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擠壓下的中文危機

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記得在我們上小學的時候，大人們就開始向我們灌輸學好英語是多么地重要。漸漸地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心里，英語已經(jīng)變得不再僅僅是一種普通的語言工具，而英語的考試分數(shù)也變得比語文的考試分數(shù)重要了很多?？纯唇裉斓膶W生，似乎更是這樣，像“新東方”、“瘋狂英語”，還有像“華爾街英語”，他們被英語包圍著，全中國似乎都陷入了對英語的狂熱之中。以至于在今天說話的時候，夾雜著一些英語單詞，好像變成了一種時尚。而給自己取一個英語名字，也變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征。面對這一切，你可以說這是英語的普及，你也可以說這是漢語的危機。到底我們應該如何地來看待這個現(xiàn)象，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了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陸谷孫先生，歡迎您。

我們還是先帶大家來了解一下陸先生。

陸谷孫簡歷:

陸谷孫，祖籍浙江余姚。1962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外文系，1965年研究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至今?，F(xiàn)為復旦大學杰出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院長，全國政協(xié)委員。

陸谷孫教授最負盛名的就是詞典編纂。從1976年開始，他參加了《英漢大詞典》籌備和編寫的全部過程，并且在1986年11月份開始擔任這部詞典的主編。著有《莎士比亞研究十講》，主編《莎士比亞專輯》，另有文集《余墨集》，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論文60余篇，還曾經(jīng)多次應邀參加上海市重大經(jīng)濟和文化國際會議，擔任主要口譯。兼任上海作家協(xié)會理事、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副會長等。

陸谷孫教授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發(fā)表《幼獅》、《錢商》（合譯）、《二號街的囚徒》、《鯊顎》等數(shù)十種文藝類和文評類英譯漢文字200萬字左右，及《明式家具》等文藝類和電影類漢譯英文字10余萬字。

主持人:陸教授，我讀過很多介紹您的文章，好像每篇文章都會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您自己一個人住在復旦大學的房子里面，好像夫人和孩子都不在國內(nèi)?

陸谷孫:對，我夫人和孩子都已經(jīng)加入美國籍了，我連綠卡都沒拿，我覺得好像也挺好嘛。這樣中西雙方的文化有時候走來走去，交流一下，不是挺好嗎?

主持人:但是畢竟一家人分開，難道生活在美國對您一點兒誘惑力都沒有嗎?

陸谷孫:美國的空氣對我誘惑力很大，還有美國的那個咖啡香，這個吸引力蠻大的，但是我總記得有這么一個捷克作家，叫克里瑪，他講過:“國外的自由生活，因為我并沒有參與創(chuàng)造，所以呢，我也并不留戀。我還是留戀著布拉格的鵝卵石的街道和走過這條街道的所有苦難的靈魂?！庇悬c這種思想。

主持人:您的夫人和孩子能夠理解您的這種留戀嗎?

陸谷孫:我想開始時不大理解，因為他們叫我申請綠卡，我不愿意，我還是愿意做楊絳講的，像錢鍾書和楊絳，他們兩個都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我們也不侈談什么愛國主義，我們更不愿意唱那個高調(diào)，聽都不愿意聽，但是呢，就是我們愛這里的文化，愛這里的文字，愛這里的一切，所以他們感覺到離不開，“倔強的中國老百姓”。所以有一點這種相通之處吧。

主持人:那您這位“倔強的中國老百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學英語的呢?

陸谷孫:是1957年17歲那年，考進復旦大學外文系，開始學英語。

主持人:那個時候?qū)W習英文條件好嗎，怎么學啊?

陸谷孫:啊，那個跟你們現(xiàn)在條件完全不一樣，那時候條件很差，也沒有外教。那時候五年制嘛，而五年里頭，基本上一年半的時間都在勞動和運動。一進學校就“反右”，然后就“大躍進”、“三面紅旗”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一直在搞運動。運動和勞動很多，整個校園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我記得我剛進復旦的時候，整個外文系就只有一臺很古老、很笨重的鋼絲錄音機，聽音材料也是非常單調(diào)的，叫“靈格風”，成天講廢話，叫作The record is on the gramophone（唱片在唱機上），The gramophone is on the table（唱機在桌上），The table is on the floor（桌子在地板上），就這么練，成天沖著那個練。

主持人:那像您這樣學習英語，尤其是可能需要讀大量英文方面的書籍，有沒有被別人看作是走“白專”道路啊?

