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落腳點為何選在陜北

韓三洲^[1]

自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江西蘇區(qū)進行長征以來，先后有數(shù)次準備建立新根據(jù)地的落腳點：一是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在湘西建立根據(jù)地；二是以貴州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根據(jù)地；三是遵義會議后準備在川西或是川西北建立根據(jù)地；四是打回川陜甘地區(qū)去；五是在“與蘇聯(lián)接近的地方創(chuàng)造一個根據(jù)地，將來向東發(fā)展”。

1935年9月，剛剛在四川懋功會師3個月的中央紅軍與張國燾所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產(chǎn)生重大分裂，發(fā)生了公然違抗中央指示、頑固堅持南下的“九九密電”事件。鑒于張國燾有分裂黨和危害中央的企圖，毛澤東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于當日深夜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決定立即率領原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繼續(xù)北上。次日，在發(fā)布的《為執(zhí)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中，中共中央指出的戰(zhàn)略方針是：“迅速北上，創(chuàng)造川陜甘新蘇區(qū)去！”然而，就在10多天后的9月22日，歷史的機遇卻讓中央紅軍選擇了陜北。在岷縣（今屬甘肅宕昌縣）的哈達鋪，毛澤東從舊報紙上獲取陜北也有紅軍的新聞報道后，黨中央又一次作出了重大決策，改變原先在川陜甘建立根據(jù)地的計劃，決定到陜北與劉志丹的紅軍會合，把紅軍長征的最后落腳點放在陜北。這樣的決策，看似偶然，卻寓于革命終將勝利的必然性之中。

毛澤東是從舊報紙上獲悉陜北有紅軍的消息的，這已經(jīng)成為黨史研究者的基本共識。然而，對這一重大抉擇的歷史細節(jié)，卻有著當事人各自的表述。《毛澤東年譜》中記載，毛于9月18日召見一縱隊偵察連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要他們到哈達鋪找些“精神食糧”，只要是近期報紙雜志都找來。楊尚昆在他的回憶錄里這樣寫：“在哈達鋪，我們才知道陜北有劉志丹的部隊，有一塊根據(jù)地。當時，我看到兩個材料，一個是國民黨政府出的布告，說劉志丹‘匪徒’在三邊地區(qū)活動，政府正‘圍剿’。聶總先看到的，馬上報告葉劍英，并把布告揭下來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個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張油印的紅軍傳單，上面有‘紅軍占領中心城市的偉大勝利’這樣的話；所謂中心城市是指瓦窯堡……此外，從當時收羅來的國民黨區(qū)域的報紙上也證實國民黨軍隊正在向陜北紅軍劉志丹部進攻。知道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興奮，說你總要找一個地方歇腳呀。他召開了一個小會，決定向陜北紅軍所在的那個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過了幾天，部隊進到通渭縣的榜羅鎮(zhèn)，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改變俄界會議關于在接近蘇聯(lián)的地方建立根據(jù)地的決定，確定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陜北。”

已于9年前去世的、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后來淪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的邱會作（1914—2002），在其個人回憶錄中，對毛澤東在哈達鋪從舊報紙上獲悉陜北紅軍消息的過程，也有詳細的描述。當年剛剛20歲出頭的邱會作，是在毛澤東逐漸恢復對紅軍的指揮權后，調(diào)任軍委四局任三科科長的。軍委四局是主管軍務、行政、供給、衛(wèi)生等工作的一個行政部門，長征途中與毛澤東密切相隨。邱會作與毛澤東第一次面對面相識的回憶，讀來也饒有興味。那是中央縱隊從貴州遵義向懷仁前進途中，行軍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休息時紛紛脫下衣服捉虱子。紅軍戰(zhàn)士苦中作樂，捉虱子也要比大小，邱會作以身上的虱子大而獲勝，別的戰(zhàn)士不服氣地說：“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科長身上的虱子自然就比我們的大?！鼻駮鞣瘩g說：“照你們說，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黃豆那么大了？”話音甫落，忽然聽見上頭路邊一聲吼：“哪個說的？到我身上捉出一個那么大的虱子來看看！”原來毛澤東也在捉虱子，大家哄笑起來，聚了過去。

