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學與私學教育的雙軌并行

第三節(jié)　官學與私學教育的雙軌并行

兩漢的官學、私學并存共立的教制，加之推薦選舉賢良方正與相應的考試評估考察方法，促進了讀書人的積極性，加快了語文教育教學從內(nèi)容到形式、方法的改進與發(fā)展。

尤其是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shù)”政策后，儒家學說獲得空前的重視而予以傳授學習。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設五經(jīng)博士，始有五經(jīng)之稱。隨之，又把《孝經(jīng)》也列入學習教材?！稘h書·武帝紀贊》：“孝武初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睆拇?，《詩經(jīng)》《尚書》《論語》《易經(jīng)》《儀禮》加之《孝經(jīng)》是官學、私學講授傳習的教材。學習掌握六經(jīng)的多少與高低以及理解領會的廣博深淺是衡量儒生學問的標準，亦是推薦選舉的尺度。

一、官學語文教育

兩漢所設的官學，既有中央政府直接設置和管理的，也有地方政府設置和管理的。中央辦的學校有太學，有性質(zhì)特殊的“鴻都門學”與“官邸學”（即“四姓小侯學”）。地方政府設置的學校有“郡國學”以及“校”“庠”“序”等學校。這種學校設置體制，一直延續(xù)到魏晉南北朝。

1.太學的教與學

漢代太學的教授，都由博士擔任，他們是專職教師。中央政府對太學教授的選拔與任命，西漢采取征拜與舉薦的辦法，讓精通經(jīng)學、品德優(yōu)良、身體健康的名流或飽學之士擔任。東漢則采取保舉與考試結(jié)合的辦法讓賢達名士擔任。“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保ā?9〕成帝傳）太學中博士傳授、講述、闡釋的就是五經(jīng)。因此稱太學的教師為五經(jīng)博士。五經(jīng)不僅是學生學習掌握的內(nèi)容，也是策士銓才的標準。因此，漢代經(jīng)學大師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稱先秦六經(jīng)為六學：“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zhì)；《禮》制節(jié)，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勁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shù)；《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彪S后，《孝經(jīng)》《論語》也列入“經(jīng)”的行列，定為必讀經(jīng)典。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建議正定經(jīng)本文字，于是由蔡邕用隸書寫成《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共七經(jīng)，刻石碑46塊，立于太學。這是官定的儒家經(jīng)本。故天下學子欲出仕任官，參與國家事務，必在儒家經(jīng)典上狠下工夫。當時太學中的教與學，主要是師長講授學生聆聽，口耳相傳。因此，面授聆聽為“師法”，弟子再傳習學五經(jīng)讀本者為“家法”。西漢重“師法”之說。荀子早已提出師法，《荀子·儒效》中說：“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薄叭藷o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碑斎?，兩漢所謂“師法”，是荀子“師法”的繼承與發(fā)展。西漢重師法，東漢重“家法”?！皫煼ā敝貍魇?，明本源，即對五經(jīng)基本理論的學習掌握?！凹曳ā敝亓⒄f，爭派別，即對五經(jīng)內(nèi)容的創(chuàng)意與領會。

官邸學是皇帝專門為皇室及貴族子弟所設的學校。另外，東漢明帝永平九年（66年）為外戚四姓分侯之家子弟設立學校，也稱“四姓小侯學”。這種貴族學?；旧鲜切W、大學的連讀。因此“尚幼者，使置師保”，（〔29〕鄧太后紀）學校中既配設飽讀五經(jīng)的名流博士，給貴族子弟講授五經(jīng)與治國安邦大策，也設中等乃至“師保”一類的教師，照顧子弟們的飲食起居與語言文字的教授學習。

2.鴻都門學的教與學

這是開辦于東漢靈帝光和三年（180年）二月的一種特殊學校。這所學校因建在京都洛陽的鴻都門而得名。這所學校招收的學生，是士族看不起的沒有名望的豪強子弟。學習的內(nèi)容主要是辭賦、書法、繪畫等。也可稱之為一所藝術(shù)學校。這與漢代皇帝中一些鐘愛文學藝術(shù)的帝王的愛好有關。像大文學家蔡邕這樣的士族知識分子提出“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理國政，未有其能”（〔29〕蔡邕傳）的種種理由，并沒有使嗜好書、畫、辭賦的漢靈帝下令撤銷“鴻都門學”。該學校的建立并進行藝術(shù)教學，為唐代各種專門學校的創(chuàng)立開拓了道路。

