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家奧登

很久以來， “詩人”就不是一個正當職業(yè)了，沒有誰靠寫詩維生。1962年，W. H. 奧登的第一本隨筆集，同時也是他生前自己編選的唯一一本隨筆集《染匠的手》出版，在前言一開頭，奧登寫道： “在我們的文化中存在一個可悲的事實：詩人寫詩，遠不如書寫或談論他如何寫詩來得更有錢賺。我所有詩都是因為愛寫才寫的；很自然，我寫的時候也希望能把它賣出去，只不過對市場的預期并沒有影響到我如何寫它?？闪硪环矫?，除了受旁人之托準備講演稿、為書籍寫導讀、寫書評等等，我從未自動自覺地寫過一行評論文字；盡管我希望我寫這些文章的時候能多少有點發(fā)自內(nèi)心的喜愛，但我動筆寫這些，只是因為我需要錢。 ”該如何看待這段話？是聽信奧登的說辭，認定詩人用“左手”寫出來的東西只是為了換阿堵物，還是完全不理會他的講法，認為這不過是謙辭，而把他對眾多詩集的評價都看作他詩學觀念的充分體現(xiàn)？依我看，我們對此無須太認真，也不能太不認真。詩人不能餐風飲露，自然要想法子賺錢，而寫書評對文字工作者而言尚不失為一個體面的收入來源。反過來說，縱然經(jīng)濟利益是主要的著眼點，卻并不意味著就一定沒有真正的興趣或見識蘊于其間。這就像沒有哪個開店的不指望賺錢，而真心誠意對待顧客的也比比皆是。

奧登的書評寫得到底怎么樣？我以前看英國批評家彼得·阿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評價奧登的《序跋集》 （Forewords and Afterwords，1973年由愛德華·門德爾松編選出版） ，說T.S.艾略特縮小其批評的范圍，為的是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傳統(tǒng)的特有語匯，而奧登的評論卻是個人化的、折中的，還說： “這是那種評論：初看上去有強烈的個性，但就整體的效果而言，卻蒼白平淡、沒人情味得讓人難受。 ” （見氏著The Collection第8頁）這種看法，有其正確的一面，比如說，奧登的批評語言通常是相當口語化的，尤其是在他尚未觸及作品精微之處時，權(quán)且以1960年奧登為《卡瓦菲斯詩歌全集》英譯本寫的導言開頭三段為例，他寫道：

三十多年前，已故的R. M.道金斯教授把C. P.卡瓦菲斯的詩介紹給我。從那以后卡瓦菲斯的就影響了我的創(chuàng)作。即是說，倘若我不知道卡瓦菲斯，我寫得很多詩就會大不相同，也有可能根本就寫不出來。然而我不諳現(xiàn)代希臘語，因此我惟有透過英譯或法譯接觸卡瓦菲斯的詩。

這使我感到困窘，同時使我感到有點不安。我想所有寫詩的人都會有這種看法，即散文和詩的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在于散文可以譯成另一種語言而詩則不行。我也一直持這種看法。

可是一旦某個只能閱讀譯作的人在詩藝上受該譯作的影響成為可能，上述看法就得重新加以限定了。 （ 《奧登全集：散文，第四卷》 ，愛德華·門德爾松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頁，以下未另說明者皆引自此書）

這種文體親切自然，總與個人的經(jīng)歷或體驗相關(guān)，沒有哪個對所談論的話題感興趣的讀者會抱怨讀不懂評論者寫了什么。但阿克羅伊德講的“就整體的效果而言” ，我們沒法單舉一兩個片段加以證實或證偽，按我的理解，阿克羅伊德的意思是，與艾略特這樣意識明確、觀點激烈的詩人評論家比起來，奧登的文學觀念不夠尖銳，不成體系，也許每一句讀起來都很明智，但你很難將這些聰明的馬賽克拼貼成一幅完整深邃的大畫。

我并不覺得阿克羅伊德的判斷有道理。簡單地說，艾略特這樣的詩人批評家，在近代，可謂絕無僅有，就算是蘭德爾·賈雷爾、約瑟夫·布羅茨基，又創(chuàng)造出什么“新傳統(tǒng)的特有語匯”了？艾略特不單是一位詩歌評論家、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化批評家，就智識關(guān)懷的廣度和深度而言，奧登顯然比賈雷爾、布羅茨基更接近艾略特。