陸谷孫:我是“白?！钡囊粋€典型。那個時候很不幸，而且還曾經(jīng)被變相地隔離審查了五個禮拜，在“文化大革命”中。

主持人:那在那樣的條件下，還能夠堅持接觸到英語，學英語……

陸谷孫:那個是偶然，就是在我隔離審查這五個禮拜以后，把我發(fā)配去編詞典了。那個時候還是“四人幫”時代，“文革”時代，但是我有幾個朋友在那個“四人幫”的寫作組里，他們需要看各種英美的資料，所以就叫我翻譯。翻譯呢，是無酬勞動。當然，后來我提了個條件，我說我翻譯可以呀，你得讓我看你的書、你的報。所以就趁這個機會看了大量的書報。然后替他們無償翻譯，包括尼克松來的時候，幕后做那些中翻英的文字工作，也做了很多。

主持人:那像您那個時候編詞典，是怎么把自己的這種愛傾注到詞典當中的呢?尤其我想在那個革命年代，或者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當中，詞典當中一定會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詞。

陸谷孫:當然，當然。剛剛你講的是《英漢大詞典》，在《英漢大詞典》以前，其實還有一部中型的詞典，叫作《新英漢詞典》，那個詞典賣了一千多萬冊。是吧，這個“文化大革命”以后也沒淘汰，也沒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那主要就是因為我們這幾個人嘛，就在那里“走私”，就偷偷往里頭塞東西，叫做曲線救書。然后這本詞典總算還有一定的生命力，維持到“文革”以后。

主持人:即便是那么艱苦的工作環(huán)境，我們看到，陸先生還是堅守在他自己熱愛的這片土地上，而且還特別傾心關注您自己的教學工作，是吧?我聽說學生都特別愛聽您的課。

陸谷孫:是，我38度5還上課。

主持人:那您這樣拼命地工作、教書，就不擔心自己的身體嗎?

陸谷孫:不，我總覺得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是絕對的，是不容玷污的，就是我的天職，就是教書。現(xiàn)在不給本科生上課的教授太多了，我不知道華東師大如何?這里有的人一下子出訪開會，就缺課了。我現(xiàn)在還在擔任院長嘛，我總歸還要稍微過問一下，他今年缺了幾次課?他說，哎呀，缺了五次課。補了沒有?他說，叫他的博士生上的。那怎么行呢，這個就是對學生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我不會這樣做的。所以我這點是完全把握得住自己的，就是課我一定要把它上好。我改你的作文，我一定要把你的作文改好，是吧。錯的地方我一個一個毫不留情地抓出來，有的打驚嘆號，有的畫一個大眼睛，所以自問這個是我的天職，不容褻瀆，這點覺悟有的。

主持人:我想同學們熱烈的掌聲，可能在告訴您，您不僅是一個倔強的中國同胞，同時也是一位好老師，是同學心目當中希望遇到的那種好老師。所以下面我們就請您這位好老師為我們進行今天的主題演講《英語擠壓下的中文危機》，有請。

陸谷孫:《英語擠壓下的中文危機》其實是建筑在我以前一次演講的基礎上，那次演講用了一個比較煽情的題目，叫做《留住我們的精神線索》。我覺得我們的中文正在受到擠壓，也可能是英語擠壓，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總覺得其他還有原因，比如說我們的民族自信心、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在我們年輕一代當中還有多少?不管怎么樣，有一個事實:的確，漢語修養(yǎng)每況愈下。

最近一個比較有名的大學，有一個臺灣政要來訪，送了他一件墨寶，然后這個大學的某一位教授就在CCTV4上講:我們送他的是黃遵憲寫給梁啟超的一首詩。那首詩是用“小隸”寫的，實際上是小篆。篆書比隸書要早得多，所以“篆”和“隸”是兩個概念。所以一個名牌大學的教授說我們給了他一個“小隸”寫的這么一件墨寶，我聽了以后，就覺得很悲哀。甚至我覺得傳到臺灣去，會不會影響我們兩地的這個文化認同啊?人家臺灣人說:怎么你們大陸的教授，隸書跟篆書都分不清呢！

