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是一場沒有終結(jié)的探索接力賽?？茖W家應具有自覺的科學歷史意識。21世紀的犯罪學家應回顧、了解19和20世紀的犯罪學歷史，其中19世紀中葉和后期最為關(guān)鍵。在科學史上，這是一個重大的轉(zhuǎn)折點，包括達爾文進化論的確立。

由弗洛伊德所創(chuàng)立的精神分析學說對犯罪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晚期，他提出了“三層人格結(jié)構(gòu)”理論。在犯罪學領(lǐng)域有一個課題是非?；竞秃诵牡模悍缸锖腿烁?。由此可見，人格結(jié)構(gòu)的重要性。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物理、化學家開始叫開原子世界的大門，與此同時，弗洛伊德則試圖揭開人格（心理）結(jié)構(gòu)的奧秘。他相信該結(jié)構(gòu)由三部分組成：1.本我（id），2.自我（ego），3. 超我（super ego）。

本我即禽獸我（id），指最原始的、與生俱來的潛意識結(jié)構(gòu)部分，其中包含著幾十萬年前人性中最接近獸性的那部分本能沖動。它像一口本能和欲望沸騰的大鍋，具有一團非理性的、不可遏制的、老是向外噴涌的心理能量，按照“快樂原則”，一味追求滿足，而不顧社會是不是允許?！凹核挥?，勿施于人”被徹底拋在了腦后。按我的理解或解讀，本我是“生來犯罪人”的核心，也是“犯罪世界”的最深根基。有人腦解剖學的深厚背景。它和“罪的本身”可以畫等號。

自我（ego）充當仲裁者。它監(jiān)督“獸我”，讓它得到適當?shù)?、合理的、社會允許的滿足。有個比喻很形象，也很準確： 本我（禽獸我）是匹烈馬，自我是騎手。烈馬是動力，騎手是給馬規(guī)定、指出方向。自我駕馭本我。因為馬是匹野馬，不聽話，說明本我的烈性和潛力。如果任馬去為所欲為，人類社會的和諧秩序會立即遭破壞，散架，無法成立。那便是無法無天，犯罪世界占絕對上風?？梢哉f，自我是“三個君主”（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的仆人；也是本我和超我之間的過濾器或調(diào)節(jié)器。

超我（super ego）是指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代表良心(conscience)和自我理想（ego ideal）。作為我國傳統(tǒng)的“圣賢”代表人物孔子一生的言行便是“超我”的最高典范。他說：“吾日三省吾身 ......”這正是“超我”的表述。“省”即內(nèi)省，反省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合乎“天地良心”，遵守社會道德準則。如果人人這樣“吾日三省吾身”，那么，全世界的監(jiān)獄便是空蕩蕩的。我國傳統(tǒng)的“天地良心”概念比西方的conscience（良心）說法更深刻，更哲學。它把“天地”都納入其中，是漢字的妙絕！這只有中國人才能體認到。“天地良心”比任何科學、完美的法律更基本，有效，也更哲學。它日夜在我們心中。這便是我提出的“小警察”這個概念。它比穿制服、佩槍的“大警察”更有約束力，更威嚴，也更管用。

什么是犯罪？犯罪指什么？凡違背“天地良心”的，皆為犯罪。這是21世紀犯罪學哲學的精髓和要害。它也是我撰寫本書稿的“一以貫之”的“道”。2012年11月16日香港海關(guān)向媒體公布，近日在一個集裝箱內(nèi)查獲900多支象牙！這是不法分子走迂回路線，由東非經(jīng)中東等地，再偷運到香港。這不僅是犯法，更為邪惡的是違背“天地良心”。它比違法更有罪，罪大惡極！罪是有等級的。犯罪學的哲學講究罪的等級。沒有等級，就沒有犯罪學，更沒有它的哲學。

