關鍵問題》,《參考消息》2011年2月14日,原載于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wǎng)站2011年2月9日文章。
[15]參見《中國重新確立在世界的地位》,香港《南華早報》網(wǎng)站,2008年5月23日。
[16]吳邦國:《全力以赴奪取抗震救災斗爭全面勝利》,新華網(wǎng),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2/content_8229578.htm,2008年5月22日。
[17]透明國際:《2013年全球清廉指數(shù)報告》,透明國際網(wǎng)站,http://www.transparency.org/ cpi2013/results,2013年12月3日。
[18]司馬義·鐵力瓦爾地:《高舉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偉大旗幟 堅決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人民日報》2013年8月9日。
[19]隴興:《十六大以來黨的民族理論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中國民族報》2012年4月6日。
[20]2012年3月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廣東代表團開放團組會議召開,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回答。
[21]2013年1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安排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馬建堂介紹2012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
[22]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向全國人大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23]2013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向全國人大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24]錢穆:《政學私言》,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頁。
[25](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序言,胡利平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26]錢穆:《政學私言》,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頁。
[27](英)李約瑟:《四海之內》,三聯(lián)書店1987年版,第61頁。
[28](英)李約瑟:《四海之內》,三聯(lián)書店1987年版,第63—67頁。
[29]任劍濤:《現(xiàn)代性視野中的儒家倫理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276頁。
[30]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頁。
[31]劉小楓:《儒教與民族國家》,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頁。
[32]劉小楓:《儒教與民族國家》,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頁。
[33]劉小楓:《儒教與民族國家》,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頁。
[34]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1年10月26日。
[35]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頁。
[36]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頁。
[37]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
[38]張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深化與拓展》,《光明日報》2013年5月15日。
[39]萬里:《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萬里文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9頁。
[40]胡錦濤:《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頁。
[41]萬里:《如何認識和對待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萬里文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頁。
[42]《孟子·盡心下》。
[43]《四書章句集注·萬章上》。
[44]熊十力:《讀經示要》第3卷,臺北廣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頁。
[45]何信全:《儒學與現(xiàn)代民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頁。
[46]《資治通鑒》卷四。
[47]《管子·禁藏》。
[48]杜維明:《現(xiàn)代精神與儒家傳統(tǒ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396—397頁。
[49]轉引自杜維明:《現(xiàn)代精神與儒家傳統(tǒ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90頁。
[50]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人民日報》2005年10月19日。
[51]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1年7月1日。
[52]列寧:《給庫爾斯基的信并附對民法典草案的意見》,《列寧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版,第444頁。
[53]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54]《管子·牧民》。
[55]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7頁。
[56]陳勝粦:《民本主義論綱》,《林則徐與鴉片戰(zhàn)爭論稿》(增訂本),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96—597頁。
[57]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頁。
[58]梁漱溟:《中國文化的命運》,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頁。
[59]梁漱溟:《中國文化的命運》,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頁。
[60]駱珺:《中國應積極發(fā)揮體制優(yōu)勢——專訪國際著名專欄作家內森·加德爾斯》,《參考消息》2012年12月4日第11版。
[61]梁漱溟:《中國文化的命運》,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頁。
[62]錢穆:《政學私言》,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7頁。
[63]張明澍:《中國人想要什么樣民主——中國“政治人”2012》,社會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頁。
[64]張明澍:《中國人想要什么樣民主——中國“政治人”2012》,社會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頁。
[65]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頁。
[66]參見呂增奎主編《執(zhí)政的轉型:海外學者論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頁。
[67]列寧:《關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的文獻》,《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頁。
[68]李鐵映:《論民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頁。
[69]鄧小平:《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fā)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頁。
[70]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頁。
[71]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
[72]劉杰主編:《中國政治發(fā)展進程2013年》,時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8頁。
[73]《孟子·告子上》。
[74]《孟子·告子上》。
[75]陳弱水:《追求完美的夢:儒家政治思想的烏托邦性格》,載劉岱編《理想與現(xiàn)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1版,第231頁。
[76]梁漱溟:《中國民旋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臺北學術出版社1971年版,第125—134頁。
[77]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人民日報》2005年10月19日。
[78]參見鐘連《中國走出了一條符合國情的道路——國際社會積極評價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參考消息》2012年6月25日。
[79]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頁。
[80]胡錦濤:《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上一),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頁。
[81]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致張聞天》,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頁。
[82]列寧:《在全俄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頁。
[83]葉劍英:《盡快完善我國的法制》,《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頁。
[84]毛澤東:《關于〈墨子哲學思想〉一文給陳伯達的信》,《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85]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頁。
[86]《論語·里仁》。
[87]梁漱溟:《中國文化的命運》,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頁。
[88]列寧:《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綱領》,《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0頁。
[89]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43頁。
[90]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人民日報》2005年10月19日。
[91]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fā)言》,《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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