2001年， 《一群讀者：奧登、雅克·巴贊、特里林的集外文》 （A Company of Readers: Uncollected Writings of W.H. Auden, Jacques Barzun, and Lionel Trilling）一書出版，書中選載了奧登、巴贊、特里林三人從1951年開始延續(xù)十二年為“讀者訂閱圖書俱樂部” （The Readers’ Subscription Book Club）和“世紀中圖書俱樂部” （The Mid-Century Book Club）兩個閱讀組織撰寫的書評。按書后所附總目，奧登從1951年到1962年為這兩個圖書俱樂部刊印的雜志總共寫了五十五篇書評，而書中選載的只有十五篇而已。自從讀了這本書，我就不免朝思暮想，眼饞那些未入選的篇什。終于，被我等到了。 2010年出版的《奧登全集：散文，第四卷》收入奧登1956年至1962年的作品，那些我以前只見其目、未睹其文的書評終于都讀到了，快何如哉！

盡管奧登的書評以文學為主，但絕不限于文學，其中有關(guān)思想類重要著作的文章如評漢娜·阿倫特《人的狀況》 、評維爾納·耶格爾（Werner Jaeger）的《教化：希臘文化的理想》 （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評布魯諾·斯內(nèi)爾（Bruno Snell）的《心之發(fā)現(xiàn)》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后兩篇可見奧登在古希臘文史方面浸淫之深，他古希臘文的修養(yǎng)也體現(xiàn)在對羅伯特·格雷夫斯的《伊里亞特》譯本的評論上，他取格雷夫斯一節(jié)譯文，與另外兩種譯文對比分析，一個字一個字地掂量推敲，這一段細致的文本分析（見第262頁） ，對欲窺文心者來說，真是絕好的教材。音樂修養(yǎng)極高的奧登當然也有興致評柏遼茲、評他鐘愛的歌劇。他甚至對費雪（M. F. K. Fisher）女士的飲食文學贊不絕口，他在文章里寫道： “對費雪夫人的原則——世界上每一種味道至少應該嘗一次——我完全贊同，可是，就算是她本人，真能面對貝都因人的美食—— 一只羊眼嗎？迄今為止，我算躲過了那一劫，可我在中國的時候曾與煮熟的大個兒龍虱遭遇，最后可憐地認輸了。 ”這似乎是整本書中唯一一次提到中國的地方。

在文學方面，奧登的高論、妙論層出不窮，我完全不同意阿克羅伊德“蒼白平淡”的說法。試看他評價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談美洲原住民的那本《向易洛魁族人致歉》 （Apologies to the Iroquois） ：

埃德蒙·威爾遜先生是一種從來罕見、現(xiàn)已幾乎絕種的生物的標本：知識紈绔子（the Intellectual Dandy） 。如此歸類，有點自相矛盾，因為從定義上講，紈绔子是個個不同的；他們身上的共同點就是他們跟其他人絕不相同。紈绔子既不隨波逐流，也非抗世矯俗，因為這兩者都暗含著介意一般世俗看法的意思，紈绔子才不在乎。有時候，他的見解可能會與多數(shù)人的想法重合，有時候，又跟少數(shù)派一致，但不管是在哪種情況下，重合一致都只是偶然而已。他的興趣也是如此。判別知識紈绔子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他的作品是否變化莫測；就算你知道了他之前寫過什么，你也無法猜到他接下來會寫什么。……就定義而言，紈绔子是無弟子可收的：他能帶給別人的唯一影響，就是作為如何活出自己的一個榜樣。作家們形成一個所謂“威爾遜學派” ，這種事是無論如何無法想象的。 （第252—253頁）

奧登的精于鑒別于此顯露無遺。他不只是總結(jié)威爾遜一個人的特點，他是從威爾遜身上抽繹出一般性的規(guī)律，然后再從這一般性的規(guī)律出發(fā)審視威爾遜的特性，這種思維方式看似得來全不費功夫，實則非在紛繁現(xiàn)象中千錘百煉過不可。再看那些貌似平易的句子， “他們身上的共同點就是他們跟其他人絕不相同” ， “他能帶給別人的唯一影響，就是作為如何活出自己的一個榜樣” ，其精煉、機智與王爾德式的理趣是相通的，簡易中自有不可移易的東西。

給評論寫評論的困難在于你無法展現(xiàn)其分析、深入的全過程，除非你相對完整地引用全篇文章。因此，我無意再現(xiàn)奧登評論展開的形式，我想談談他的思維模式，談談他的“分類癖” 。