3.漢代的郡國學校與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地方學校

兩漢的地方政府辦學校始于漢景帝蜀郡守文翁。漢景帝特別嘉獎文翁辦學校的成績，并且下令全國各郡都立學官。地方學校正式建立制度是平帝元始三年（3年），由于王莽的提倡才開始的?？W制度一直延續(xù)下來。兩漢的地方學校，除了郡辦學校外，郡以下縣、道、邑、鄉(xiāng)也設學校。學校所授課程，既有教蒙童識字的語言文字的啟蒙內(nèi)容，也有五經(jīng)的基本內(nèi)容?！稘h書·平帝紀》載：“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jīng)師一人。鄉(xiāng)曰庠，聚曰序（聚，邑落名也，聚小于鄉(xiāng)）。序、庠置《孝經(jīng)》師一人?！?/p>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朝代地方辦學校的情況是有差別的。較重視者居多，輕視散渙者也間而有之。如西晉時征西大將庾亮在武昌就選擇學官，建立校舍，興辦地方官學，令自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入校讀書。史載北朝比較重視地方官學。如北魏獻文帝元年（466年）九月，北朝已普遍設立了地方學校，規(guī)定郡置博士、助教各二人執(zhí)教。并嚴格規(guī)定博士與助教的學識水平與道德狀況必須是“博閱經(jīng)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38〕高允傳）從對教師選拔的標準看，可以看出教學也是以五經(jīng)為主的識字、明道、通經(jīng)的學習與養(yǎng)德。

二、私學語文教育

自秦至魏晉南北朝這段漫長的歷史中，私學不僅與官學并存共立，而且長盛不衰。班固的《東都賦》就講：“四海之內(nèi)，學校如林，庠序盈門”。所說學校，包括私學在內(nèi)。雖是文學作品中的語言，但其原貌是有真實的基礎的。據(jù)史載在校學生人數(shù)，遠遠超過春秋戰(zhàn)國時代。這一時期的私學與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私學相比，既有某些相同相似的地方，也有著一些新的變革發(fā)展。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1.繼承發(fā)揚著先秦私學名儒大師聚徒講學的傳統(tǒng)

先秦春秋戰(zhàn)國時代，幾乎每位學派的領軍人物都是優(yōu)秀的教師，都親自登臺講授自己學派的理論、學說與對人生世界的認識心得和感悟體會，而且還總結(jié)著教育教學的經(jīng)驗與心得。自秦至魏晉南北朝，幾乎每一朝代，都有不少名儒大師聚徒講學，或傳五經(jīng)之真諦，或解社會之奧秘，或授治國之良策，或講修身之妙道。講學著述并重，總結(jié)躬行并進。諸如西漢鴻儒，史稱“漢代孔子”的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全書今存82篇。他的中年和老年時期，都是從事講授傳學與著書立說工作?！稘h書·董仲舒?zhèn)鳌氛f：“下帷講論，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yè)，或莫見其面?！边@是說，董仲舒的學生很多，他還采取由弟子教弟子的辦法。因此不少學生連董仲舒的面也沒見過。但是，他總是告誡自己和弟子們：“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圣化，吾取之?！保ā?9〕1116）這不僅是教師以身作則的身教，也是教師要對所教學生適時、視其才性、從容引導、不急不緩的方法與技巧。他還提出學習的專注與強勉?！澳坎荒芏?，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薄笆略趶娒愣岩?。強勉學向，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為?！保ā?0〕94）

