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民族分裂

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只是在鴉片戰(zhàn)爭后因帝國主義推行對華侵略分裂政策使我國民族團結和國家統(tǒng)一受到了極大挑戰(zhàn)。孫中山認為民族團結和國家統(tǒng)一是中華民族生存與發(fā)展的關鍵所在，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決不能掉以輕心。根據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民族團結和國家統(tǒng)一受到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分裂的社會現(xiàn)實，孫中山曾提出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統(tǒng)一的嶄新政治理念。

第一，孫中山對“民族自決權”問題，作了認真探索和思考。民族自決，是解決國家和地區(qū)民族內部矛盾和糾紛的一般綱領和指導方針。民族自決，從歷史上考察，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產階級國家為解決民族問題而提出的原則與方法。民族自決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有著不同性質和內容。資本主義確立或上升時期的新興資產階級為了建立統(tǒng)一的民族市場和建立適合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民族國家，曾用“民族自決權”反對民族壓迫，實行民族平等政策，因此民族自決對于建立民族統(tǒng)一國家起過一定的歷史作用。

帝國主義時期，民族問題遠遠超出一國的范圍，成為世界性被壓迫民族解放問題。于是，爭取民族自決權又發(fā)展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等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統(tǒng)治的斗爭武器和手段。

“十月革命”后，俄國無產階級對民族自決又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反對民族歧視、壓迫，堅持民族平等立場，尊重各民族自由分離，或自由聯(lián)合的意愿，充分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力。各民族在不受外力操縱干預，在真正獨立自主條件下通過全民公決，確定各民族的歸屬。這是徹底行使民族自決權的體現(xiàn)。

孫中山從歷史演變中，對民族自決權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認識和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曾提出“民族自決”問題。孫中山說：“威爾遜主張打滅德國的強權，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后都有自主的機會，于是這種主張便被世界所歡迎?！?sup>〔97〕當時印度、越南、波蘭、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在“民族自決”的鼓勵下都參加協(xié)約國與同盟國作戰(zhàn)。孫中山說：“我們中國也受到了美國的鼓勵，加入戰(zhàn)爭，雖然沒有出兵，但是送了幾十萬工人去挖戰(zhàn)壕，做后方的勤務。”^〔98〕孫中山看到，“到了戰(zhàn)勝之后開和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覺得威爾遜的主張的民族開放和帝國主義利益沖突太大，所以到要議和的時候，便用種種方法騙去威爾遜的主張。弄到和議結局所定出的條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決，不但不能自由，并且以后受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經過這個歷史巨變之后安南（越南）、緬甸、爪哇（印度尼西亞）、印度、南洋群島和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埃及以及歐洲的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知道了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完全是騙他們的。所以他們便不約而同，自己去實行民族自決?！?sup>〔99〕

從嚴酷的歷史教訓中，孫中山曾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他說：“由此可見，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占全球，無論什么國家和什么民族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維持這樣壟斷的地位，再不準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范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100〕

實際上，帝國主義國家用所謂的“世界主義”否定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生存權，正是其統(tǒng)治全世界、奴役世界弱小民族的險惡政治圖謀的大暴露。

第二，孫中山曾提出過“民族自決”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一種考慮，主要受到俄國廢除沙皇時代的民族壓迫，實現(xiàn)民族平等政策的影響。但是“民族自決”顯然同中國國情和歷史傳統(tǒng)不符，于是進一步提出了“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的建設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政治方略。這個方略，不論從歷史上還是從現(xiàn)實來考慮，它們反映出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心理和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因而構成中國建設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政治基礎。

孫中山拋棄所謂“民族自決”，根據中華民族大團結和民族認同的歷史傳統(tǒng)，明確提出“五族共和”的建設民族團結與共和政治的國家新的理念，正是對民族歷史傳統(tǒng)觀念的提升和更新，為其民族主義思想撰寫的光輝篇章。

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世界列強為了實施民族分化政策，曾對我國邊疆民族上層集團實行收買、威逼等各種罪惡手段進行分化，以實現(xiàn)其把我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分裂出去，達到分而治之的政治陰謀。

辛亥革命時期，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全國進入民主革命高潮之機，更變本加厲地實行民族分裂的罪惡活動。

