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二人雙策略博弈中（見表5.4），如果滿足以下兩個條件，那么其占優(yōu)策略均衡就構成了囚犯困境。

（1）雙方都有占優(yōu)策略，即：

a₁＞a₃，a₂＞a₄，b₁＞b₂，b₃＞b₄

在a₁＞a₃，a₂＞a₄的條件下，張三選擇背叛是占優(yōu)策略；在b₁＞b₂，b₃＞b₄的條件下，李四選擇背叛是占優(yōu)策略。

（2）存在一個合作解，使雙方的收益都優(yōu)于其在占優(yōu)策略均衡下的收益，即：

a₁a₄，b₁b₄

如果雙方能夠選擇合作，本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

表5.4　一般條件下的囚犯困境

在一個二人雙策略對稱博弈中（見表5.5），如果滿足以下條件：P＞S＞R＞T，那么其占優(yōu)策略均衡（R，R）就構成了囚犯困境。

表5.5　對稱條件下的囚犯困境

無論是收益對稱博弈還是收益不對稱博弈，囚犯困境告訴人們的是：我們原本可以有更好的結局，然而實際得到的卻往往是最差的結局。

對于出現(xiàn)囚犯困境的原因，人們一般理解為是個體對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在表5.2中，每個囚犯選擇坦白的目的是為了自己能夠少坐牢。如果每個囚犯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考慮，而是能夠為別人的利益考慮，哪怕自己多坐牢也要讓對方先出去，那么，無論對方選擇什么，自己都會選擇抗拒，最后的結果就是（抗拒、抗拒），兩個人都會得到最好的結果?；蛟S，這就是所謂的困境：每個人都想少坐牢，選擇了坦白，結果多坐牢；每個人都想多坐牢，選擇了抗拒，反而可以少坐牢。真乃“事與愿違”！

如果人們把囚犯困境的原因歸結為囚犯對自身利益的追求，那么，要想避免出現(xiàn)囚犯困境，就應該把囚犯們改造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也就是說，要改變的是“人性”。從延安時期的白求恩、張思德，到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董存瑞和抗美援朝的黃繼光、邱少云，再到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的焦裕祿、雷鋒，以及改革開放之后的孔繁森、牛玉儒、任長霞等，眾多讓幾代中國人耳熟能詳?shù)哪７度宋镒畲蟮娜烁聍攘?，就是他們都具有無私奉獻的精神。然而，要把13億中國人中的大多數(shù)都改造成和這些模范人物一樣，是不可能的。表面上看，囚犯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導致囚犯困境的原因，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囚犯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以更多地損害對方的利益為代價。

看表5.6中的例子，如果囚犯們面對的是真正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那么每個人選擇占優(yōu)策略所形成的占優(yōu)策略均衡就是一個對雙方來說最好的結局。

表5.6　真正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表5.6與表5.2的區(qū)別在于：表5.2中，每個囚犯選擇坦白所帶來的收益增加是以對方收益的更多減少為代價的，即當B選擇坦白時，A選擇抗拒可以少坐4.5年牢，而對方會因此多坐0.5年牢；當B選擇抗拒，A選擇坦白可以少坐3年牢，而對方會因此多坐2年牢。而在表5.6中，每個囚犯選擇坦白所帶來的收益增加是以對方收益的較少減少為代價的，即當B選擇坦白，A選擇抗拒可以少坐4.5年牢，而對方會因此多坐0.5年牢；當B選擇抗拒，A選擇坦白可以少坐3年牢，而對方會因此多坐2年牢。這就是為什么在表5.2中，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導致囚犯困境，而在表5.6中，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導致的卻是“囚犯樂境”的根本原因所在。這一點，對于我們后面要討論的“如何走出囚犯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然，囚犯困境不要求囚犯每次選擇都以更多地損人為代價，但是，其總的效果一定是這樣的。表5.7中，當B選擇坦白時，A選擇坦白會讓自己少坐4年牢，對方因此只需多坐2年牢，但是，當B選擇抗拒時，A選擇坦白會讓自己少坐1年牢，對方卻因此需要多坐5年牢。簡單加總后，A通過坦白可以少坐5年牢，B因為A的坦白會多坐7年牢。相對于都抗拒，都坦白的結果是使雙方各自都多坐了1年牢，總的是多坐了2年牢。

表5.7　另一種囚犯困境

以上分析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損人利己和損己利人從本質上是一樣的，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從一方看來是損人利己的行為，在另一方看來就是損己利人的行為，問題的關鍵是所損（失）的部分和所利（得）的部分哪個更多。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不應該倡導未成年人勇斗歹徒的行為，也可以理解人們?yōu)槭裁磿娏易l責那些見死不救的行為（特別是在肯定不會危及救人者生命的情況下）。

2013年9月22日的《錢江晚報》第二版上，記者李陽陽報道了這么一件事情：9月21日，蕭山國際機場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掛號信。白色的信紙、樸素的筆跡，這封手寫的表揚信來自長沙，落款是“陳靜”。信里講述了一份感激之情、一次不多見的返航、一個不多見的特例：