東漢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教育家王充也是一位出色的語文教學大師，他的著述頗豐，《論衡》為代表作。王充一生大半時間在鄉(xiāng)里著書教學。王充不僅是一位身體力行言行一致的優(yōu)秀教師，而且敢于把自己認為是錯誤的理論予以批判，哪怕這些理論來自鴻儒大師，諸如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人。王充一生，在語文為主的教育教學中，成績是突出的。他在《論衡·效力》中首先提出了“人有知學，則有力矣?！钡闹摂?。此說比英國人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不僅早1000多年，而且內(nèi)涵要豐富得多。王充與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教育家一樣，不僅是勤勉刻苦著述頗豐的哲學家、思想家，而且進行教育教學的實踐與理性認識和經(jīng)驗的總結(jié)，是出眾的教育家。他的唯物哲學思想的核心是世界上的萬物皆是物質(zhì)的，而且各自都有它們的生長發(fā)展規(guī)律?！疤斓睾蠚?，萬物自生”。（《自然篇》）“人有死生，物亦有始終”。（《論死篇》）因此，“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論死篇》）依據(jù)這樣的世界觀，王充提出教育教學的目的和作用是培養(yǎng)“能知大圣之事”，能“曉細民之情”的人才。在王充看來，根據(jù)人的潛質(zhì)與特點，可以把人培養(yǎng)成不同類型的人?！澳苷f一經(jīng)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聯(lián)結(jié)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本性篇》）王充的這段論述，顯然受《荀子·儒效》中這段話的影響：“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避髯诱J為，“法先王，統(tǒng)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達到這種標準的才算是大儒。王充進一步發(fā)揮，提出與荀子“大儒”相似的“鴻儒”的概念，這不僅是名詞概念的變化，而且是唯物主義思想的體現(xiàn)。在王充看來，在現(xiàn)實的環(huán)境與條件下，通過老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使人成為真實而有才能的人，是可行的，也是現(xiàn)實的。除了這四種類型人才的思想品質(zhì)、道德水準外，王充的著眼點在語文的內(nèi)涵上。在語言與文字的辨識與應用，以及思維敏銳思想的深刻與廣博上。從對人的培養(yǎng)教育目的出發(fā)，王充總結(jié)出一些好的教與學的方法。他強調(diào)學習與教學要動用人的視覺、聽覺，也還要配合手與身體各組織?！叭鐭o聞見，則無所狀”“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實知篇》）這是強調(diào)視覺、聽覺所發(fā)揮的作用。至于分析、研究、思考，乃至領悟、想象，則是更重要的環(huán)節(jié)。這就是“故是非者，不德耳目，必開心意?！保ā侗≡崞罚┤糁皇怯浾b不思考，不領悟，“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保ā冻嫫罚┮虼耍醭?0多年的講學授徒，成績顯著。

像董仲舒、王充這樣的私學大教育家，還有東漢時的馬融、及弟子鄭玄等。他們既給選定的語文教材作注，給學生以準確的經(jīng)典讀本，同時在注中傳達他們的理論見解與思考所得，馬融的門徒4000多人，鄭玄的學生也不亞于他的老師。

2.私學中識字教學

從秦開始，至魏晉南北朝止，私學中的蒙童識字一直是師生人數(shù)最多，教學時間較多的活動。私學中的這類學校漢代稱之為學館、書館、書舍，南北朝也有稱學舍的。在這些學校從教的老師稱書師，所學課本稱“字書”。這些學校中的老師，雖然沒有聚徒講學、傳經(jīng)布道的經(jīng)學大師們那樣有名望，但他們也是飽讀詩書的儒生，且有著語文基礎教學的成熟經(jīng)驗與多種多樣的方法和技巧。這些蒙童識字課本的內(nèi)容，知識的容量遠遠超過語文基礎知識的范圍。如果沒有堅實的哲學、歷史、地理、民俗等知識與修養(yǎng)，是無法勝任蒙學書師職責的。因為，蒙學課本大多出自鴻儒大師之手，字與詞以及句子，無不具有很高的理論概括與語言文字的修辭技巧，無不是匠心獨運，博采眾長，馭繁化簡，深入淺出，字啟思維，句發(fā)聯(lián)想的大作品。加之當代書家高手用通用字體抄寫，每本蒙學課本，極具裝幀書法之美。如秦時李斯所作《倉頡篇》、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母敬所作《博學篇》。漢初就由私學書師把以上三篇合編而成《倉頡篇》，漢代也稱《篇章》，共3300字。漢時的蒙學語文教育，在東漢崔實的《四民月令》中有生動的記載：“四月，硯凍釋，命幼童入學，學書《篇章》。十一月，硯冰凍，命幼童讀《孝經(jīng)》《論語》《篇章》《小學》?！笨梢?，寫字、吟誦閱讀，是蒙童語文學習的重點，而語文的課本教材，則既有先秦傳統(tǒng)的《孝經(jīng)》《論語》，也有漢代新編的《篇章》《小學》。東漢王充《論衡·自紀篇》中，記敘了他自己在書館就讀學習的情況：