還有一些例子，我也說出來讓大家笑笑。就說你們現(xiàn)在年輕人，特別是喜歡用一點古雅文字的時候，出錯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出的錯又是非常好笑的。有一位博士生導師，寫了一部語言學的理論著作送給我，上面寫了“陸谷孫教授扶正”?！胺瞿阋话选钡摹胺觥?。有人笑了:“扶正”是過去那個有小老婆的時代，大老婆死掉了，排序最靠前的小老婆變成正房了，那叫“扶正”。他本來應該寫“斧頭”的“斧”，“斧正”。那么同樣的，也是我的博士生，那就更可悲了。他呢，有時候從外地給我寫信，信封上就寫“陸谷孫教授敬啟”，“敬啟”兩個字你只能寫在信紙上面，最后寫完了以后你署你自己的名，某某某敬啟。這個“啟”等于是“寫”，“敬啟”等于是respectfully yours。信封上絕對不能寫“敬啟”，信封上寫“敬啟”呢，就是說陸谷孫，this is a letter to be respectfully opened by you，你得焚香洗手，恭恭敬敬地來拆我的信，這個才叫“敬啟”。所以學一點古雅的時候，要當心，要非常當心。

陸谷孫:所以我想講的呢，主要就是說，傳統(tǒng)文化的許多方面都離不開某種物理形式。比如說我們的音樂，靠的是我們的笙笛竽簫。我們的雕塑，離不開我們的泥土金石。我們的修養(yǎng)，離不開琴棋書畫。我們的書法，離不開文房四寶。我們的生活方式，離不開衣食住行的各種硬件和禮儀典章等等。惟有語言，是可以口口相傳，心心相印的。當然，你的話說出來以后，也就變成物理的東西了。但是我總覺得除了這些有形的、物理的形態(tài)以外，語言這個東西呢，被智者賦予了一種超越時空的力量，成為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線索，現(xiàn)在我們有必要留住這條精神線索。

我說留住這條精神線索，不僅僅是從技術的層面希望你們多學一點漢語的東西，我主要講的是一種態(tài)度，對于語言要有一種敬畏、護衛(wèi)、熱愛的態(tài)度，尤其是對自己的母語?，F(xiàn)在全世界有七千多種語言，平均每年大概要湮沒七十種，所以聯(lián)合國很著急，把每年2月21號定為“母語日”，它很希望我們的世界上，人類的語言能夠保持豐富多彩，而不要開口就是英語。與此同時，語言永遠處在流變當中，一個流動態(tài)的東西。語言變新，變化創(chuàng)新，這個是無可厚非的，是它規(guī)律的一部分。那么回顧我們20世紀中國的語言文字，也經(jīng)歷了很多的流變，里頭有不少是亮點。比如說“五四”的時候提倡白話文，使書寫文字與口頭文字日漸接近。“五四”的時候引進了西方的標點符號，把中國的句讀時代終結了。借鑒外語，逐漸形成漢語的文法系統(tǒng)，所以我們現(xiàn)在也有了文法系統(tǒng)。漢字的簡化和拉丁化書寫，隨著漢語拼音的完善，慢慢地成熟，也是個亮點。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我想用不著我多說。這種古老的漢族文字，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字呢?它是一種表意的、象形的、意音文字。不像英語，英語完全是表音文字——phonetic language，所以使我們本來這樣古老的一種文字，逐漸進入了現(xiàn)代。