邱會作回憶，在紅軍發(fā)生重大分裂之后，9月17日，毛澤東率領紅一軍團的紅二師一鼓作氣，拿下了敵人認為不可能丟失的天險臘子口，打開了中央紅軍北上進入陜甘的通道。紅軍出臘子口后，來到了一個叫哈達鋪的鎮(zhèn)子，鎮(zhèn)里有不少商店，一所學校和一個郵政所。當?shù)厝税压_鋪稱為“小岷縣”，是周圍各地通商的口岸，有兩三千居民。半年來紅軍戰(zhàn)士一直住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在這里看到了漢族的院落，坐在桌子邊吃飯，感到特別的舒服。按照毛澤東的習慣，每到一處，都要下面戰(zhàn)士為他尋找報刊來看。戎馬倥傯的毛澤東說：“凡是可以搞到的書，什么我都愛看！”于是，到了哈達鋪，別人急于休息，邱會作卻要為毛澤東收集報紙，結果在郵政所找到了一些過期幾十天的舊報紙和一張陜西省通郵圖。毛澤東看到通郵圖，對著邱會作激動地喊道：“這件東西是個寶貝呀！”隨后看報紙時，又高興起來了，原來一些報道說在延安、保安、安塞等地，有國民黨軍隊“剿共打勝仗”的新聞。對這些反面報道，毛澤東一語中的地說：白軍在那里打“勝仗”，那里有紅軍。毛澤東看了一會兒陜西省通郵圖說：我們在這里休整一下，就到那個人民要革命的陜北去“安家”！

據(jù)史料記述，毛澤東是1935年9月21日抵達哈達鋪的，住在一家名叫“義和昌”藥店的后院。22日，黨中央就在毛澤東的住處召開會議，初步改變原先要北上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jù)地的計劃，決定到陜北去與劉志丹的紅軍會合，并宣布正式成立有三個縱隊組成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支隊。毛澤東在會上講，我們要感謝國民黨的報紙，提供了陜北紅軍比較詳細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jù)地，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陜北去！從這里到劉志丹創(chuàng)建的陜北根據(jù)地，不過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奮精神，繼續(xù)北上。

時任中央紅軍作戰(zhàn)參謀的孔石泉回憶，舊報紙上的這個消息給歷盡磨難、幾近絕境的中央紅軍帶來了歷史性的契機，就像在茫茫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作為陜甘支隊司令員的彭德懷也興奮地對葉劍英說：“這張報紙來得太及時了，中央已決定下一步到陜北去，去找劉志丹！”

邱會作以自己的親歷回憶說，紅軍出了臘子口不久，就和國民黨的騎兵打了一仗，紅軍的隊伍有些傷亡，毛主席心里特別難過，千辛萬苦都過來了，現(xiàn)在有些同志卻死在異土他鄉(xiāng)。毛主席在葉劍英的陪同下去墓地憑吊了犧牲的七位同志。離開烈士墓后，毛主席又去看望了傷病員，他的問候讓傷病員十分興奮。在回來的路上，毛主席向葉劍英說：這次打敵人騎兵，我們傷亡了二十多人，代價本來很小，但這樣的傷亡我們也賠不起呀！現(xiàn)在就剩下林彪和彭德懷的一、三兩個軍團了，死一個就少一個啊。這些人是黨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將來發(fā)展的本錢，他們將來就會一個頂十個、百個、千萬個。為了保存好這些“財富”，我們要盡可能不打仗或少打仗，絕不能拼硬仗，一定不要造成我們更大的傷亡。

邱會作還回憶，下岷山后的這段時間，因為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正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人數(shù)最少、力量最弱的時候，新改編的陜甘支隊也就是7000多人，所以大家的情緒非常低沉。但在哈達鋪確定中央紅軍落腳點之后，行軍路上的毛澤東卻不時和大家聊天談局勢，鼓舞部隊的士氣，他激勵大家說：我們紅軍這幾年是下了兩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岡山，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岡山時我們只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岡山不久，紅軍就發(fā)展到十幾萬人，還建立了中央蘇區(qū)。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經(jīng)鍛煉的紅軍，我們還會發(fā)展起來的。我們到了陜北，先要擴大地盤，那里南邊有關東平原，自古以來就是成霸業(yè)的地方，我們要坐北向南，即使不能占領關中平原腹地，也要占它一個邊。

高瞻遠矚的毛澤東，對革命事業(yè)堅定不移，對革命前途充滿樂觀。岷山過后，中央紅軍的落腳點在哈達鋪確定，二萬五千里長征也勝利在望，毛澤東的心情豁然開朗，所以才有了這年10月《七律·長征》中“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的豪邁吟誦。一個月后，更有了陜北人民“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咱們中央紅軍到陜北”的熱情放歌。

（原載《同舟共進》2011年第9期）

【注釋】

[1]韓三洲：民間史家、文史學者?，F(xiàn)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