1959年秋，奧登談瑪麗安·摩爾（Marianne Moore）的詩集，稱幾年前受劉易斯·卡羅爾作品的啟發(fā)，開始將人分為“愛麗絲型”和“瑪貝爾型”兩組。為了更好地理解他這番話，我們最好重溫一下《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中的記述：

但是，要是我不是自己的話，那么我能是誰呢，唉！這可真是個謎?。∮谑撬桶€兒地去想和她相同年齡的女孩子，她是變成了她們中的哪一個了？“我敢說，我不是愛達， ”愛麗絲說， “因為她是長長的卷發(fā)，而我的根本不卷。我肯定不是瑪貝爾，因為我知道各種各祥的事情，而她，哼！她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她是她，我是我……“我相信背錯了。 ”可憐的愛麗絲一邊說著，一邊又掉下了眼淚： “我一定真的成了瑪貝爾了，我得住在破房子里，什么玩具也沒有，還得學那么多的功課。不行！我拿定主意了，如果我是瑪貝爾，我就呆在這井下……”

我承認這的確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我不確定我是否領(lǐng)會了“愛麗絲型”和“瑪貝爾型”的實質(zhì)，不過，既然奧登說“解釋這兩個類型之間的差別最好的辦法莫過于舉一些實例” ，那就讓我們看看他1959年列出的例子吧：

愛麗絲型 　　　　　　　　　瑪貝爾型

蒙田　　　　　　　　　　　　 帕斯卡

馬維爾　　　　　　　　　　　　 堂恩

奧斯丁 　　　　　　　　　　　狄更斯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柯萊特 　　　　　　　　　　　　紀德

E.M.福斯特　　　　　　　　　 喬伊斯

德拉梅爾　　　　　　　　　　　 葉芝

G.E.摩爾 　　　　　　　　　　海德格爾

奧登解釋說，這些人能分成兩組，并非因為藝術(shù)素質(zhì)有差，而是性格不同。 “愛麗絲型”的人從不大驚小怪。他們也像所有人類一樣承受著痛苦，但他們是斯多噶主義者，不會聲淚俱下或是憤怒失控或是當眾脫衣。盡管他們通常是秉持嚴格道德準則的人，但他們既非布道家，亦非改革者。他們也可能表現(xiàn)得很尖銳（一般是以嘲諷的方式） ，或是很溫柔，但情感的熱烈噴發(fā)與他們無緣。而且有一條通則，盡管他們非常清楚世界上到處都有邪惡和丑陋，但他們更喜歡在良善和美好的地方生存。 “愛麗絲型”的人總有顯得過于挑剔的危險，而“瑪貝爾型”的人的危險則是流于粗俗。

“愛麗絲型”和“瑪貝爾型”的區(qū)分，讓人很容易聯(lián)想起以賽亞·伯林的“狐貍”與“刺猬”的兩分法。這類區(qū)分，從根本上講，其實是任意的，因為缺乏明確的、可經(jīng)反復證實的標準來衡量，只有在明智的奧登或伯林那里，這一區(qū)分才顯得頗有意思、不無道理的樣子，而一旦換由那些并非精于鑒別一道的人來套用，這種區(qū)分就變得一無是處了。

1962年，奧登在《染匠的手》引言談“寫作”的部分中再次列出了兩種類型的名單，可這回，名單的對應關(guān)系發(fā)生了一些變化：

愛麗絲型 　　　　　　　瑪貝爾型

蒙田 　　　　　　　　　　帕斯卡

馬維爾 　　　　　　　　　　堂恩

彭斯 　　　　　　　　　　　雪萊

奧斯丁　　　　　　　　　 狄更斯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瓦萊里 　　　　　　　　　　紀德

維吉尼亞·伍爾夫 　　　　喬伊斯

E.M.福斯特 　　　　　　　勞倫斯

羅伯特·格雷夫斯　　　 　　葉芝

對比1959年和1962年的版本，我們發(fā)現(xiàn)，除了一般的增減，跟紀德相對的柯萊特換成了瓦萊里，跟葉芝相對的德拉梅爾換成了格雷夫斯，原來是福斯特對喬伊斯，現(xiàn)在兩人分別改換了對象。盡管類型組別未發(fā)生變動，可是誰能充分解釋這些更換過的配對呢？我想，奧登自己可以給出他的理由，但若讓我們來揣測，這游戲就有點沒勁了。