1949年以后推廣的普通話、簡體字和拼音，對普及教育當然也是功德無量，對于外國人學漢語尤其如此。但是在看到亮點的同時，我希望大家也要反思反思，就像對“五四”運動要反思一樣?！拔逅摹毙挛幕\動的功績呢，已經(jīng)有了歷史的定論。沒有劉半農(nóng)發(fā)明代詞，明確男“他”和女“她”的不同，那我想婦女的自主意識恐怕會延緩不少年。但是，正如“五四”運動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和政治方面有過激的一面一樣，“五四”遵奉的是一種暴民民主，學西方嘛，學西方最早從古羅馬學起，是吧。古羅馬的暴民政治，然后到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也是暴民政治，雅各賓派專政。然后我們自己有個“文化大革命”，也是暴民政治，可以把老師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正像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有這種特點，在新文化運動方面，我覺得也有。那些大家筆下的白話新詩，除了少數(shù)精彩的以外，實在不敢恭維。如有不信，我念兩段給大家聽聽:“張三去了，李四來了，李四去了，王五來了，王五去了，阿六終歸留在這里?！边@個詩好不好?還有胡適，當然是大家了，不應該在這里臧否古人，他說:“我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無后主義的招牌如今掛不起來了?！币彩且皇自?。那么有大量這種新詩，我們現(xiàn)在這種新的流行歌曲，很多很多，我聽不懂。它根本沒有邏輯，完全是所謂“夢囈式”的，就完全是獨白，內(nèi)心獨白，夢囈，這種才是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那么所有這些詩歌的話，我想經(jīng)過時間的淘洗，就會證明它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很不幸，到了上世紀的60—70年代，又來了一次暴民政治——“文化大革命”?！拔幕蟾锩钡扔谑羌w的“失語癥”，集體都沒有聲音了，失語了，只有毛主席的聲音。

就語言文字領域來看，那是國家意志控制了語言，泛政治化，泛意識形態(tài)化，造成了大眾表達的“失語癥”。所以作為反動，現(xiàn)在個體呢，就是要張揚，我就是要和你不一樣。我就是要“痛并快樂著”這種奇崛的效果。那時候我們聽什么樣的話呢?“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像現(xiàn)在你們講的:“我真的好愛你呀”，什么什么的。你們現(xiàn)在“真的”兩個字用得極多極多，我看是“文化大革命”的余毒，在集體的“無意識”里面沉淀下來，由于語言的貧乏。那么怎么辦呢?就是要強調(diào)，再強調(diào)，再強調(diào)，加兩個、三個“真的”、“真的”、“真的”好愛你。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在使用語言文字方面，特別講究張揚個性，“新新人類”的成員尤其如此。這是第一個因素，作為對“文革”的反動。

第二個因素，閉關鎖國久了，一下子把國門打開以后，外部世界新鮮的東西呀，像潮水一樣地涌進來，敏感的年輕人非常容易接受挑戰(zhàn)，非常容易中和absorb（吸收）這種沖擊的力量。所以我們就很快地出現(xiàn)了所謂的“英語熱”，全民學英語?，F(xiàn)在又來了“哈韓一族”，是吧?還有“哈日一族”。這些日子不大有了，游行以后，好像“哈日一族”慢慢少了，這是第二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電腦和手機的普及，靜態(tài)的文字符號系統(tǒng)，變成即時的動態(tài)的超文本。這是一個從技術上來講很重要的原因。由于這個原因，語言像在向著獨白、口語、夢囈之類的心理語言靠攏。這三個因素會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使今天的漢語發(fā)生巨大的激蕩。所以國家語委也沒辦法了。它發(fā)了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發(fā)了不久，馬上就收回去了，曉得也行不通。

但是中國人的漢語究竟怎么樣?這我都是報上看來的:什么“野蠻女友”、“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絕對”、“完美”“郁悶”、“夸張”，還濫用“進行”兩個字，本來毛講的是“將革命進行到底”，現(xiàn)在我們是，北大有個學生不是去賣肉了嘛，“將賣肉進行到底”啊——現(xiàn)在什么東西都可以“進行到底”?！澳憬裉齑┦裁葱那椤?，怎么可能用上這樣的話呢?但流行歌曲里面很多會這樣:“那傷了的傷心，痛了的痛苦”，它是要表示已經(jīng)，表示那個perfective aspect，“完成時”，“完成態(tài)”?19世紀有位德國語言學家講過:“語言是有限手段的無限運用。”所以現(xiàn)在你們無限運用到了極點。剛剛我講，大學生一講什么事情，“好郁悶啊！”一講什么事情，“你好夸張??！”那些都成了他們的口頭語了。

