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國內外絕大多數(shù)高等院校的“哲學專業(yè)”都設在文科部門，有關哲學史的研究自然也在其中。這當然有一定的理由。但其實，哲學的性質與通常所謂純文學的性質有很多不同。大家知道，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有一種浪漫主義的原則。作者在選取社會上各種典型的題材之后，再從事概括性的加工，對于其中人物個性的塑造及其他的描寫，可以使用一種超出具體現(xiàn)實的、夸張的乃至極度夸張的手法，借以增加對讀者的藝術感染力，詩歌、戲劇、童話、神話等，更是如此。但是有關系統(tǒng)地總結過去人類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探索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的路線斗爭，即從事哲學史的科學研究，如果也采用如上那種手法，則無法不陷于嚴重的失敗，甚而事與愿違，要走向它的反面，成為一種唯心主義的應聲蟲。如古代一些著名哲學家的碑傳，少有不出自過去封建文人的手筆，他們先后相習成風，一定要極力“隱惡揚善”，“為賢者諱”，從而宣揚一種英雄史觀，以至動輒就說某人一生下來便與眾不同，早在幼年時代就過目成誦、無書不讀，乃至博通百家、學貫天人。因此，歷史上的某些大哲學家，過去常被認為與“神童”或“天才”等結有不解之緣，那是毫不奇怪的。試想，這些歷史上的文獻真是客觀事實的反映嗎?顯然多是一種藝術夸張?？磥恚浆F(xiàn)代也還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事模仿，甚至在少數(shù)人的自傳里也難免。如此“創(chuàng)作”，在文學藝術上，自然也有它一定的意義，不能簡單地加以抹煞，但是經不起歷史的科學檢驗。至于談到過去哲學思想的社會影響，多少也有類似的情況。像戰(zhàn)國時著名的思想家孟軻，為了贊揚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丘這位“圣人”，就說他“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句話后來流傳很廣，但果然那個時代社會上的“叛逆”(亂臣賊子)就如此害怕別人的議論嗎?我總有點懷疑。至于歷史上創(chuàng)立各大宗教的教主，有關他們生平事跡的各種神話傳說，真是越往后越多、越離奇，可以信為實有其事的究竟該有多少?這就告訴我們，在今天，要想成為一個科學的哲學史工作者，首先得尊重事實，要破除歷來書本傳說中帶來的各種迷信，真正認識到歷史上的那些大哲學家如何都是不同時代的產物，并不是什么不食人間煙火的“超人”，從而來一個思想上的解放。

二

歷史上不少有影響的哲學體系，理論結構異常復雜，初看起來似乎十分玄妙，難于掌握，其中某些高度抽象的概念，往往被看作與感性認識的具體內容純然無關。于是只好各人憑空揣測一番，似懂非懂，這也是我們今天學習哲學史的一層難處。例如魏晉時代流行過的所謂“才”、“性”四本論，對于“才”、“性”二者的關系，有人說“分”，有人說“離”，有人說“合”，有人說“同”，那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在當時進行這種辯論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再如后來玄學家有所謂“貴無”與“崇有”的爭論，又是為了什么?一般只是抽象地說這是兩條路線的斗爭，似乎很不容易深入，也不能做到具體的了解。若果有人真能結合當時社會歷史的特點，進行階級分析，聯(lián)系實際，將這些理論上的分歧，結合當時的人生理想、政治態(tài)度等去分析有何具體不同，加以刻畫，然后再來從事概括理解這些哲學理論戰(zhàn)線上的對立，肯定會是大有幫助的。我想在一般認為比較煩瑣的隋唐佛學和比較系統(tǒng)的宋明理學中，好些抽象理論問題的爭論，也可以作類似的探索。使人們能從近乎純理性的概念，逐步再回到原本來自感性認識的內容，然后再從這些接近感性認識的內容，又提升到理性認識，遵循邏輯的先后有同于歷史先后的原則，不斷琢磨，肯定會加深我們對有關方面的科學理解。不然，對于過去那些晦澀的哲學理論，就難免不望文生義，只會單從概念出發(fā)，運用一種純粹形式邏輯的推論，表面上若有所得，其實是言之無物，不僅使一般青年學生聽了難得滿足，就是好些專業(yè)工作者，對此也要覺得索然寡味。因為這種近乎概念的游戲，不僅沒有說明過去某種理論體系的形式，跟前人比較，究竟有哪些創(chuàng)新、發(fā)展?而且也沒有說明跟后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區(qū)別何在，言之不詳，便難于劃清界限，于是科學的哲學史研究也就無從談起了?？傊瑢ｉT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如果根本脫離三大實踐，不了解社會現(xiàn)狀，那是難以深入的。哲學史的研究，看來也不例外。

三

現(xiàn)在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同志們，但有機會聚集在一起，動輒談到目前圖書資料的欠缺，需要大力組織人力從事整理、發(fā)掘。這是客觀實踐中提出的要求，而且真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那是絲毫不用懷疑的。但是設想將來情況改變，是否所有的專業(yè)工作者一定都會在教學、研究上作出很大的貢獻，看來也還是兩可之數(shù)。如果指導思想不明確，不在吸收消化上去下工夫，也很可能產生一些活的書柜子，加之方向不對頭，或許有人會制作一些更加精致的毒品來。因此，如何做到“由博返約”，造福后代，還是值得人們仔細思考和深入研究的問題。

眾所周知，在科學進軍的大道上，對于無論什么前人的成就，都只能是我們目前研究的出發(fā)點，而不是最后的歸宿。所以一個大的理論家，除了應有洞察入微的本領之外，還要站得高，看得遠，有科學的預見。例如目前在努力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即是為了我們明天的后來居上，而不是希望永遠步人后塵。所以“崇洋媚外”和“封建復古”的這兩種思想，可謂異曲同工，都是我們科學研究不斷前進的阻力。

在這方面，人們也許還會聽到一個頗關重要的議論，就是所謂思想“新”、“舊”的標準問題。今后我們要在各方面從事推陳出新，但究竟什么樣的思想才真能算是“新”?是否今天凡屬從外國、特別是西方進口的就是“新”思想?或者在國內出現(xiàn)得時間最晚、與眾不同、特別稀奇的議論，就叫“新”思想?誰都明白，那決不能算是新思想的科學的定義。顯然，只有那種能夠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不斷發(fā)展、生產關系日益合理改善、促使科學文化繼續(xù)前進乃至精神面貌改觀、可以早日實現(xiàn)四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并將引導人們進入無限幸福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和實踐，才是多數(shù)人心目中的“新”思想。但我國又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國之一，在哲學思想等各方面有許多珍貴的遺產。因此，雖在舊時代產生的好些思想，也有合理的因素，應該批判地繼承，并結合新時代的特點，加以發(fā)揚光大，決不能因為它“舊”就一概否定，從而陷入民族文化虛無主義。但也決不能“精華”與“糟粕”不分，更不能將“糟粕”當作“精華”來提倡。中國哲學史的科學研究，應該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在總結前人的深刻教訓、特別是近代中國革命建設的經驗中，提高到世界觀上，旗幟鮮明地作出應有的貢獻。

【注釋】

[1]本文原載于《中國哲學史研究》1982年第4期?！幷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