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對風險信息的獲取和處理能力是有限的。當一個風險信息或者是風險源被人們發(fā)現(xiàn)時，可以稱作是信息源被識別。人們接受一個信息時，首先是根據(jù)自身的經(jīng)驗對一個信息做成相關的價值判斷。顯然，個人經(jīng)驗是指人們的知識儲備、是否有過類似事件的經(jīng)歷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其他經(jīng)歷。有些風險信息的信號比較明顯和直白，比較容易被識別，而有的信號比較細微、抽象和復雜，只能夠被少部分人識別出來。然而，個體的風險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而是來源于對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認知實踐。例如，垃圾焚燒過程中產(chǎn)生的二惡英易致癌，PM2.5導致心腦血管疾病等。公眾對環(huán)境危機的認知簡單化、主觀化和感性化，并且將危機情境的不確定性擴大而隨意加強。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到個體的環(huán)境風險感知呢？

1.影響因素

媒體的輿論導向。媒體在風險傳播和風險意識形成上起著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媒體與公眾的風險感知是密切相關的，公眾關注和媒體報道之間的關系是互相促進的。這是因為媒體是公眾的信息來源的主要渠道，媒體為公眾提供大量的風險信息。公眾的關心促使媒體對事件進行跟蹤報道，媒體的報道反過來又增強了人們的關注度。

貝克認為，“全球風險社會的核心涵義取決于大眾媒介，取決于政治決策，取決于官僚機構，而未必取決于事故和災難所發(fā)生的地點。媒體應該承擔風險信息的提供者、風險管理的宣傳者”。^[15]然而，為爭奪話語權，媒體往往會用夸張的語句來吸引公眾的眼球。例如，在松江電池廠事件中，幾乎所有的媒體對該事件進行了報道，其中有不少媒體故意放大環(huán)境風險，從而影響了公眾對事件的認知。

特定利益群體意見。個體的風險信息構建易受到特定利益群體意見的影響，特別是利益相關者的言論對個體的風險構建有顯著的影響。例如，云南某房地產(chǎn)老板將其樓盤銷售不理想歸因于附近一火電廠。為了改變其在銷售中的不利地位，雇傭網(wǎng)絡水軍炮制了一篇關于火電廠污染的論文。周邊居民相信其說法，并最終導致社會沖突。^[16]此外，浙江晶科能源“污染門”導致誕生癌癥村謠言，并由此引發(fā)群體性事件。^[17]個體的危機心理通過各種網(wǎng)絡溝通工具在短時間內產(chǎn)生，然后通過各種途徑被無限放大。

情緒化的感知。公眾對風險的感知并非是理性構建的。公眾的風險感知是基于生活情境做出的反應，是受情緒影響的。在公眾的風險感知構建中，公眾不僅僅是風險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而且他們主動地參與到風險信息的傳播中來。研究表明，多數(shù)人依賴情緒反應來進行“啟發(fā)式”決策。在風險感知過程中，感性比理性更為有效，且感性比理性更為省時省力。^[18]一方面，源于對環(huán)境風險的擔憂和環(huán)境污染的氣憤，公眾容易產(chǎn)生焦慮和憤怒情緒；另一方面，公眾對風險信號賦予了鮮明的“民粹主義”特點。例如，在寧波鎮(zhèn)海PX事件中，一些反對環(huán)境污染和環(huán)境風險行為被賦予“熱愛家鄉(xiāng)的壯舉”。^[19]這種民粹主義的情緒很容易被感染，讓一些民眾做出非理性行為。

2.個體風險感知的構建特點

公眾與專家在風險感知上是有偏差的。心理學研究發(fā)現(xiàn)，當人們面對不確定環(huán)境時，更容易增加人們的焦慮和擔憂。人們“寧愿相信最壞的結果，而不去考慮最有可能的情況”^[20]。對公眾而言，公眾更加關心自身的健康與生活，這與專家列出的優(yōu)先事項名單顯然不一致。顯然，通過媒體的放大、專家學者的澄清等過程，一些風險在公眾認知過程中被放大了，而另一些風險則被弱化。

在諸多的環(huán)境類事件中，專家和民眾所關注的重點不一致。前者認為這些項目是潛在的風險，而后者則強調對環(huán)境和人體造成巨大傷害。公眾因對科技風險的不了解與不確定，且在缺乏完善的溝通機制下，常會形成對專家與精英體系的信任危機。民眾對于科技或風險的認知，則是通過感知過程，以知覺方式表達對風險的感受。