在評論中，奧登反復流露出“分類癖” 、 “羅列癖”的征候，就是在那些本來不必或不大可能分類的地方強行分類，要么就是條分縷析地羅列，細致得幾乎要逼人發(fā)瘋，比如在《英國人算是歐洲人嗎？》一文中，奧登開列他眼中歐洲的特征，一共列了十六條，第六條寫的是“那里的商店星期天開門，隨便什么時候你都可以喝上一杯” （這一點跟我本人的經(jīng)驗不符，在德國，星期天開門的商店太少了） ，第十一條寫的是“那里一旦離開大城市，商店就都沒了正經(jīng)的包裝紙” 。像這種分類、羅列，真是一種分類、一種羅列嗎？它是否更像王爾德談論蒲柏時說的那樣： “有兩種不喜歡詩的途徑：一種是不喜歡，另一種是讀蒲柏。 ”這種“偽分類” （姑且這么說）的問題在于，它沒有依適當標準對特定集合進行等分和完全的分割，這種分類充其量只是一種取樣而已，雖然在本沒有“類”的地方看出“類”來是只有極聰明的人才做得出來的。

1956年，已經(jīng)成為美國公民的奧登獲選為牛津大學任期五年的詩歌教授，這是一個榮譽性的職位，卻讓奧登倍感不安，因為他離開英國學院的知識氛圍已經(jīng)夠久了，而在1939年的危急時刻他離英赴美，是被英國的知識人看作與背棄祖國無異的。無論如何，他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來到牛津，發(fā)表了他的就職演說《作詩，知詩，評斷詩》 （Making, Knowing and Judging） ，這是最重要的奧登詩學文獻之一。在文中，奧登借用柯勒律治《文學自傳》里的提法，對“基礎(chǔ)想象” （Primary Imagination）和“次級想象” （Secondary Imagination）進行了區(qū)分（又是分類！） 。簡言之， “基礎(chǔ)想象”就是那些有關(guān)神圣之物的想象，而“次級想象有另一種屬性，處在另一個精神層面。它是主動的，而非被動的，它的范疇并非神圣或世俗，而是美或丑” 。在奧登自己選定的《染匠的手》中，對神圣的強調(diào)或隱或顯，不時閃現(xiàn)。然而，遺憾的是，奧登的這一強調(diào)沒能讓他聽起來像艾略特表達宗教情懷時那么讓人震動，相反，這些部分反而是《染匠的手》里最令人感覺滯悶的地方。機敏老辣的奧登一開始講莊嚴的道理似乎就不那么迷人了。

《奧登全集：散文，第四卷》前半部分收的是散篇書評、講稿等，后半部分留給了《染匠的手》一書。我有點懷疑《染匠的手》里面正兒八經(jīng)談莎劇、談亨利·詹姆斯、談卡夫卡的文章還有沒有人想看，但我知道，當中談閱讀、談寫作的那些格言式片斷一定會受一代又一代讀者的歡迎。比如： “在與作者的關(guān)系上，多數(shù)讀者奉行雙重標準：只要他們愿意，他們想對作者不忠多少回都行，但作者卻永遠不能對讀者不忠，一回都不行。 ” （第457頁）再比如： “去讀就等于去翻譯，因為沒有哪兩個人的經(jīng)驗是一模一樣的。不好的讀者就像不好的譯者那樣，在該意譯的時候他以辭害義，在該直譯的時候他添油加醋。要想學習如何讀得好，學識盡管可貴，卻沒直覺來得重要；有些了不起的學者其實是差勁的譯者。 ” （同上）再如： “對一位詩人來說，最痛苦的經(jīng)驗莫過于發(fā)現(xiàn)一首署了他名字的劣作贏得了大眾的欣賞，被收入多個選本。他可能也知道，那詩寫得也許并不賴，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他不應寫出這種詩。 ” （第467頁）這些格言，總是不乏趣味，總是不乏見識，但是——怎么說呢？我覺得它們就像是被收入多個選本的詩歌，不見得是最精彩的。被從復雜的上下文中剝離出來的有關(guān)閱讀、寫作的警句，其有效性、深刻性都是值得懷疑的。我寧愿老實的讀者去讀那些看似平淡的書評，我覺得，在那些文字中，奧登的智慧與見識要可靠得多、可親得多。

或許因為我自己是個不大能鑒賞詩歌的書評人，所以，奧登對我而言，是大詩人，更是了不起的書評家。

（原刊于《天南》文學雙月刊2011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