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2日14：30—16：30，北京大學宗教學系年輕的副教授吳飛博士在本中心作了一場名為“自殺與中國人類學研究”的主題報告。吳飛博士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和哲學系，之后遠赴美國哈佛大學專攻人類學，獲人類學博士學位。吳飛博士少年有成，在自己的學術領域成果頗豐，代表論著有：“麥芒上的圣言：一個鄉(xiāng)村天主教群體中的生活和信仰”（2001）；“維若尼卡的第三重生命：基督教世界里的看與聽”（2002）；“生的悲劇、死的喜劇”（2004）；“自殺作為中國問題”（2005）等。他博士論文The Elegy for Luck的英文版，很快將由國際著名的學術出版社——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場報告主要由吳飛博士介紹自己對中國自殺問題的基本思考。對所從事的自殺研究，吳飛博士表示，他不是將中國的自殺問題當做社會問題研究，而是從理論建設的角度去研究它；其次，他希望從此打破學界將自殺視為科學研究范疇的一般做法，而把自殺視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從文化本身尋找解釋；再者，研究自殺將促使我們?nèi)ニ伎贾袊岁P于人、生命等概念的認知圖式；最后，此項研究的深層理論關懷在于，試圖為當前國際學術界普遍流行的自殺理論，尋找一種中國式的理論解釋模式。

　　 據(jù)吳飛博士介紹，目前學界主要依據(jù)兩大理論傳統(tǒng)研究自殺：一個是社科理論傳統(tǒng)，即涂爾干在其《自殺論》中提出的三種自殺模式；另一個是醫(yī)學理論傳統(tǒng)，即西方精神病研究認為自殺由精神病，諸如抑郁癥、精神分裂癥導致——這是學界理解自殺現(xiàn)象的主導理論模式。然而，吳飛博士發(fā)現(xiàn)，這些通行于學界的自殺理論，卻無一有足夠的說服力去解釋中國的自殺現(xiàn)象。在西方國家，自殺多發(fā)于城市中的青壯年男性人群。已有的社會學或人類學解釋，基本跳不出涂爾干的自殺理論框架；另一方面，西方醫(yī)學調(diào)查表明，這些國家的自殺人群，95%以上被診斷患有精神病。因此，自殺與精神病之間天然存在因果關系的論點，已被學界普遍承認。相比較而言，中國卻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自殺模式，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年輕婦女是自殺高發(fā)的人群；第二，老人是另一個自殺高發(fā)人群；第三，自殺多發(fā)于農(nóng)村。無論哪個方面，都難以從涂爾干理論中獲得明確解釋。其次，中國自殺者被診斷患有精神疾病的只占整個自殺人群的63%，這個數(shù)據(jù)說明，在中國差不多一半的自殺非精神病引起——這個事實鮮明地挑戰(zhàn)了西方權威的自殺理論。

　　 那么，怎樣解釋中國的自殺現(xiàn)象？在向聽眾闡述自己的觀點之前，吳飛博士先精煉地分析了西方自殺理論背后隱藏著的文化淵源：一個來自西方基督教的宗教傳統(tǒng)，另一個是近代以來，西方對醫(yī)學科學的“迷信”。僅這兩點就表明，自殺絕非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問題。繼而他提出，中國自殺問題反映出的是中國人特有的文化觀念形態(tài)。中國人通常不把精神病人，比如傻子、瘋子的自殺當作自殺來對待，中國人認定自殺僅是指發(fā)生在正常人身上的行為。相反地，西方的觀念認為只有不正常的人才會去自殺。以揭示這種中國式對待自殺的態(tài)度為起點，吳飛博士希望從此去理解，中國人如何界定“正常人”與“非常人”、“人”與“人性”這些概念，以及中國人關于“生命”的觀念是什么等一系列問題。

　　 不同于西方人僅將“l(fā)ife”看成單獨的存在物，將“human being”當成獨立存在的個體，中國人將“命”視為生命與人生相互交織的雙重性概念，而“人”則是從出生到死亡不斷在修身的概念。這兩個中國式概念背后蘊藏著一種共同的觀念——中國人將人、生命以及人生看作是一個不斷發(fā)展的“過程”。吳飛博士進而解釋：如果我們站在這樣一種“過程”觀上考慮自殺問題的話，那么自殺行為在中國絕非是涂爾干所說——個人社會性與個體性失衡導致的結(jié)果，而多是由家庭權力沖突導致的結(jié)果，它是一件關于家庭內(nèi)外人際關系、個人生活成敗與否的事情?；诖耍袊丝倢⒆詺⒅罋w結(jié)到死者家庭環(huán)境、生活境遇等方面，卻對自殺者本身無過多非議。此外，吳飛博士的調(diào)查說明，典型的中國自殺多發(fā)生在爭執(zhí)之后，其中又多是夫妻間為做人或過日子這樣的瑣事發(fā)生口角后所至。對此他的解釋是，在中國，自殺只是人們用以證明自己的為人、或是爭取家庭權力的一種方式。從這一個意義上講，中國的自殺行為實際上是人們在一條為生命和生活，尋找幸福的道路上，意外付出的代價。吳飛博士將此命名為“福殤”。

　　 報告最后，吳博士再一次強調(diào)：自己有意采用中國的概念去解釋中國的自殺問題，其目的在于，通過這種研究去認真反思，中國學界在運用西方理論研究本土問題時，不能“拿來”即用，而應該厘清這些理論背后的文化脈絡。不然，這種“拿來”的方式，不僅會忽略本土概念自身的解釋力度，而且會抹殺它們對理論建設可能具有的重要意義。

演講結(jié)束以后，王銘銘教授、翁乃群教授對此項研究作了精彩的評點并提出了諸多建設性的意見，之后列席的各位研究生們，與吳飛博士就這個有趣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