我今天本來要帶一個東西來，因為與你們不是“零距離接觸”，我?guī)砹艘矝]用。是我一個博士生剛剛填好的博士學位申請表。你們看看他寫的漢字，你們會有什么感想?我覺得是eye sore——眼污染，好像都是myasthenia，都是“肌無力”。你知道嗎，肌肉無力——“肌無力”寫出來的字。那個字看著真可怕。這一切背景最令人憂慮的呢，就是對母語的一種輕率狎弄的態(tài)度，覺得無所謂，也就是一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問題。如果我一個人用漢語，講幾句話，那沒什么，又不是什么公眾人物。但公眾人物就要特別注意，明星啊，公眾人物，像搞新聞、電視、電影的，弄得不好，人家向你學，就學去了。而語言文字呢，的確是人類最最聰明的一種發(fā)明。最重大的文明是語言和文字。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睂Σ粚?所以我們這代人啊——我雖然也不算最老的一層，現(xiàn)在的學者里面，像季羨林他們當然更老——從小家里就對語言文字教育很嚴格。一到新年，你不能講“死”啊、“喪”啊、“災”啊、“禍”啊這種字，同音字也不能講。我老祖母身邊兩個口袋，一個口袋裝手紙，一個口袋裝壓歲錢，哪一個人說了“死”這種字，她馬上就拿出手紙來擦他的嘴——“消毒”，然后這一年可以太太平平過去，這就能說明那種對語言文字的崇拜。

最后有一個建議，是不是能夠培養(yǎng)這樣一種文化意識，特別是提倡在座這樣學歷的知識精英，識一些繁體字，讀一點“豎排本”。我們不是還要兩岸三地交流嗎?還要文化認同嗎?我們要反對文化“臺獨”嗎?但是作為一個大學生或者研究生，卻說豎排本看不來的，這說不過去吧?我有一個比較得意的學生，這幾天正在看豎排本，他說，陸老師，一看豎排本，我的速度就慢了，然后我會跳行，突然會跳過去。所以，我建議你們一定要找豎排本看，要識繁體字，盡管不用。識繁用簡，做到這一點就夠了。這對于我們留住我們的精神線索，我覺得太重要了。

這個第二點呢，我建議你們讀一點古書，或是關于文字故事的書。不一定要中文系、古籍所的教授開出一張長長的書單你來看，我覺得你讀一本《唐詩三百首》、一本《古文觀止》就夠了。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呢，背得不少，那時候家里的教育比較嚴格嘛，讀的都是那些《朱子家訓》、《曾文正公家書》之類的，還有關于對對子的書，我覺得念了是有好處的。因為中文是非常講究對稱的，特別你寫挽聯(lián)，寫楹聯(lián)，就看你對仗功夫好不好，一眼就看出來你的學問怎么樣。高低、生死、來去、虛實、剛柔、動靜、屈伸、乾坤、男女，是吧。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飛鳥對鳴蟲。所以關于文字的書多讀一點。另外，多讀今天的散文，今天有幾個人散文寫得很好，一個叫黃仁宇，一個叫唐德剛，可能你們都聽說過。他們的文字寫得有趣，都把歷史寫得很鮮活。經(jīng)濟散文，比如汪丁丁；思想散文，比如朱學勤。

還有條建議就是英漢互補?，F(xiàn)在英語，就像主持人小姐剛剛講的，現(xiàn)在全民學英語，是吧。的確有人說，英語是一個帝國主義語言，所以它才那么強橫霸道的。其實我覺得不是。我因為是搞英語的，所以覺得它不僅僅是由于它的政治和經(jīng)濟后盾力量才成為國際通行語的，而是因為它本身的特點，它是表音語言，現(xiàn)在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語言都是表音語言，所以它跟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表音語言要接軌，要換碼，特別容易。不像我們中國，漢字是表意的，有的還象形，有的是意音兼顧的，是一個很復雜的文字系統(tǒng)。所以我們這個文字要變碼、換碼，要跟人家接軌是比較困難的。表音語言易于數(shù)字化，所以在電腦時代，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表音語言之間換碼、接軌，要比與表意方塊字接軌容易得多，這是英語之所以成為國際通用語的一個優(yōu)勢。