建武三年（27年）充生。為小兒，與儕倫邀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搏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按：充父名）奇之，六歲教書……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于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丑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jīng)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

從這段記載中，不僅知道王充小時的聰明好學，而且也了解到漢時蒙學的規(guī)模和語文教學的內(nèi)容：“書館小僮百人以上”，可見書館規(guī)模不小，辭師授《論語》《尚書》，可見先秦傳統(tǒng)經(jīng)典，仍是語文的教材。另外，在蒙學中使用的教材，還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的《凡將篇》；漢元帝時史游作的《急就篇》；漢成帝時李長作的《元尚篇》；漢平帝時揚雄作的《訓篡篇》，此課本還經(jīng)班固修改過；南北朝梁武帝時周興嗣作的《千字文》等。《急就篇》對后世的蒙學教材《史姓韻編》《名物蒙求》等都有較大的影響。流傳至今的《千字文》，更是與《百家姓》《三字經(jīng)》成為封建社會的王牌蒙學教材，久行不衰。

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的蒙學教育，中心是語文基礎教育教學。從現(xiàn)存的蒙學教材的內(nèi)容來看，除了語文基礎知識的學習外，還進行著哲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與道德倫常的教育。因此，通過蒙學階段的學習，學生的語文基礎以及其他諸方面，都會有扎實的基本功。為學生進一步研讀、領會五經(jīng)，掌握學會治國興邦之大計，乃至科研和做人，都是必須和必要的前提和條件。王充《論衡·自紀篇》所載：王充八歲求學于書館。經(jīng)過識字和習字后，接著學《論語》《尚書》，最后專習經(jīng)學。不光是王充，凡是取得學術(shù)成就的鴻儒大家，都有過私學蒙童的學習階段。另外，漢代還有“童子科”的選舉。這是一種培養(yǎng)和獎勵超常兒童的措施。最早實施者為漢初蕭何。蕭何草律曰：“太史詩童子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保ā?〕86）當時左雄就把智力超常且學習突出的謝廉、趙建章舉為童子郎。顯然，優(yōu)秀突出的少年，主要是語文基礎的扎實即“諷書九千字以上”，當然還須身體健康、思維敏捷、知識廣博并有才干者。雖然絕大多數(shù)人接受過語文為主的蒙學教育，然而并沒有進入仕途，也沒有成為大學問家，但是由于他們?nèi)藬?shù)不少，對漢字為主的傳統(tǒng)文化的普及與傳揚起了很大的作用。

3.女子參與語文的教與學活動

秦漢至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內(nèi)，女子不斷地參與著語文為主的教育教學活動，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這是開封建社會女子參與整個文化活動的先河。女子參與語文為主的教育教學活動，進而進行更廣泛的文化、政治活動，是與整個社會的開闊寬松的大環(huán)境有關。當然，就社會整體而言，絕大多數(shù)婦女仍然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quán)利。綜觀這800多年的歷史，女子參與語文為主的教育教學活動以及更為開闊的政治文化活動，有兩種形式：

①家學淵源

女子耳濡目染，遂成為學有所專的才女。這些女子的家庭，大凡幾代人都有較高的學識。他們或著書立說，或聚徒講學。而且家中總有藏書，室內(nèi)常有誦讀。這樣的環(huán)境氛圍，給女子讀書學習極大的便利與促進。加之父輩兄弟的鼓勵與教誨，便涌現(xiàn)出了不少才高識廣的女子。