我推崇荀子心目中的“道”： 天道、人道以及兩者的相互關(guān)系?！暗勒?，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保ā度逍А罚┑朗侨藗兯仨毠餐袷氐纳鐣▌t。億萬人生活在社會共同體中，彼此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和爭奪。為了制約每個人的自然欲望（獸我的貪欲），調(diào)節(jié)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使人們能夠共同、和諧地生活而不致于發(fā)生犯罪和動亂，必須制定維持社會秩序的準則。當然，政治秩序是最高的、決定其他秩序的秩序。

犯罪和正義均具有普遍世界的意義。荀子追求“君子之所道”，弗洛伊德所說的“超我”便相當于荀子心目中的“君子”。今天21世紀，全球70億人（包括剛出生的嬰兒），每個人都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這三部分構(gòu)成。當然，這只是一個大概情況。實際情形要復雜得多！我國哲學史上把人性分成性善和性惡，線條畢竟太粗。弗洛伊德的三個組成部分細分了，層次多了，是種進步。按照我們?nèi)祟惿飳W進化，特別是人腦進化的邏輯（順序和層次），我對這三部分的解讀如下： 人腦最里面一層為獸性腦（比如鱷魚等爬蟲類腦）；再外面一層腦的解剖組織為自我；最外層，薄薄的一層，僅僅是最近一萬多年進化的產(chǎn)物。中國古人所說的“圣賢”，指的正是這層大腦的支配、管轄的結(jié)果。比如孔子、孟子和佛陀等圣人。

而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俄羅斯古典主義作家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創(chuàng)作主題正是刻畫這種復雜性。新精神分析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弗羅姆（E. Fromm,1900-1980）有本著作《人心》（The Heart of Man）它第一章正是：“人，是狼還是羊？”實際情況決不是“黑或白”，“善或惡”，而是一個圓圈，半個白圈里嵌著一個黑點；同時，半個黑圈里又嵌著一個白點。這便是中國的太極圖。把太極圖同弗洛伊德的“三層人格結(jié)構(gòu)”合在一起，會有助于我們認識自己，走近并理解犯罪世界，特別是理解“犯罪的根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對犯罪學的貢獻是很大、很深刻的，也出乎他的意料?？茖W（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歷史往往出乎人的最初料想。X射線的發(fā)現(xiàn)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若是沒有這個發(fā)現(xiàn)，DNA也就無從談起。而今天在犯罪學中，DNA是個非常重要的破案工具。1915年弗洛伊德寫過一篇題為《由于罪惡感而犯罪的人》。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弗洛伊德將通常的犯罪因果關(guān)系顛倒了。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這三人都為猶太人，他們在各自領(lǐng)域均信奉嚴格的因果律，是絕對的決定論者。弗洛伊德發(fā)現(xiàn)，罪犯首先認為自己有罪，在他的潛意識層有種很深的罪惡感，想通過犯罪行為而受到處罰。然后欣然接受懲罰來達到消除罪惡感的目的。--在犯罪人身上，這種很強烈的欲望是病理性質(zhì)的。根據(j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犯罪人（罪犯）的罪惡感產(chǎn)生在前，而實施犯罪的行為在后。這便是犯罪因果關(guān)系的顛倒。畢竟，這是精神病現(xiàn)象的表現(xiàn)。

人腦在幾十萬年進化進程中依次形成三個層級的示意圖。最里面一層為最原始的部分，是本我（禽獸我，或鱷魚腦）的成分；中間的解剖組織為自我；最外面一層為超我，形成時間最短，薄薄一層，不過一萬年左右。我認為，這三個組成用粗線條勾畫出了人腦的大致解剖結(jié)構(gòu)，有利于我們叫開“犯罪世界”的大門。若是加上太極圖這個符號，則更能讓我們走近、理解犯罪的原因。弗洛伊德的思路、因果關(guān)聯(lián)邏輯基本上是對頭的。進入21世紀，我們理應把人腦結(jié)構(gòu)安放在當代腦科學、基因和分子生物學的基礎上。但完全、徹底揭示“罪的本身”是辦不到的！