英語還有個優(yōu)勢呢，你們知道，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較雜，所以它是比較豐富的。它可用的詞匯據(jù)估計有40萬左右，一般法語或者德語的詞匯在20萬左右就了不起了，所以英語可表達、用來表達的這個材料特別多，特別豐富。為什么呢?因為它過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還有海盜侵入了英倫三島，帶來了日耳曼語系的語言，又有從南邊，甚至從羅馬帶去的拉丁文，從Norman Conquest帶去的法語，你看它是這么一個大雜燴，它的祖宗比較雜，所以生出來的混血兒大概比較健康一點。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詞匯。林語堂做了個統(tǒng)計，說英語里頭會有125種罵人撒謊的話。漢語是不分詞連寫的表意或意音兼表的文字，體現(xiàn)的是非數(shù)字化的無標記的多元性。英語是分詞連寫的表音文字，遵循的是非此即彼的唯一性原則。漢語重的是意合，英語重的是形合。

實際上，我們漢語也在吸收歐羅巴語言的這種長處?，F(xiàn)在我們不時會說:“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再強調(diào)也不過分”，這句話已經(jīng)很順耳了，哪兒來的這個句型?從歐洲語言的句型弄過來的:The importance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對不對?“中國過去是，現(xiàn)在是，將來仍然是第三世界國家”，你看，中文里頭哪有這么強烈的時態(tài)意識?沒有的，是吧。這個都是借用。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夠在學英語的同時，好好地跟漢語比較，然后多做一點翻譯。愿意的話呢，我這里王婆賣瓜，推薦自己在《中國翻譯》上登過的一篇文章——英漢對照的翻譯，2001年第6期的《中國翻譯》有一篇叫作《飛蛾之死》的散文，Virginia Woolf寫的。這樣就能在英語操練的同時，也提高自己的漢語。我要說的就這些，謝謝各位。

主持人:謝謝陸先生帶給我們的演講。這邊有一些網(wǎng)友希望和您進行一下交流。這個網(wǎng)友的名字叫做“德里的流浪漢”，因為他提的這個問題和印度其實有點關系，他可能先回應了一下您今天的演講。他說:“您作為英語系的教授今天來喚醒我們對于母語的熱愛，我覺得是件對于我們來說挺悲哀的事情。您覺得在學習母語和學習英語之間，應該怎樣來做到平衡?中國人的英語水平對于中國未來的發(fā)展會有多大的影響?有人說，中國和印度的競爭中，中國人不擅長英語會成為中國的弱勢之一。

陸谷孫:我想這個“流浪者”啊——那時候的電影是《流浪者》，印度電影——這個話呢是有點道理的。就是說，我總覺得，現(xiàn)在中國全民學英語，是個學英語的超級大國，對吧。但是從歷史淵源來講，中國沒有印度這樣，做過英國的殖民地。印度的開國元首曾經(jīng)規(guī)定，英語不能作為官方語言。但是沒辦法，印度人依然用英語作為他們的一個社會地位的標志。印度的女孩子找新郎倌，要看你是不是懂英文。所以印度的英語——盡管印度人發(fā)英語音，有他們這個地方特有的口音，有時候很難懂。但是呢，你聽多了，也聽得懂，因為他們錯得一致，你知道吧。就是我們叫quality、quantity，他們都很硬化地讀出來，變成了/gw-/的音。If you make mistakes，make them consistently.所以應該說印度人學英語呢，有他們的長處，但是也有他們的短處。中國人的英語發(fā)音一般來說是好的。但是中國人現(xiàn)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被英語考試束縛住了，成天在題海里頭打圈子。緊身衣穿著，不得解放，沒有人能自由自在。比如說，就是現(xiàn)在，什么英文都不學，每天就是看Friends，每天就是看Desperate Housewives，完全從趣味當中去尋求，加上一點點——加上跟你的趣味追求相比是數(shù)量比較少的正規(guī)的課堂教學，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正確學習英語的方法。現(xiàn)在的方法不正確。那么這樣的結果是什么呢?我覺得全民學英語，學出來，結果在外邊的人看起來是很糟糕的。香港人老是嘲笑我們，嘲笑上海人，因為聽說上海要取代香港成為金融中心嘛，你這點英文，可以成為金融中心嗎?我在《南華早報》里看到兩條例子，中國上海的某一家日本料理店，日本料理英文翻作Japanese arrangement，這個《南華早報》幸災樂禍得不得了，說:“這種英文，你看！”還有“新天地”，它說有一家商店里面的收銀臺啊，就翻作silver receiving counter，好像我們今天還用銀子一樣，是不是?這種錯誤很多。我覺得，中國和印度會在誰英語學得更好一點上競爭。但現(xiàn)在呢，我們是絕對處于下風的——除了我們在語音上面占一點優(yōu)勢以外。我的判斷:就我對印度人的了解，就像印度人在軟件方面很行一樣，印度人在整個英語的交流方面是沒有困難的，非常fluent，而且比較accurate。我們現(xiàn)在有個毛病，你們可以特別注意，就是要反對啞巴英語，練口語，講啊，講得似乎極流利，其實不能仔細聽的，這個流利，我教英文的人仔細一聽，里頭是錯誤連篇啊——連珠炮一樣的錯誤出來。就說明我們現(xiàn)在的同學不講accuracy，老板能夠糊弄，來interview的時候，聽上去好像語音還可以，然后再裝一下，來一些肢體語言，都是很洋派的，我也學不來。我覺得這個很悲哀的，因為你真正的英語拿出來，真貨色拿出來看看，哎喲，那個里頭錯得不行。所以在座的諸位，你們都遠道從華東師大來，如果愿意聽我一句勸告的話，就是從今以后學英語，一定要注意accuracy。