班昭（約49年～120年），是我國第一位女史學家，且能詩善賦。她出生在一個家學淵源學風淳厚之家。她的祖姑，是漢代才華出眾的女詩人班婕妤。班婕妤的詩曾被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主編的《文選》收錄一篇。她的父親班彪，大哥班固，都是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她的二哥，是極有才學的班超，曾出使西域而立大功。班昭在這樣的家庭中，日日有書聲相伴，歲歲增知識學問。她與其兄班固，繼承父業(yè)，完成史學巨著《漢書》。而且，還進行詩歌辭賦的創(chuàng)作以及頌、銘、誄、論的寫作，并為班固的《幽通賦》作注。她所寫的《東征賦》，曾被《昭明文選》收錄。同時，班昭還是中國第一位善引導、能講授的好老師。《漢書》問世之后，讀者多不通曉。東漢大儒馬融等人便拜在班昭門下，接受她的教授與輔導。馬融成一代儒學大師，并聚眾授徒，學生多達數(shù)千，這其中班昭的師傳之功是不容忽視的。班昭還幾次被漢和帝召進皇宮，給皇后和妃嬪們講課教學，其中主要的教學內(nèi)容是語文為主的儒家經(jīng)典，另有天文算術(shù)。由于她學問淵博傳授有方，被人稱為“大家”（gū姑）。班昭為了更多的女子能受到教育，動手編寫女子識字課本《女誡》七篇。該書載《后漢書·列女傳》。班昭死后，她曾教過的學生鄧太后就為她素服舉哀。

蔡琰（約生于178年，卒年不詳），字文姬，東漢陳留圉（音yǔ雨，河南杞縣）人。其父蔡邕，是我國第一個藏書千卷的藏書家，同時，也是一位才華出眾的文學家。蔡文姬從小受父親的影響，加之她聰慧有才辯，在父親的指導與教育下，她廣識漢字，能詩賦且通音律。由于父親被殺，加之丈夫病故，她在戰(zhàn)亂中流落到南匈奴（故城在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與匈奴左賢王成親，生了兩個兒子。曹操統(tǒng)一北方后，用高價把蔡文姬贖回，改嫁給同郡人董祀?！端鍟そ?jīng)籍志》記載，蔡文姬有著錄一卷，載入《后漢書》本傳的有《悲憤詩》兩篇，一為五言體，一為楚辭體。這是她“感傷離亂，追懷悲憤”的真實寫照。其中五言體《悲憤詩》尤為著名，此詩長達540言，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女子創(chuàng)作的五言長篇敘事詩。詩人沈德潛評價：“激昂酸楚，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在東漢人中，力量最大?！保ā?1〕40）

衛(wèi)鑠即衛(wèi)夫人（272年～349年），東晉女書法家，優(yōu)秀的教育家，字茂漪，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人）。她出生在一個書法世家。她的曾祖父衛(wèi)覬、祖父衛(wèi)瓘、叔父衛(wèi)恒都是大書法家。衛(wèi)鑠從小識字、習字，既聰慧又刻苦，加之有父輩教誨指導點撥，書法水平提高很快。據(jù)《書法要錄·傳授筆法人名》記載，衛(wèi)鑠的師承，除家學之外，還另有明師。衛(wèi)鑠師法三國時魏國著名書法家鐘繇（音yáo要）。楷體始于漢代，鐘繇寫楷書的法度已臻成熟，書界稱他是正（即楷）書之祖，衛(wèi)鑠苦學其法。鐘繇曾贊她的書法：“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41〕60）書法藝術(shù)是中國獨創(chuàng)的一種極具審美價值且文化底蘊深厚的藝術(shù)。凡是書法大師，都是精通漢文字篆、隸、楷、行、草幾種字體形態(tài)特征的文字行家，而且常常書寫的都是名人詩詞曲賦名篇名句，或是自己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中的名句名聯(lián)。這樣，書法中就包含體現(xiàn)著語文的精髓。衛(wèi)鑠不僅是一個書法家，她還是一位好老師。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少年時，就師從衛(wèi)鑠學習書法。衛(wèi)鑠不僅教得認真耐心，而且善于觀察勇于發(fā)現(xiàn)。王羲之十二歲那年曾發(fā)現(xiàn)父親枕頭底下藏著一本《前代筆論》，便偷偷拿來細讀深研，書法水平大有進步。當衛(wèi)鑠發(fā)現(xiàn)了他的這一變化后，便從字里行間中判斷出他得到了理論的指導，預言他必成大器。這也許就是一個優(yōu)秀老師的不守舊、不拘師法的開闊胸襟。衛(wèi)鑠把自己書法的理性思考與經(jīng)驗總結(jié)寫成了《筆陣圖》一書，書中不僅詳細地闡述了執(zhí)筆、用筆的方法，總結(jié)出七種基本的筆畫寫法，而且提出了“多力豐筋”這一有創(chuàng)見的的書藝理論。她說：“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筋者病?！保ā?1〕62）這段話不僅是衛(wèi)鑠書法理論的呈現(xiàn)，而且文字的簡練準確，形象生動，也是語文的好例文。

