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文化研究對文學研究的沖擊

早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當國際性的后現代主義理論爭鳴日趨終結、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步入前臺之時，一種長期以來被壓抑在邊緣地帶的學術理論話語就開始了消解中心（decentralizing）和破除領地（deterritorializing）的運動，到了90年代初，這股大潮迅速占據了英語文學界和比較文學研究的主導地位，它就是我們現在論及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不同于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更多指向大眾文化以及各種非精英文化的研究。人們往往容易將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相提并論，這不足為奇，因為當今的不少歐美學者，尤其是反對文化研究的人都在這樣做。但仔細追溯其各自的歷史作用和當代形態(tài)，我們就不難發(fā)現，這實際上是兩個不盡相同的概念，其界定也迥然相異。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文學研究或者被束之高閣，或者被邊緣化，并且被限定在一個極其狹窄的圈子里，對文化的研究則越來越遠離精英文化及其產品文學。因而難免有精英意識較強的學者驚嘆，文學研究有可能被淹沒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

既然是一種邊緣話語，并且有著鮮明的“非精英”意識和批判精神，那么文化研究的“非邊緣化”、“非領地化”和“消解中心”的特征，便是十分明顯的了。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活躍在西方學術界的文化研究主將們的學術背景，就不難看出，其中不少人的頭銜就是英文和比較文學教授，他們所賴以崛起的領域也是文學研究，因此這兩者的對立并非天然形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造成的。就文化研究的走向來看，它明顯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以研究后殖民寫作/話語為主的種族研究，其中涉及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批判，斯皮沃克的第三世界批評和霍米·巴巴的對殖民話語的戲擬和混雜進而消解；以研究女性批評和寫作話語為主的性別研究，這在當今時代主要涉及女性批評話語的建構、怪異理論（queer theory）和女性同性戀研究；以指向東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經濟、歷史等多學科和多領域綜合考察為主的區(qū)域研究，例如當前十分誘惑人的課題就包括“亞太地區(qū)研究”和“太平洋世紀研究”等。此外還應當加上考察影視傳媒生產和消費的大眾傳媒研究，尤其當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文化研究的傳媒特征越來越明顯，它幾乎與傳媒現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因而與文學研究的距離也就越來越遠。這也許正是文學研究者對文化研究抱著恐懼甚至反感態(tài)度的部分原因。

但文化研究雖在當今時代的英語世界聲勢浩大，但在較為保守的歐洲學術界卻頗遭非議，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正如有些介入文化研究的學者所承認的那樣，“它并非一門學科，而且它本身并沒有一個界定明確的方法論，也沒有一個界線清晰的研究領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對文化的研究，或者更為具體地說是對當代文化的研究?！?sup>(2)毫無疑問，這里所說的文化研究已經與其本來的寬泛含義有了差別，換言之，對于當今的文化研究學者來說，“‘文化’并不是那種被認為具有超越時空界線的永恒價值的‘高雅文化’的縮略詞”⁽³⁾，而是那些在現代主義的精英意識占統治地位時被當作“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亞文學文類，甚至是大眾傳播媒介。后現代主義的“消解中心”和挑戰(zhàn)精英的嘗試，客觀上為文化研究的崛起奠定了基礎。這在某種意義上也說明，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理論基本上是從后現代主義理論那里借鑒而來，并應用于更為寬泛的范圍和更為廣闊的疆域，它同時在西方帝國的中心話語地帶——英美和原先的殖民地或稱現在的后殖民地——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攻城略地。

如果說，當今在文學理論批評界廣為人們討論的文化研究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始自文學研究，并且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的話，那么它至今也已有了半個世紀的歷史了。它的創(chuàng)始人是利維斯，但有著濃厚精英文學思想的利維斯本質上是一個精英文學研究者和新批評派，他所說的文化就是傳統意義上的高雅文學藝術的成品，認為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在他看來，唯有閱讀這些藝術精品，人們的高雅文化情操才能得到培育。因此他試圖通過教育體制來更為廣泛地傳播文學知識，使之為更多的人欣賞。他認為，為了向更廣大的人民大眾啟蒙，需要有一種嚴格選取的“偉大的”文學經典，閱讀這些“偉大的經典”作品有助于以一種具體的平衡的生活觀來造就成熟的人格。盡管利維斯的這些精英文化研究思想與后來發(fā)展起來并對之提出挑戰(zhàn)的文化研究格格不入，但仍應該承認，當代文化研究在英國乃至整個英語世界的崛起，與利維斯早期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梢哉f，正是超越并走出了利維斯主義的狹隘領地，文化研究才在英國得到長足發(fā)展并迅速波及北美和澳洲的。挑戰(zhàn)利維斯精英文化思想體系的主要是這樣幾個事件:20世紀50年代理查·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關注工人階級的社區(qū)生活，從而使得文化研究直接進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越來越具有大眾文化研究的特征；60年代初文化研究的機構化，這毫無疑問以1964年在伯明翰大學設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為其標志。從此，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反機構的“準學科”（sub－discipline）和跨學科的理論話語（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discourse）而崛起于當代文化學術界，并在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討論衰落之時，迅速占據了主導地位。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的跨文化語境下，文化研究仍在北美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方興未艾。