提問1:陸老師，您好，我是華師大英語系的學生，我想問一下，就是說當今很多人都學英語，但現(xiàn)在的學生好像特別浮躁，他們學英語往往帶著一種功利性，很多人好像不能夠靜下心來好好地做研究，講學問。從長遠來看，這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因素，所以我就想知道您對這種現(xiàn)象的看法。然后還有一個問題是，在英語這樣一種文化沖擊中國的情況下，中文的、漢語的地位已經(jīng)岌岌可危，然而有什么可以解決的辦法?謝謝。

陸谷孫:我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我覺得你講的漢語地位岌岌可危是危言聳聽——沒有岌岌可危。你看我們的media（媒體）多數(shù)都是中文，英文才幾種，所以，我看還沒有到這個地步吧。就是我剛剛講的，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記住母語的“美”，這種美是untranslatable（不可翻譯的），你再好的翻譯，都無法翻譯過去的。有這種自豪感，不講優(yōu)越感吧，對自己的文化，五千年的文化有這么一個總體的態(tài)度的話——而且又是真誠的，我覺得我們漢語還是會有很美好的前途的。

你的第一個問題呢，我是這樣想的:功利必然是會有的，因為語言它本身的工具性就決定了它的功利性，對不對?所以語言學家們都講:為什么要學外語啊?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作為一種工具，第二個是為了融入使用這個語言的社會。integratively（融入動機），或者instrumentally（工具動機），兩個動機。我現(xiàn)在給它加一個動機，叫作euphorically motivated（欣快動機）。我一年大概可以閱讀40多本書吧。中國人現(xiàn)在每年平均看書是0.7本，日本是30本，所以我說讀書已經(jīng)成為一種古典的行為方式了。人們都是一回家，啪，電腦打開——電腦打開你好好看也可以，電腦也是一種工具，一種很好的工具，我也用，我也用E-mail。但是讀書有另外一種味道。所有的事情全做完了，這一天的日子已經(jīng)打發(fā)過去了，然后開一盞小小的燈，射下一個小小的光圈在你的書桌上，或者在你的床上，對著那個光圈看一本很有意思的書，這多有意義呀！這種行為方式，你們說在今天的新新人類里頭，是不是值得提倡一下?這個環(huán)境讓你心情慢慢地靜下來，燈光和書本身也讓你心境慢慢地靜下來。所以我不知道回答了你的問題沒有。你說不能靜下來做學問，這“學問”兩個字我也要問你一下:你指的學問是什么?現(xiàn)在有不同的學問，有的人是一出國，語言還沒有過關，就急著奔“學問”去了，然后忙不迭地就去學什么這個語言學啊、那個語言學啊，或者這個那個文學啊、那種新的批評潮流啊、什么什么派啊，一下子就投入到那里頭去了。那個東西像天書一樣——那些天書的作者們自己說的:我這個天書寫成以后，如果有15個人讀我這個東西呢，我已經(jīng)是極大的勝利了。所以我勸你們今后出國念書，不要急急忙忙就奔著某一個非常specialized（具體的）的題目去，而是先過這個語言關:首先要看你英語過不過關——我是這么看的。不要急急忙忙地選擇一個什么非常專業(yè)化的題目就鉆了進去，然后整個的英文就學僵了。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現(xiàn)在整個的英文水平提不高的原因之一。