②士族集團的私學學習

士族集團的私學中，女子與兄弟們共學互促，學問才智大增，女詩人女才子間有所出。私學辦到家族集團聚居的鄉(xiāng)邑之中，甚至族長的豪門大宅中，既便于士族管理，又便于其子弟們讀書學習。這樣，給這些士族子弟中的女孩子創(chuàng)造了讀書學習的良機。

劉令嫻，南朝梁代文學家劉孝綽家族中的才女。令嫻同輩兄弟姊妹70余人，均在自家私學中接受教育。史載這70多人，個個知識厚實，人人能詩善文。其中劉孝綽的三個妹妹，也不亞于其兄弟子侄，三妹劉令嫻尤其突出?！睹聟R詩》中記有一則逸事：劉孝綽罷官之后閉門不出，在門上題詩：“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眲⒘顙估m(xù)詩曰：“落花掃仍合，聚蘭摘復生。”從續(xù)聯(lián)可以看出她的才思與智慧。劉令嫻的丈夫徐悱，是仆射徐勉的兒子。劉令嫻與丈夫常有互贈答問的詩作，現(xiàn)存令嫻《答外》詩兩首，其中《春閨怨》寫得樸實自然，“落日更新妝；開簾對春樹?！卑亚信握煞蛟鐨w的深情表現(xiàn)得含蓄而真切。徐悱為晉安太守，死后葬還京師建業(yè)。劉令嫻與丈夫昔日情深義重，加之詩作答問，更是詩朋墨友。于是提筆撰文，字字深情，句句泣血。這篇《祭夫文》，載于《藝文類聚》。文中有贊丈夫才學的句子：“學比山成，辨同河瀉。明經(jīng)擢秀，光朝振野。”而抒發(fā)夫妻深情生離死別的句子，更是哀婉悲切：“雹碎春紅，霜凋夏綠。”“生死雖殊，情親猶一?！薄叭绠斢涝E，永痛無窮！百年幾何，泉穴方同?！蓖ㄓ^全篇，這是一篇悼文中的杰作。無怪其公爹徐勉看過此文后，為之斂手擱筆。劉令嫻的作品，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有《劉令嫻集》三卷。除《祭夫文》外，《玉臺新詠》收詩數(shù)首。其中《光宅寺》，受南朝民歌影響，語言樸實無華，而情感直率大膽。無怪乎清代學者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驚呼“詞意亦蕩”。詩曰：

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

何當曲房里，幽隱無人聲。（〔51〕566）

甄氏（182年～221年），魏文帝曹丕的皇后，中山無極（今河北省中部偏西）人。她死時才四十歲。甄氏的父親甄逸，曾為上蔡令。由于她愛讀書學習，便采取見縫插針的辦法，用哥哥的筆硯寫字作文。哥哥們對她讀書學習的極大興趣不理解，她便有理有節(jié)地告訴他們：“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她的話打動了哥哥們，便盡量創(chuàng)造條件，滿足她孜孜以求，讀書習文求學問，立志發(fā)愿得真諦的愿望。她的努力獲得了預想的成績。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甄氏的家里囤積了大量的谷物，欲用糧食換回一些富戶拋售的金銀珠玉。甄氏只有十幾歲，便對母親建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壁為罪。又左右皆饑之，不如以谷賑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比也杉{她的意見，將余糧施舍給親族鄰里，以度災荒。甄氏先為袁紹次子袁熙的妻子。曹操打敗袁紹后，她被曹操的兒子曹丕看中，納為夫人。曹丕代漢而立后，甄氏被封為皇后。但以后又被曹丕迫令自殺。甄氏不僅有見識，而且文字功力不低。她寫有樂府體《塘上行》一首，收錄于《玉臺新詠》。詩情感真摯，語言自然生動。如詩中“邊地多悲風，樹木何修修”“念君去我時，獨愁?？啾?，都十分感人。（〔51〕54）

