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總是理性地尋求利益最大化。人們確實想要維護并且盡可能改善他們的狀況。人類作為社會動物，受限于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網絡的復雜性，只有有限的力量來找到和依循一條理性路徑。復雜性讓一個人很難看清如何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復雜性同樣限制了改善個人社會境遇的機會。

正如我們在整本書中看到的那樣，非精英有效行動的機會跟精英相比，空間要小得多，出現頻率上也遠少得多。精英行動者在宗教改革之前嚴重受限于歐洲的封建制。有效行動的可能性隨著宗教改革擴展，雖然這些可能性仍然是特定的，并且依賴于創(chuàng)建通常同時包括精英和非精英群體的聯盟網絡。

一旦精英行動起來，他們便觸發(fā)了一系列偶然的變化，沒有誰能預測或者預先設計。精英在一個時期取得的社會資源，在經歷了劇烈和意外的社會變革之后，往往就不再那么有價值了。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資源對維持盟友總是有用的，但是對于在革命中確定行動的策略就沒什么幫助了[8]。

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因為當今如此之多的社會現實都是這一大轉型鑄就的。如果我們不知道根本性變化在過去是如何發(fā)生的，我們絕不可能理解我們自身影響變遷的各種可能性，也無法確定社會行動的最佳場合和時機。我們必須了解，近代歐洲的精英以及今天遍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精英們幾乎總是精于維持捍衛(wèi)他們利益所需的社會制度。變遷總是始于精英斗爭的激化。當非精英的群體與精英中的某些階層結盟，并且贏得精英的讓步，擁有長期的權利時，根本性的轉型就發(fā)生了。

今天，我們仍然與那些制度苦苦抗爭——為了保存他們在精英斗爭里贏得的特權，佛羅倫薩的顯貴、尼德蘭的寡頭、西班牙征服者以及法國和英國的地主、商人、官僚建立了這些制度。當我們充分理解了精英們和各階級如何斗爭來克服舊的約束、又形成新的約束的過程之后，我們才能明白當下社會現實和重建世界的多種可能性——這些過程使得他們以及我們自身仍是不由自主的資產階級。

[1] 羅納德·伯特（Ronald Burt）在《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 1992）一書中得出了相似的觀點。他認為社會行動者是由他們在網絡中的結構性地位來定義的，而不是他們的特質。“問題是：特質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聯會因為研究總體及時間的不同而變化。至于這種關聯發(fā)生的變化頻率以及程度，則是經驗研究的問題。最主要的是這種關聯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相關關系……這取決于觀察到的關聯發(fā)生在何時何地?！保╬. 189）

伯特繼續(xù)論述道，“不從特質的角度來解釋，就需要一些概念和研究工具，透過行動者特質與重要的結構模式的相關來關注結構模式本身。這種研究的結果更有說服力，也更有理論的累積價值。結構洞理論［伯特在他這本書中闡發(fā)的］就是一例。”（譯者注：以上兩段伯特著作引文翻譯摘自〔美〕羅納德·伯特：《結構洞：競爭的社會關系》，任敏、李璐、林虹譯，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和200頁。譯文有改動。）我要在這本書中論述的精英斗爭理論，也是矯正對于特質的不恰當關注的路徑之一。

[2] 查爾斯·庫茲曼（Charles Kurzman 1996）論述道，通常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所感知到的革命可能性，用托克維爾式的結構機會來分析的話，實際上并不存在。他以1979年伊朗革命為例，在這種情況下革命能取得勝利，是因為有大量的群眾感受到了革命的可能。我在這本書中考察的革命案例表明，非精英的群體不需要先去確定“國家”的力量，只要他們能和精英聯合在一起，（就可以發(fā)動革命）。這里所研究的近代歐洲的結構，以及庫茲曼和其他人所研究的伊朗和其他當代案例的結構，都是精英關系的全部總和，而不僅僅包括國家。

[3] 20世紀的革命（俄國的、中國的、尼加拉瓜的、反殖民的和1980年代東歐的）與前幾個世紀的這些革命不同，它們起始于明確的推翻和替換國家的目標。但是它們同樣也是由精英和非精英組成的聯盟來參與斗爭，它們的后果也是由精英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雙重效果形塑的。

[4] 這是沃勒斯坦（Wallerstein）及其追隨者建構的世界體系模型的弱點。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心國的社會結構可以產生并且延續(xù)抵御機制，阻止外來影響對本國精英和階級關系發(fā)生作用，這種抵御機制獨立于世界體系自身的動力變遷，并且可以在這些變遷中幸存下來。沃勒斯坦確實認識到邊緣國家缺乏這樣的防御外來影響的結構性保護機制。半邊緣國是否也是如此，以及中心國在20世紀是否逐漸無法與外部沖擊絕緣，或者在下一個世紀將要朝這個方向發(fā)展呢？這本書或者世界體系學者的著作加在一起，都還不能解答這些開放的問題。

[5] 斯考切波（Skocpol 1979）認為對外戰(zhàn)爭大體上會給舊政權帶來不穩(wěn)定因素。梯利（Tilly 1978，1990，1993）認為戰(zhàn)爭有加強國家對抗公民社會的能力這一長遠效果，但同時為了在歐洲（之后全世界范圍內）的軍事對抗中競爭，又無法在人力、財政和技術資源方面持續(xù)發(fā)展的民族國家和政權就會走向滅亡。

[6] 在偽學術出版物和流行媒體上，資本主義被不斷歌頌，主要是通過過于簡單化地宣稱“歷史發(fā)展的終點”，以及宣告所有民族、組織和個人必須服從世界市場的支配，只有世界市場才能滿足大量人口的物質需求。

[7] 西班牙企圖用武力制服信仰新教的尼德蘭，就算付出的代價遠多于可預見的物質收獲。這是我們考察過的案例里，意識形態(tài)戰(zhàn)勝理性計算的明顯一例。

[8] 這一事實反應在阿瑟·斯丁奇科姆的論點里（Arthur Stinchcomb 1965），社會學家應該解釋革命的形勢，而不是革命的結果，因為有太多的變量可以決定誰在最后獲勝。正因為如此，結果是高度偶然的，也就不可預測；而革命的形勢更加常見，并且由可以辨認的原因發(fā)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