1961年秋，我在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院剛參加工作，同辦公室有個叫劉中一的旅日華僑，畢業(yè)于日本的農(nóng)學院，回國負責摸清日本戰(zhàn)后農(nóng)業(yè)科學研究成果。1962年他開始患病，常跑到我和其他同事的桌前低下頭作深深的懺悔：“我有罪，對不起黨和政府，對不起大家，我有罪......”（中文說得結(jié)結(jié)巴巴）可見，在劉中一大腦里有罪惡感。幸好他不是弗洛伊德所研究的對象： 通過實施犯罪，有受到懲罰的欲望。劉中一卻很安靜，沒有企圖去犯罪，最后通過接受凈化心靈的凈化性懲罰（Cleaning Punishment）來驅(qū)散內(nèi)心的犯罪感，達到心理上的解脫： 恢復超我與本我之間的適當平衡。

弗洛伊德所研究的犯罪人是故意用一種很容易被人發(fā)覺、抓捕的方式去犯罪。比如犯罪人有意留下許多明顯的線索。犯罪人被抓獲之后渴望供認不諱，竹筒倒豆，徹底坦白自己的罪，甚至不惜夸大罪行。顯然，弗洛伊德研究的現(xiàn)象屬于精神病學的犯罪心理學（Psychiatric Criminal Psychology）。他的對象顯然是位精神病患者。在“犯罪世界”，精神病人的犯罪現(xiàn)象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富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有這樣一起個案： 刺殺前美國總統(tǒng)里根的犯罪人A的動機是： A同W小姐戀愛。W瞧不起A，說他沒有出息。有一天，A對W說：“等著瞧，我要做出一件驚天動地的壯舉！”犯罪人A用刺殺里根的行為證明自己有出息。古今中外這種犯罪心理學問題常有發(fā)生。

弗洛伊德是從腦解剖和精神病學起步的。1886-1938年，他私人開業(yè)治療精神疾病。1915年，他發(fā)表論文《由于罪惡感而犯罪的人》，為犯罪學中的精神分析流派奠定了基礎，指出了大方向，他本人便宣布退出犯罪學領(lǐng)域。弗洛伊德好比是這樣一位開拓者： 他在荒山野地悄悄地挖出了大約半噸黃金，然后便說：“看哪，這里有個大金礦！”于是不少人便在這里挖出了金子，他自己便悄悄地離開了。這便是精神病學的犯罪心理學。這里面有太多的精神病學哲學。

動物世界沒有精神病患者。你可曾聽說，大象、獅、虎、狼......有精神病患者？動物的腦不像人腦發(fā)達。它們有語言，但遠不夠發(fā)達、系統(tǒng)和精細，達不到犯罪程度。犯罪要有相應發(fā)達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

下面再來講講我的同事--日本歸國華僑劉中一。今天我還能記起他的模樣： 體格中等，但粗壯，性格厚道，三十五歲上下，已婚，生有一女，中國話說得結(jié)結(jié)巴巴。發(fā)病時的1962年，單位送他去安定門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我受單位委托，去看過他多次。醫(yī)生診斷他為精神分裂，但很安靜，不打人、殺人，更不去縱火，犯罪。有一次，我看到他一個人在專心地做件事：醫(yī)院特為他做了一塊小板子，上面布滿了十幾個橡皮制的凸出的奶頭，劉中一不斷地將奶頭按下去。這個被按平，另一個又彈起來。這樣，他便在不停地按平過程中，心理上得到平衡和安慰。醫(yī)生告訴我，在患者眼里，這個世界總是凹凸不平的，他要撫平世界。平了，他才舒服、滿足。

醫(yī)生的話讓我吃驚。精神分裂癥患者劉中一的視覺是病態(tài)的，嚴重扭曲了。不錯，世界是我們的感覺復合。但有健全感覺和病態(tài)感覺之分。比如視覺上的距離感，正常人過馬路，目測汽車離自己約有100米，越過馬路是安全的；若患者目測車離自己是200米，實際為15米，這時過馬路，發(fā)生車禍便是必然?；颊咚烙谲囕喯?，這便是“真實”，也是“真理的標準”。