左芬（？～300年）西晉女文學家，齊國臨淄（今屬山東淄博）人。據(jù)出土墓志，芬為棻，字蘭芝。她是大詩人左思的妹妹。左芬小時與哥哥一起學習讀書，一起習練漢字。兄妹倆不僅情誼深厚，而且學識才情均好。武帝聽說左芬有文才，納為嬪妃，后為貴嬪。左芬被選入宮后，左思曾作《悼離贈妹詩》兩首，左芬便寫《感離詩》作答。該詩寫得情真意切，尤其十分想念與哥哥一起讀書學習、寫詩作文時的歡愉悅情。存錄于《藝文類聚》的這首詩后四句是這樣寫的：“何日當奉面？娛目于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于文辭?！笔珍浻凇豆旁娫础分械乃难栽姟蹲哪驹姟?，也很有特色。沈德潛評曰：“學問語，無蒙腐氣?！弊蠓医翊孀髌?，詩、賦、贊、誄等70多篇。尤其是在她的本傳所記載的《離思賦》，訴說鎖于深宮大院的苦寂，別離骨肉的痛徹，思慕自由的迫切，都十分貼切自然。尤其是對兒時讀學詩文習練經(jīng)典的懷念與向往，更為感人。賦開頭便寫到：“生蓬戶之側(cè)陋兮，不閑習于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薄伴L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80〕晉書110）這是一個有知識、富文才的女詩人的吶喊與控訴！

謝道韞（約376年前后在世），東晉女文學家，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她是謝安的侄女，其父謝弈。她是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媳婦，丈夫王凝之。謝道韞從小與家族中的男孩子一起讀書學習，記憶力好，肯用功，對詩賦的理解力領悟力都很高，而且思維敏捷善于語言應對。叔父謝安常親自給她作點撥指導，對她學識的增加眼界的開闊起著促進激勵的作用。謝安問她：“《毛詩》何句最佳？”她答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敝x安夸她“雅人深致”。謝安常把兒女子侄召集在一起，討論學問，應對詩賦。這是一種很有啟發(fā)意義的教學方法。一次在寒食節(jié)，謝安又一次把兒女子侄召集在大堂內(nèi)議文論詩，突然下起雪來，謝安抓住這一景觀，啟發(fā)孩子們：“白雪紛紛何所似？”謝安的一個侄子謝朗說：“撒鹽空中差可擬。”謝道韞卻說：“未若柳絮因風起?！敝x安極為贊賞這一句比喻貼切、想象豐富且詞語新穎的聯(lián)句。自此，世稱謝道韞為“詠絮才”。謝道韞不僅才思敏捷，想象新奇，而且出語不凡，思考縝密，視界高遠。據(jù)《隋書·藝文志》著錄，謝道韞原有集二卷，后散失。只有詩《登山》《擬嵇中散詠松》等收集于《藝文類聚》《古詩源》和《古詩紀》中。

韓蘭英（約460年前后在世），南朝齊代女文學家，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她幼時好學，博聞強記。宋孝帝時，因獻《中興賦》，受到皇帝賞識，被選入宮。宋明帝時，在宮中任職。齊代宋之后，韓蘭英擔任后宮司儀。齊武帝時任為女博士，專教六宮書學?！赌鲜贰ず箦鷤魃稀罚骸皨D人吳郡韓蘭英有文采……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表n蘭英從事后宮教學多年，語言生動，又善談笑且識見不凡，人們尊稱她為“韓公”。據(jù)傳，有一顏氏女被召入宮中就職，皇帝命韓蘭英為顏氏女作詩，她即席賦詩一首，詩曰：“絲竹憂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詩不僅對顏氏女寄予同情，也是自身的寫照。皇帝受了感動，放顏氏女出宮回家，與家人團聚。鐘嶸《詩品》講：“蘭英綺密，甚有名篇?！睋?jù)《隋書·藝文志》著錄，原有《后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可惜失傳。