1911年武昌起義后，在帝國主義煽惑挑唆下，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為首，西藏以達賴三世為首的蒙、藏上層分子，即掌握教權、政權的活佛、貴族及高級僧侶等趁機發(fā)動妄圖脫離祖國的武裝叛亂進而嚴重威脅到我國民族團結和統(tǒng)一的大局。孫中山非常關注蒙、藏上層分子分裂祖國的事態(tài)及其發(fā)展。他指出：“以此次蒙、藏離叛，達賴活佛實為禍首。若能廣收人心、施以恩澤、一面以外交立國。倘徒以兵力從事蒙、藏，人民愚昧無知，勢必激其外向、牽連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sup>〔101〕并認為令人憂慮的事是“現(xiàn)在蒙、藏風云轉瞬萬變，強鄰逼視、岌岌可危”。^〔102〕在這種形勢下需要保持高度冷靜，不能任謠言惑眾，擾亂人心?！肮饰闹鲝埓撕竺?、藏消息，責成各該處辦事長官逐日報告政府一次，由政府再分送各報登載，既免誤傳，且得真相。”^〔103〕以正視聽。只有掌握事實真相，才能作出正確決策。據孫中山分析：“蒙古不欲取消獨立者，西藏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獨立，必先平西藏，以為取消庫倫獨立之預備。西藏平，則蒙古之氣焰息矣。西藏之向背，關乎蒙古獨立與否，蒙古不獨立則邊警息矣?！?sup>〔104〕盡人皆知，蒙、藏上層集團的叛亂，顯然具有十分復雜的國際背景。正是因為英國、沙俄別有用心的煽動和策劃才導致叛亂事件的發(fā)生。孫中山強調必須使用武力削平叛亂，才能打擊帝國主義分裂中國，乘機取利的政治圖謀。但是，蒙、藏皆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更需要在弄清是非的原則下，加強“宣慰”，消除民族對立情緒，增強民族之間的團結。他說：“對于蒙、藏獨立，余實主張用激烈之武力解決蒙、藏問題，藉儆反側，蒹以杜外人狡啟。俟一大致解決，再派善于辭令深悉蒙、藏語言者，前往宣慰，較單純用剿者，似易收效?！?sup>〔105〕進而指出除對少數(shù)叛亂頭目及骨干實行“痛剿”外，對于廣大藏民、蒙民則要做好分清是非，清除隔閡，加強民族團結工作。

歷史表明：袁世凱北洋政府處理蒙、藏問題，多次出現(xiàn)重大失誤，造成難以挽回的結局。孫中山為此指出：“袁始終以外援為生命，終于以蒙古為誘食耳、依靠俄國?！?sup>〔106〕最后竟在沙俄政府蠱惑下，外蒙從此脫離祖國而去。

當時孫中山處于在野地位，不能參與政府決策，只能大造社會輿論。他向參議院呼吁：“望諸公協(xié)助政府否認‘俄蒙協(xié)約’，堅持到底。此事關系民國存亡，務望留意。”^〔107〕當然只靠勸告建議，爭取社會輿論的支持是無力扭轉整個形勢的。

孫中山以自己的膽識、魄力和崇高政治責任，特別重視民族團結和國家統(tǒng)一，像愛護自己生命一樣維護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和睦團結，對于帝國主義列強妄圖制造民族分裂破壞國家統(tǒng)一的種種陰謀詭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揭露其侵略野心與陰險圖謀，并實行堅決抵制。這正是孫中山對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tǒng)一大業(yè)的無比關注，強烈愛國思想的深刻反映。

我們從孫中山維護民族團結的革命實踐活動中，清醒地看到民族主義雖然產生于西方世界，但是先進的中國人在接受民族主義理論和從事民族革命的斗爭中，并不是西方民族主義的簡單延伸，更不是機械地模仿。孫中山根據我國國情和民族革命的客觀需要在利用西方民族主義思想資源的時候，加以認真改造。這種改造既顯示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鮮明特色，同時也反映出對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因而具有民族主義的時代特征和獨特魅力。

【注釋】

〔97〕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23頁。

〔98〕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23頁。

〔99〕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23—224頁。

〔100〕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23—224頁。

〔101〕與袁世凱第三次的談話，《孫中山集外集》，第181頁。

〔102〕與袁世凱第三次的談話，《孫中山集外集》，第181頁。

〔103〕與袁世凱第三次的談話，《孫中山集外集》，第181頁。

〔104〕與袁世凱第三次的談話，《孫中山集外集》，第186頁。

〔105〕與袁世凱第十二次的談話，《孫中山集外集》，第189頁。

〔106〕與日本駐滬領事有吉明的談話，《孫中山集外集》，第216頁。

〔107〕致參議院電，《孫中山集外集》，第4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