提問2:陸教授，您好，我是華師大英語系的本科生。剛剛您在講座中提到聯(lián)合國將每年的2月21號定為“母語日”，足見它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對母語有這份關懷。但是最近，我在一些外文的雜志上就看到，歐盟現(xiàn)在有25個國家，出現(xiàn)了一種現(xiàn)象，叫作lost in translation（迷失在翻譯當中），它每年要花幾十億歐元，用在這個筆譯、口譯上面。我想，英語作為一種世界性的語言，相信很多國家的官方人員都懂這門語言，那為什么在開會的時候，卻寧愿花這么多人力物力，去翻譯這么多語言，而不用一門英文呢?難道僅僅是為了一個民族尊嚴，為了愛護自己的母語嗎?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nèi)绾尾拍鼙ＷC一方面要留住這個思維（精神）的線索，同時又能保證我們自己的文化可以跟其他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撞擊?謝謝。

陸谷孫:我知道這個世界應該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或者講我們希望:這個世界是個多樣化的世界。我們要環(huán)境保護——現(xiàn)在很多語言就像大熊貓一樣，如果你把這些語言都保存下來，就是一個物種，就是一個語種。聯(lián)合國為什么要做出這樣的決定?就是為了保持世界的多樣性——不能單一。像我們這里的駐聯(lián)合國的代表，他當然也可以用英文講，但是他還是要用中文講，這的確有一個自己的尊嚴的問題，一個self-identification——自我身份定位的問題。就像我有一張什么身份證一樣，我的身份證就是我的語言，這個我覺得一點不是浪費，而是人文環(huán)保應該付出的代價，只不過是這種環(huán)保發(fā)生在語言文化領域，不發(fā)生在生物圈里而已。

至于你講的這個對外來文化的態(tài)度呢，就是這樣——就是你自己總會要有你自己的選擇標準，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的，生活方式的，各個方面的都有，你說對不對?平時我只能吃米飯，不喜歡吃面包，你硬要我去改，我也改不了。這是自己的立腳點，自己要踩得很穩(wěn)，而要踩穩(wěn)，沒有自己的文化積淀是不行的。這里頭除了文字語言的問題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文化典章禮儀。你說我們年三十的時候，為什么爆竹大放——這個東西我是非常討厭的，雖然我非常Chinese。這一點上我覺得外國的文化比我們要好一點，它同樣也有過年，同樣Thanksgiving（感恩節(jié)），吃個火雞，非常subdued（低調(diào)）。人家過節(jié)，做這種事情，不像我們這么鋪張。

中國文化里頭的確也有很多不好的東西，所以在擁抱、接納外來文化的同時，我們自己對自己要有個很清醒的認識，有一個自我的分辯能力——這分辯能力要建立在沉淀很深厚的基礎之上。不知道回答了你的問題沒有?

主持人:非常感謝陸教授今天給我們做的演講。在您的演講結束之前呢，我也想請問:您最后想以一些什么樣的話來結束今天的演講?

陸谷孫:學好外國語，做好中國人。

主持人:非常感謝陸先生，特別是最后的這兩句話！我想從陸先生的演講當中，大家都應該能夠體會這種精神，同時也希望大家都能夠記住陸先生特別欣賞的那句話: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好，再一次感謝陸先生，也感謝我們在座的華東師范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下周同一時間我們再見。

（原為2005年8月在鳳凰衛(wèi)視《世紀大講堂》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