4.教育教學理論的新建樹

①徐幹提出“美育”命題

徐幹是漢末魏初“建安七子”之一，曹丕的《典論·論文》中稱“徐幹時有齊氣”，（“齊”，王粲傳斐注均作“逸”）引自（〔42〕18）并在《與吳質(zhì)書》中贊其“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后?！毙鞄衷凇吨姓摗に嚰o》中提出：“美育群材，其猶人之于藝乎？既修其質(zhì)，且加其文，文質(zhì)著然后體全?！毙鞄忠砸粋€教育家兼美學家的敏銳眼光，提出“美育”這一命題，并提出“藝”是人類實行“美育”的重要手段。徐幹所謂藝，是指包括詩歌、音樂、舞蹈、書法、繪畫等藝術(shù)種類在內(nèi)的各種技藝?！懊烙翰摹本褪且尅叭翰摹比雽W校，通過教學系統(tǒng)過程，“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于時?！保ā?2〕《中論·藝紀》）充分習學藝術(shù)，才能使“群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圣賢之器就矣。”在徐幹看來，美育是人類自身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途?！笆ト艘蛑且栽焖嚕蛩囈粤⑹?，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tǒng)事御群也?！保ā?2〕《中論·藝紀》）而且，藝的美育作用，不僅修身養(yǎng)性、滋養(yǎng)心靈，尋啟智力，增加才能，而且還能融合人與人的關系，促進工作效率，且有益于對物的評價與創(chuàng)造，而這種評價與創(chuàng)造，都是合乎藝與智，即合乎美的規(guī)范和要求的。徐干的“美育”命題及其理論闡述，是對我國古代乃至世界古代教育理論與美學理論的杰出貢獻。

②家教的理念

關于家教的理念，中國先秦就已有萌芽。如春秋時期魯國貴族季悼的兒子公父穆伯的妻子，名叫敬姜。她對自己的子女和親屬很嚴格，留下了一些家訓，對后世頗有影響和教益。提出：“士朝受業(yè)，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后即安。”（〔108〕4）另外，她反對好逸惡勞，以此教育自己的兒子。她認為“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保ㄍ希?/p>

另外，孟子之母的家訓，也很有特征。一是語言的教誨，她對孟子說：“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智”。二是實際行動，進行教育并為兒子學習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這就是有名的“斷織”與“三遷”。（〔108〕9）

到了秦漢六朝時期，宗教的理念有了新的發(fā)展。這其中有曹操《諸二令》中對兒女的嚴格要求，而非任人唯親。“而雖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坏凰匠祭簦瑑鹤右嗖挥兴??！保ā?08〕9）也有諸葛亮的《誡子書》中的“靜以修身，儉以養(yǎng)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边@樣要求子女從小樹立遠大志向，內(nèi)心寧靜才能成就學問的家訓，現(xiàn)在仍有啟示意義。

家教理論較有系統(tǒng)者，當推六朝時的顏之推（531年～591年）。他是北齊文學家，著《家訓》20篇。他在家訓中不僅提出子弟們?nèi)绾瘟⑸硖幨溃{(diào)整家庭內(nèi)部關系的具體要求，而且提出了兒童早期教育的看法。他認為，“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潛移暗化，自然似之”，即兒童在年少思想感情尚未穩(wěn)定時候，進行適時的教育，可以使之潛移默化，自然地仿效成人，會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如果等孩子長大了，壞習慣形成，教育就難收到成效，“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子成長，經(jīng)成敗性”。（《教子篇》）因此，教育子女，“教婦初來，教兒嬰孩”這樣的俗諺，是極有道理的。“人生幼小，精神專利，成長以后，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勉學》）顏之推不僅提出兒童的教育，而且認為人的教育應該是終生的。“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保ā睹銓W篇》）但是，人一生的教育與學習，必須根據(jù)不同年齡所固有的特征，抓住時機，恰當誘導，教育才有實效。否則，也只是盲人騎瞎馬。“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yè)”。另外，他還重視教學的宏觀功能與作用，“夫?qū)W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化也；修身利行，秋實也?！保ā?08〕《勉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