Irwin and Wynne通過文化理論，詮釋社區(qū)集體風險知覺的形成過程。其主要匹配貝克的方式現(xiàn)代化的理論，認為社區(qū)對于風險的態(tài)度是一個散漫的妥協(xié)過程。換言之，社區(qū)的風險態(tài)度是居民同所處的地方環(huán)境與文化有關，而非完全決定于個體的自由意志（free-floating attitude）。^[21]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影響個體對科技風險知覺的主要因素包括：是否熟悉；發(fā)生巨災的不確定性程度；引發(fā)死亡的可能性；是否自愿暴露于科技的影響范圍；是否可控制；恐怖的程度。^[22]然而，居民面對科技設施的風險，重點不在于發(fā)生災害的概率，而是籠罩于人為因素或系統(tǒng)操作失誤所造成的科技災難陰影。

公眾對環(huán)境類項目的無條件抵制。污名化是指一些鄰避設施由于事故與事件的新聞報道，這些設施被公眾普遍認為具有高度風險的現(xiàn)象。換而言之，對于公眾而言，鄰避設施就是等同于高風險。被污名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鄰避設施被公眾妖魔化。例如，幾乎所有反 PX項目都堅持這樣一個理由，PX設施容易引發(fā)白血病、畸形等等。盡管這些說法沒有足夠的科學依據(jù)，但是公眾仍然堅信不疑。^[23]

風險文化理論認為，風險是主觀判斷的，它是不同主體基于自身生活經(jīng)驗而形成的風險判斷。公眾往往對專家和政府缺乏信任，其原因在于對其獨立性的質疑。公眾往往因為擔心專家被利益集團所俘獲。此外，公眾對政府也缺乏必要的信任。這是因為政府和企業(yè)的利益相關聯(lián)。因此，政府和公眾處于不同的風險文化中，對環(huán)境風險的考慮也不一致?！懊癖妼X過敏，地方政府對PX 事件過敏”^[24]。

個體風險感知受社會信任的影響。心理測量研究發(fā)現(xiàn)，造成民眾風險感知產(chǎn)生差異的主要因素，是因為對環(huán)境風險控制的不確定性。故風險的可控制性、恐懼、潛在巨災性、風險分配是否公平、是否熟悉、是否自愿承受等因素，皆是決定風險知覺的重要因素。如果從更廣泛的分析角度詮釋，則社會信任與整合性預期風險效應（conjoint expected risk effects），也是影響風險感知的重要因素。^[25]整合性預期風險效應理論認為，個體風險感知的程度，是風險源于所隱含可能發(fā)生之損害與效益可能性的函數(shù)。

個體對科技風險大小的認定，具有社會與集體風險評估的特質，故深受風險資訊內容、品質與傳播者特性的影響。民眾對資訊處理，可能摻雜著推測與不確性的成分。例如，不同媒體和資訊提供者所引發(fā)的風險感知顯然不同。對于可信度高的媒體，民眾可能接受其提供的資訊并受其左右；對于不信任的媒體，民眾不接受其提供的資訊。

居民的風險感知，并非是完全由專家提供的風險資訊決定的，居民亦非完全被動的資訊接受者或無知者，事實上，居民的風險態(tài)度對于日常生活文化與社會環(huán)境經(jīng)濟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風險態(tài)度的形成是社區(qū)自我定位的一部分。它是綜合日常生活與面對的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所建置于自我與社區(qū)的共同意識。

個體風險感知的構建還具有間接傳播性，即受到相關的媒介影響較大。人們對一種風險信息的識別，很多時候還是依托媒體或者是從自己可以相信的人那里獲得相關的風險信息，從而來彌補自身個人經(jīng)驗的不足或者缺失。特別是有時候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風險的信息，對于另外一個人來說可能就未必如此，所以許多的風險信息是通過間接傳播被人們所識別和發(fā)現(xiàn)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在信息間接傳播過程中，傳播相關信息的關鍵是傳播的個體或者媒介，但是這些個體或者媒介一般會根據(jù)自己的知識儲備、價值觀對相關的風險信息做出一定的價值選擇，很多時候是對傳播的信息進行相關的內容改編，使信息變成可令人信服的新聞傳播出去。這樣，媒體或者是自己相信的人就成為了許多公眾風險認知的一個首要的因素，并且在整個信息放大和社會響應的互動過程中起到了一個原動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