我確信，精神有健全者和患病者之分，整個世界有正常和異常以及秩序和混亂的區(qū)別！根據(jù)龍勃羅梭的學說，“生來犯罪人”指的是，這類人生下來就是注定要犯罪的。他們的生理遺傳特征決定了他們是“呱呱落地哭三聲，命已注定”。就是說，人性本身是惡，人是作為潛在的犯罪人而出生的。這是犯罪學的哲學一個最根本的命題，該命題離“罪的本身”最近。

當我在柏林旅居的日子，曾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過的精神分析犯罪學家亞歷山大（F. G. Alexander,1891-1964）有個命題老在我耳邊回蕩： 從心理動力來講，所有的人都是生來犯罪人。這里有“原罪”或“罪的本身”隱身處。當我經(jīng)過原第三帝國希特勒總理府及其地下室廢墟的時候，我便會想起20世紀最大的犯罪分子希特勒。當然，遠不止他一個。誰能否認，“四人幫”不是犯罪分子的幫兇？“四人幫”不是在法庭受到正義的審判嗎？在窮折騰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有多少個“家破人亡”！今天，我把這一切均視作“犯罪世界”。

1993年柏林仍然可以見到戰(zhàn)爭的廢墟。它屬于“罪的世界”的遺存。更可怕的是，這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jié)果又成了下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原因。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jié)果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jié)果差一點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原因--犯罪的原因。“冷戰(zhàn)”時期的柏林是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最危險的導火線之一，當然還有古巴導彈危機等。

1988-2004年，我三次造訪過柏林。這是我2004年6月26日落腳的一家普通旅店，中等水準，小康。比起二戰(zhàn)前，建筑物顯得單薄。這是戰(zhàn)后在一片廢墟上造起來的。住在這里，我自然想起20世紀最大的戰(zhàn)爭犯罪分子希特勒的反人類罪。根據(jù)罪的分類，反人類的戰(zhàn)爭罪為最邪惡者，為罪大惡極。時到21世紀，這種罪還在橫行。高科技世界和罪的世界并存為天下第一荒誕。

我忘不了2004年夏天我在柏林大學圖書館瀏覽、閱讀幾本犯罪學經(jīng)典的情景。戰(zhàn)前，20世紀二三十年代，柏林大學是世界著名高等學府之一，同劍橋大學齊名。可惜，它的圖書館已被戰(zhàn)火毀掉了大部分。那回我走進去閱讀的地方僅僅是部分殘骸經(jīng)復原后的樣子。那次我復印了500多頁資料，其中大多數(shù)為西方“犯罪類型學”研究的成果。我這一生并未進過某大學法律系或犯罪學專業(yè)，但“犯罪世界”對我的吸引力本身便是引導我的最偉大的博士生導師、教授和學者。

走出柏林大學圖書館，我在附近一家咖啡屋坐下來寫日記。隔著大玻璃窗看過往的車水馬龍，我在問自己： 希特勒屬于哪類犯罪人？回答是： 希特勒屬于政治性犯罪人，其中代表德意志民族復仇心理是一個核心因素。他不應劃入“生來犯罪人”或“本能性犯罪人”。

2004年6月，我在德國柏林（原東柏林），住在一家三星級小賓館，附近有條街，二戰(zhàn)前很繁華，后來衰敗了，無法復原。馬路右邊有排咖啡屋，我常落座在那里想心事。在旅德日記本上，我常寫下我對“戰(zhàn)爭與犯罪”的思考。因為在1945年5月，我所在的這一帶全是戰(zhàn)火留下的廢墟。在日記中我寫道：人類是作為不能適應社會秩序的犯罪人而來到這個世界的。這里才是原罪，即犯罪的根。我們的嬰兒時期并不是純潔無瑕的。因為人只想追求滿足和快樂。母親的奶水不充足，孩子便哭，用嘴去咬奶頭（這是攻擊性，是犯罪）。后來，孩子才形成了自我和超我，絕大多數(shù)為社會所接受，不再是“懷恨兒童”（Children Who Hate），不再是“攻擊性兒童”（The Aggressive Child）。而一戰(zhàn)后的希特勒則是懷恨、攻擊性極強的青年。他對猶太人、俄國人、吉普賽人、黑人、英國人和法國人發(fā)動的戰(zhàn)爭，在本質(zhì)上是“復仇與犯罪”。