工人階級社區(qū)文化

文化研究雖然起源于英國，但它迅速進入了美國的學術界，并且受到一大批在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領域內頗有影響的著名學者的關注，大量研究后殖民文學、傳媒文化和其他非精英文化現象的論文，頻繁地出現在曾以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著稱的著名學術刊物，包括《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和《疆界2》（Boundary 2）等，逐步涉及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現象的研究，并介入了對全球化現象的思考和研究。但這批學者所主張的是將文學置于廣闊的文化語境下來考察，并未脫離文學現象漫無邊際地探尋；而更多的來自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和傳播學界的學者則走得更遠，他們把文化研究推到了另一個極致，使其遠離精英文學和文化，專注跨學科的區(qū)域研究以及大眾文化和傳媒研究。當代美國的文化研究者關注的對象極為廣泛，甚至如當年《解構批評》一書的作者文森特·萊奇所言，文化研究的對象包括:

廣告、藝術、建筑、市井故事、電影、時裝、大眾文學文類（驚險小說、羅曼司傳奇、西部片、科幻小說）、照相術、音樂、雜志、青年亞文化、學生文本、批評理論、戲劇、無線電、婦女文學、電視以及工人階級的文學⁽⁴⁾。

這樣所導致的結果便是經典文化和文學作品遭到排斥，大眾的、通俗流行的非精英文化產品登堂入室進入研究視野，從而對經典文化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挑戰(zhàn)。經過一段時期的“非邊緣化”和“非領地化”的嘗試，文化研究終于在自己的全盛時期在一個相當大的范圍內脫離了文學研究，并與后者形成了一種新的二元對立和互補的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使得不少既從事文學研究又卷入文化研究大潮之中的學者，感到不安和擔心。

文化研究對于文學的直接沖擊是，在大眾文化的氛圍下，經典文學作品不再被當做獨立于生產、流通和消費的自足的審美現象來欣賞和觀照，而是被束之高閣，或甚至被放逐到研究視野的邊緣。一些比較文學研究生撰寫的學位論文也遠離文學研究，而頗費心機地去分析研究諸如發(fā)型、服裝、同性戀等“不登大雅之堂”的“亞文化”現象。因而毫不奇怪，文化研究在美國的一些有著悠久人文傳統的正統學科受到抵制，倒是在部分大學的英文系和傳播學系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研究者們并不急于建立以教學為主的系科，而是首先設立某種類似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之類的虛體研究機構，以期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占據研究話語上的主導地位。相比之下，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些有著殖民地背景的國家，文化研究主要關注的對象是后殖民問題和后殖民地寫作/話語，以及民族文化的身份認同問題。這些地方的舊有文學歷史并不悠久，傳統的勢力也遠沒有英國那么強大，因而文化研究在這些國家便有著相當長足的發(fā)展，其勢頭之強大甚至引起了比較文學和英語文學研究者的恐懼。

在今天全球化的語境下，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高科技在人們的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則變得萎縮，而在一個更為廣大的人文學科背景下，文學研究的地位也就顯得愈加不確定，甚至按照有些人的說法，文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瀕臨消亡。就當今北美的文化學術狀況而言，國別（英國）文學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都面臨著文化研究的沖擊。文化研究的跨學科性、反精英意識和反文學等級意識，無疑對有著強烈精英意識和等級觀念的傳統的文學研究構成了有力的挑戰(zhàn)，以至于不少大學的英文系不得不削減傳統的文學課程，增加當代的文化研究課程，例如女性研究、種族研究、傳媒研究、身份研究等長期以來被排斥在文學研究之外的“邊緣話語”。曾在學術界異常活躍的比較文學系或研究中心也不得不改名為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系或研究中心。這一切均說明，傳統的文學研究又經歷了一次大的沖擊，并再度陷入新的危機。人們不禁要提出這樣的問題:文化研究是否一定要與文學研究形成對立？這兩者之間有無溝通的可能？何以將文化研究的課題引進文學研究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