9月15日，陳靜正在杭州出差，突然接到家里打來的電話，稱她家中的女兒和婆婆出了車禍。心急如焚的她急于從杭州趕回長沙，但等到她趕到機場時，已經(jīng)錯過了最后一班從杭州直飛長沙的班機。絕望無助之際，機場叫回了已經(jīng)準備起飛的班機，重新搭上了陳靜，讓她能第一時間趕回長沙。

為遲到的旅客返航，在蕭山國際機場的歷史上也不多見。而這一次，不是為了某個明星，也不因特權，只是因為一位女士家逢意外時想要“回家”的迫切之情。

陳靜要坐的航班號是CZ6490，杭州直飛長沙，當天晚上23點25分已停止辦理登機牌，但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一個名叫陳靜的旅客還未登機?！斑@種情況平時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一般情況下，我們會通過旅客購票時登機的聯(lián)系方式去聯(lián)系乘客，然后再通過機場廣播尋找旅客?！?/p>

連續(xù)撥打了8次陳靜的手機，都無法接通，機場廣播也沒消息。工作人員還分組到登機口、安檢口等多處尋找，均無旅客身影。

23點45分，CZ6490航班關閉艙門，并開始滑向指定跑道，等待起飛命令。機場塔臺指揮中心給CZ6490航班的起飛時間是9月16日0點05分。

23點50分左右，陳靜終于出現(xiàn)在了登機口。此時，飛機已經(jīng)在離登機口5公里之外的跑道上，即將起飛?！拔耶敃r也只能試一試，先是聯(lián)系機組，讓機組人員說服飛機上的乘客，然后立即向機場報告此事。”

機上133名乘客需要說服，機場涉及地服調度、配載等7個部門需要溝通……20分鐘后，CZ6490航班返航。由于跑道上不能開行接送車輛，飛機再次滑回登機口，接上了本已經(jīng)遲到的陳靜。

最終，飛機在晚點了一個小時之后，9月16日0點54分從杭州起飛。

報紙報道后，很多網(wǎng)站都轉載了該事件。從網(wǎng)友的評論看，大部分網(wǎng)友都肯定了杭州蕭山國際機場的做法，認為機場的做法是正確的。我想，網(wǎng)友們之所以這么認為，是因為大家覺得133名乘客及航空公司為此所付出的損失總和要小于陳靜從中得到的收益，因此，整個社會的總福利水平是增加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從所得的角度看，偷盜得到的0.5元和搶劫得到的0.5元是一樣的，然而，兩者的量刑卻相去甚遠。如果是偷0.5元，夠不上刑事立案的標準，要偷竊500元以上才會立案。^[1]如果是搶0.5元，就會被判若干年的徒刑。^[2]據(jù)《信息時報》報道，一個男子打劫毫無防御能力的小學生，雖然只到手了5毛錢，但依然構成搶劫罪，被廣州市花都區(q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年，罰金1000元。據(jù)報道，20歲的李某是廣東英德人，2006年3月29日中午12點多，他拿了一把自行車鎖，來到花都區(qū)新華街某小學門口等候。這時，12歲的小仁和小明正有說有笑走出校門，守候在一旁的李某立刻沖到他們面前，將他們強行拉到學校門口左側的一條小巷內(nèi)。之后，他要求他們寫家庭地址、入幫會及交20元入幫會費，否則就用鎖頭砸他們。兩個小孩十分害怕，但因沒有帶錢，于是向李某求饒。李不相信，經(jīng)過一番搜身后，只獲取5毛錢，最后悻悻離去。事發(fā)后，兩名小學生在老師和家長的陪同下報案，警方很快將李某抓獲歸案。^[3]

不難看出，盜竊案與搶劫案處罰力度的巨大差異，主要是基于兩者不同的社會危害程度，即“損人”程度的不同；對于“損人”更大的行為，必須加大懲處力度。

考考你

“囚犯困境”中，如果雙方事先訂立了攻守同盟，他們還會都選擇“坦白”嗎？如果雙方確實是第一次偷東西，以前還真是從來都沒偷過東西，他們還會都選擇“坦白”，承認自己以前偷過東西嗎？

輕松一刻

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lián)，有一位樂隊指揮坐火車前往下一個演出地點，正在車上翻看當晚將要指揮演奏的作品的樂譜。兩名克格勃軍官看見他在讀著什么，錯把樂譜當成某種密碼，立即將他作為間諜逮捕了。他爭辯說那只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卻無濟于事。在他被投入牢房的第二天，審問者自鳴得意地走進來，說：“我看你最好還是老實招了吧。我們已經(jīng)抓住你的朋友柴可夫斯基了，他這會兒正向我們招供呢?！?/p>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guī)定：盜竊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chǎn)；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chǎn)：
（一）盜竊金融機構，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
（二）盜竊珍貴文物，情節(jié)嚴重的。
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有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guī)定：盜竊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如下：
（一）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較大”。
（二）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五千元至二萬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巨大”。
（三）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特別巨大”。

[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guī)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chǎn)：
（一）入戶搶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
（三）搶劫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
（四）多次搶劫或者搶劫數(shù)額巨大的；
（五）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
（六）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的；
（七）持槍搶劫的；
（八）搶劫軍用物資或者搶險、救災、救濟物資的。

[3]參見網(wǎng)址：http：//news.sohu.com/20070110/n2475156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