人類文明最高的努力（尤其是宗教、哲學和藝術(shù)）都在同人腦中的本我（禽獸我）作格斗，包括消滅戰(zhàn)爭，特別是銷毀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若是毀不掉，自我和超我便是本我（禽獸我）的手下敗將。同“禽獸我”作搏斗有多難?。?/p>

二戰(zhàn)后，有關(guān)希特勒的傳記和評論全世界出版了上百近千種，但從犯罪學的哲學和精神分析的視角去研究的學術(shù)專著便不多見，也許還是個空缺。美國著名記者兼?zhèn)饔涀骷蚁囊晾眨╓.L. Shirer, 1904-1993）是這樣說起希特勒的：“他有著惡魔般的性格、花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議的本能、無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馳騁的奇想以及驚人的判斷人和局勢的本領(lǐng)。只是到最后由于權(quán)力和勝利沖昏了頭腦，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對大多數(shù)德國人來說，希特勒具有或者不久就會具有一個真正天生領(lǐng)袖的氣質(zhì)。在后來暴風雨般的12年中，他們要盲目地追隨他，好像他具有出自上蒼賦予的莫明睿斷?！边@段話出自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國的興亡》第一卷，第11節(jié)。

一戰(zhàn)前柏林的“波茨坦廣場”，馬車和有軌電車并存。德國文明水平達到了鼎盛時期。

之后，希特勒發(fā)動的戰(zhàn)爭不僅把歐洲毀了，也把德國斷送了?？梢姡涣x的戰(zhàn)爭是最大的、反人類的罪。動物世界沒有戰(zhàn)爭，所以沒有犯罪。因為動物的語言不夠發(fā)達，所以沒有戰(zhàn)爭。語言符號系統(tǒng)同戰(zhàn)爭有密切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人類的戰(zhàn)爭在本質(zhì)上是語言符號之爭。

應該承認，希特勒上臺是民選的結(jié)果。在某種意義和程度上，希特勒是靠他的天才演說（語言）才能--煽動性，鼓動性--取得元首寶座的。大多數(shù)德國人都跟隨希特勒走向世紀最大犯罪的道路。野生動物世界不會出個希特勒式的“領(lǐng)袖人物”。因為動物世界沒有人類精巧的極富有號召力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所以不會犯罪，更不會犯發(fā)動二戰(zhàn)這樣大規(guī)模、慘烈、血腥的集體（團伙）罪。

柏林墻倒坍后個別地方成了遺跡，成了青少年涂鴉的地方。其實柏林墻便是二戰(zhàn)后的產(chǎn)物。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最危險的導火線之一。從它建立到被推倒，許多試圖逃往西柏林的東德人被東德邊防軍開槍打死。在本質(zhì)上，這是謀殺，是犯罪，是政治性犯罪。意味深長的是，沒有一個西柏林人越過柏林墻逃往東柏林--這是為什么？熱力學第二定律說，熱會從比較熱的地方流向冷的地方，這是大自然的意志。人性里頭也有意志。意志決定行動。

【注釋】

[1]龍勃羅梭《犯罪人》，1911年，英文版，序言

[2]《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第1卷，第83頁；第3卷，第476頁，1979年。＊＊《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第1卷，第83頁；第3卷，第476頁，1979年。

[3]＊《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第1卷，第83頁；第3卷，第476頁，1979年。＊＊《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第1卷，第83頁；第3卷，第476頁，1979年。

[4]孔德《實證主義哲學》兩卷，1932年德文版；《實證主義精神的講演》1956年，德文版；《實證主義的本質(zhì)和意義》1959年，德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