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人賀拉斯說“時間磨滅了世界的價值”，歷史是否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蒼白甚至是被遺忘？這是一個可怕的推測。無論我們承認還是不承認，在幽暗的歷史長河中，閃閃爍爍著無數(shù)星光，那是偉人的精神之光。偉人是歷史的影子，19世紀末，一場驚心動魄的戊戌維新變法揭開了近代中國革新、圖變的篇章，也把梁啟超推到了政治舞臺的前沿。在梁啟超一生的思想歷程中，康有為評價其為“流質善變”，梁啟超亦坦承自己的“太無成見”。正如大多數(shù)學者在研究梁啟超的思想時，總會感受到他的靈活與多變。梁啟超的確是“善變”的，但他的“善變”不是隨心所欲地變，在他善變和屢變背后不變的東西，是他的愛國主義激情。青年時代，梁啟超抱著學以致用、報效國家的宏圖大志，毅然舍去仕途的搖籃學海堂，只身投到康有為門下。1898年，一場悲壯的戊戌維新變法將他推上了政治的舞臺，從此他將畢生的心血交付與國家的興衰。1900年前后，他由溫和的改良派遽變?yōu)榧ち业钠茐恼?，由君主立憲的擁篤者變?yōu)槊裰鞴埠偷闹С终?，引來師友的反目和無數(shù)責難。1902年，隨著眼界的開闊和學術的增進，其思想開始日益擺脫康有為的框架，他反對保教、提出史學救國理念、構建新民思想，開始獨立創(chuàng)建改造中國的新模式。1903年以后，當他親眼見證了美國的民主共和后，在政體的選擇上，他決然放棄共和體制重新回歸到立憲陣營，隨期而至的是思想界和青年學生對他的誤解和攻詰。

1898—1906年中，梁啟超這些思想的變化，既是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狀況復雜而急劇變化的產物，也是梁啟超在彷徨中一直在尋找適合中國現(xiàn)實的理論體系的產物?！皵?shù)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必然會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基于一定的社會現(xiàn)實和思想局限性得出階段性的結論，其中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大體包括五個方面：抱負、師承、閱歷、友人、學術。偉大的抱負使他一生心系國家，康有為的言傳身教使他走上政途，豐富的閱歷使他累積學識，友人的規(guī)勸使他認真反思，漸增的學術使他不斷修正自己的言行。

中國的近代歷史充滿了期待，對嶄新思想的期待，對進步科技的期待，對政治變革的期待。中國走出中世紀、邁入近代化的標志就是中國與世界的碰撞、交流和融匯，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都在不同程度地嘗試探索使中國步入近代化的最佳方式。1922年梁啟超在其撰寫的《五十年中國文化概論》中說，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西碰撞的五十年中，中國知識分子對文化的選擇分為三個階段，他把自己界定為第二階段的代表，即自戊戌維新運動開始至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這是中西制度在文化層面激烈碰撞的階段。他對自己人生道路的選擇，正如他在《新中國未來記》中的大聲疾呼：“凡做一國大事，豈必定要靠著政府當?shù)缼讉€有權有勢的人嗎？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個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來？就是一國的勢力，一國的地位，也全靠一國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夠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當?shù)?，政府當?shù)啦豢献?，自己便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了，豈不是自暴自棄，把人類的資格都辱沒了嗎？”^[1]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這樣一個社會變遷的時代里，中國需要一批能夠“造出自己的位置來”的英雄豪杰，他們喚醒國民、營造新民，救亡圖存。從1898年到1906年，經(jīng)過了近十年的歲月的流逝和政治生涯的變遷，梁啟超已經(jīng)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筆和聲名已經(jīng)遠遠超過了他的老師康有為。他的文章已經(jīng)不能清晰、簡單地被區(qū)分為是學術文章、是新聞評論還是政客文字。從社會變革進程中走過來的人，大都坦然承認受過梁啟超的影響。蔣曼林說：“他的文章是清晰的，具有誘惑力的，且容易被人接受，因此它成為學生非常有益的讀物，我就是這些數(shù)以千計的受到梁啟超影響的學生之一。我認為這個偉大學者對正在成長的一代青年傳播現(xiàn)代知識作出了在他那個時代的任何學者也無法比擬的貢獻，他的文章為每一個接近于饑渴的青年人提供了新的學習和生活的途徑?！?sup>[2]胡適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xiàn)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sup>[3]郭沫若說：“在他（梁啟超）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sup>[4]陳獨秀說：“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談新學者，以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讀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吾輩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識，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賜。”^[5]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一書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認為，在中國社會中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的所聯(lián)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6]社會學非我所長，不能從其專業(yè)角度完全解釋這句話的含義。但我更愿意將它運用于對梁啟超的人生定位中，他就像那粒石子，將自己對政治、學術、社會等諸多方面的影響，一圈圈推及開去，愈是接近他的時代，社會中彌散著的他的氣息愈濃，即便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也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奠基之人。最后，借用鄭振鐸先生在《中國文學研究》的中原文，為梁啟超一生的“善變”加以總結：“他如頑執(zhí)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中國的貢獻與勞跡也許要等于零了。他的最偉大事業(yè)大處。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7]

【注釋】

[1]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八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3頁。

[2]蔣曼林：《來自西方的觀念》，北京：中華書局，1947年，第51頁。

[3]胡適：《四十自述》，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第54頁。

[4]郭沫若：《少年時代》，北京：人民文藝出版社，1979年，第35頁。

[5]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tǒng)總理書》，《陳獨秀著作選（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4頁。

[6]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7]鄭振鐸：《梁任公先生》，《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