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上講，“同一”不是“統(tǒng)一”?！敖y(tǒng)一”意味著兩種不同事物之間的既有各自規(guī)定性又有不可分割關系的狀態(tài)，而“同一”則意味著兩種事物因具有相同的結構功能、屬性特征而合二為一，這個“一”意味著一種新的事物。這個哲學道理非常適用于解釋我們對政治傳播的理解。

現(xiàn)在，對于政治傳播范疇的理解，人們多從“政治”與“傳播”兩大核心要素的平行關系入手。這種理解預設了充足自治的“政治”與“傳播”兩種事物，因此，無論怎么構架與規(guī)制，政治傳播的框架似乎總是一種機械的“合成物”，其中始終橫亙著“政治”與“傳播”兩個軸心。但實際上，政治傳播是一種政治與傳播“同一”的事物。由此所形成的政治傳播的理論與學科，也不是政治學與傳播學簡單機械的“交叉”。

何謂政治？在古希臘時期，赫拉克利特將其界定為“城邦”——相對于私人家庭的“社會”；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盧梭將其設想為“公意”；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將其表達為“絕對命令”，之后，黑格爾將其改造為“倫理理念的現(xiàn)實”^[1]；最后，到馬克思這里，政治重新被定義為經(jīng)由國家而又消滅國家的“沒有國家”的“新社會”。當然，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馬克思是在現(xiàn)實性與理想性雙重意義上理解和界定政治的。在他看來，作為“經(jīng)濟的集中表現(xiàn)”，政治以國家政權為核心，是包括經(jīng)濟、文化等在內的整個社會的“統(tǒng)帥和靈魂”。因此，在政治的現(xiàn)實性上，他著意于源生自經(jīng)濟的作為國家權力的政治，而不是此前各種抽象意義上的政治。但是，在馬克思的靈魂深處，這種現(xiàn)實的政治卻只是實現(xiàn)其政治理想的手段。這種政治理想，就是馬克思終生信仰并為之奮斗的沒有政治的“新社會”。沒有政治是指舊的國家政治形式的消失，而不是人類政治本身的消亡。馬克思的“新社會”的生成過程也是他的沒有國家形式的“新政治”的誕生過程——政治只是在更高的境界中回歸于“社會”，重新以社會的形式存在。

人們對于政治的認知和把握的思想演變過程，反映的是現(xiàn)實政治的蛻變和升華過程。這種過程既是一種時間意義上的歷時展開過程，又是空間意義上的橫向擴散過程?？梢钥闯?，這個過程是政治的國家化、經(jīng)濟化、社會化的過程，是政治從無到有、從己到人、從私到公的鋪展蛻變的生成過程。這種過程正是一個傳播的過程，是一個政治通過“傳播化”而生成的過程，可謂“政治即傳播”。

何謂傳播？在一般的意義上，人們把傳播理解為信息流動的過程，傳播學據(jù)此對這種流動的過程構建了龐雜的學科體系。但是，傳播的本質卻不在于這種“流動的過程”，而在于施拉姆所說的“傳播生成社會”。

“傳播生成社會”是施拉姆對社會學家查爾斯“傳播是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機制”思想的繼承和提升。^[2]縱觀傳播研究的思想史，從“四大奠基人”——拉斯韋爾、盧因、霍夫蘭、拉扎斯菲爾德，經(jīng)達爾文、弗洛伊德、芝加哥學派、李普曼等，到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歐洲批判學派、英國文化學派、美國實用主義學派等，這條清晰的發(fā)展軌跡的思想淵源和理論軸心，正是“傳播生成社會”。

“傳播生成社會”的關鍵，在于理解傳播的“信息”的社會性本質?！胺彩窃谝环N情況下能減少不確定性的事物都叫作信息”，信息的流動是社會成員“從不確定性中不斷形成確定性的過程”。^[3]當我們理解了傳播通過信息流動而生成人類社會的時候，傳播的政治化本質便凸顯出來：由于社會與政治的生成過程的同一性，傳播亦成為一種政治化過程。由此可見，施拉姆當年在解釋傳播的“社會”功能時所設想的場景被命名為“政治傳播”并不是偶然的。^[4]

傳播的政治化過程不只是一種理論的邏輯推理，傳播的歷史也用事實證明了這一論斷。法國學者埃里克·麥格雷對傳播史的研究，展示了傳播何以是社會的、政治的。^[5]美國學者弗雷德·雷格斯蒂直接把傳播解釋為政治社會化，把政治社會化解釋為政治傳播，并用拉斯韋爾的傳播“5W”模式解釋政治社會化過程。

至此，“政治即傳播”與“傳播即政治”，要求我們從政治與傳播“同一”的深度來界定政治傳播范疇、建構政治傳播框架、規(guī)制政治傳播研究。

但是，現(xiàn)在的情況是，人們更多地從傳播學視野把“政治傳播”理解為“依賴媒介的專業(yè)化政治操作”。一些西方學者強烈呼吁“政治傳播的范疇必須被縮小”，應“集中關注通過大眾傳媒，尤其是通過它們的新聞內容進行的符號與訊息的交換”。^[6]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傳播已經(jīng)成為完全為競選性政治服務的工具。難怪麥克奈爾借力李普曼有感而發(fā)：“當代意義最為重大的革命不是經(jīng)濟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場在被統(tǒng)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藝術的革命。”^[7]

但是，人類的政治并非從一開始就是這種競選性政治，至今也不都是競選性政治。所以，對于政治傳播的這種“媒介化”的狹窄理解，并不能覆蓋現(xiàn)實中的全部政治傳播活動。比如，中國的政治體制、機制和生態(tài)有著區(qū)別于西方競選性政治的特殊性，媒體媒介的性質、地位、機制、作用等與西方國家也有很大的區(qū)別，西方的基于政治競選和媒介中心的政治傳播理論，很難解釋現(xiàn)實的中國政治，更難以解釋和引導中國的政治傳播實踐。因此，我們需要從更高的境界來研究政治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