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之前談到漢字起源時，曾簡單介紹了“倉頡造字”說。對這一傳說，古人深信不疑，今人則一般不予置信。學術界雖有爭議，但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倉頡或許為遠古時代的一位史官，可能有整理、統(tǒng)一漢字之功，但并非造字者。

然而，任何傳說都有它本身的事實基礎。假如我們剝去傳說中荒誕的成分，去偽存真，條分縷析，探明漢字產(chǎn)生的緣由，結合較為可靠的歷史文獻，還是有可能把倉頡坐實為具體的人的。

倉頡是否確有其人？從現(xiàn)有文獻來看，“倉頡造字”的傳說最早集中于戰(zhàn)國末期的諸子論著中，如《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都曾提到“倉頡作書”之事。（按此人名字的寫法，則有“倉頡”和“蒼頡”，今通用“倉頡”。）

荀子是目前所見最早提到“倉頡”的人，他討論過倉頡所造文字得以流傳的緣由，即“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荀子·解蔽》）。韓非子則討論過倉頡造字的理據(jù)，即“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huán)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韓非子·五蠹》）?！秴问洗呵铩穭t只是簡單提及“倉頡作書”（《審分覽第五·君守》）。

這些說法均言之鑿鑿，似乎倉頡確有其人，但究竟是何許人，尚語焉不詳。

另一方面，在之前的文獻中，卻難覓倉頡的蹤跡。例如，從《論語》來看，春秋末期的孔子就從未提到過倉頡。如果倉頡確有其人，而身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的孔子居然不予提及，甚至可能聞所未聞，實在是不合情理。而早于孔子的“五經(jīng)”中，也未提到過倉頡。

大約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易·系辭傳》中倒是提到過一位造字的“圣人”，卻未明言這位“圣人”是誰：“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易·系辭傳·下·二》）

按該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素有爭議，《史記》《漢書》認為是孔子所作，北宋歐陽修以來則提出了異議。今人也有仍然相信為孔子晚年所作者（如，楊軍，1995[1]）。其他人則否認該書為孔子所作。有人認為該書雖確與孔子有關，但實際上是晚于孔子的儒家后學之人所作者（如，耿成鵬，1988[2]）；更有人否認該書是儒家作品，認為乃是戰(zhàn)國后期的稷下道家之作（如，陳鼓應，1992[3]），等等。

如果我們相信該書確實是出自孔子，那么至少在孔子時代，雖已有關于造字“圣人”的觀念，但尚未坐實為具體的某人。

由此可見，明確的“倉頡造字”說的出現(xiàn)，應該不會早于戰(zhàn)國末期。

到了西漢初年，在劉安所撰《淮南子》中，開始出現(xiàn)神話版的“倉頡造字”說，即“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本經(jīng)訓》）；“史皇產(chǎn)而能書”（《修務訓》）。

不過，在西漢中期的司馬遷所修《史記》中，卻又從頭到尾連倉頡的名字也未提及。按理說，倉頡為“史”，司馬遷也為“史”，可太史公卻不知道這位“祖師爺”的存在，這又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這個問題下文還要再談。

直到東漢初年班固修《漢書》，才在其《古今人表》中的“黃帝軒轅氏”一欄，列出“倉頡”一名，并注明乃“黃帝史”。這是最早在正史中承認了倉頡的存在，而且其身份和年代也得到了肯定，即倉頡是黃帝時代的史官，可謂一錘定音。其后的歷代史家文獻基本上沿用此說。

不僅如此，在與班固同時代的王充《論衡》中，倉頡更是“有鼻子有眼”了：“蒼頡四目，為黃帝史?！保ā豆窍嗟谑弧罚?/p>

東漢中葉，以許慎為代表的文字學界也沿襲了史家的說法，并對倉頡的造字方法做了更加具體的描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說文解字·序》）。這是從文字學家的角度對“倉頡造字”做了較為科學的總結，成為學術版的“倉頡造字”說的集大成者。

到了東漢末年的緯書《春秋元命苞》，更是綜合了此前的各種說法，把倉頡描繪為：“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于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chuàng)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倍覀}頡的身份已經(jīng)不再僅僅是黃帝手下的史官，而是升格為“倉帝”“史皇”，可與黃帝平起平坐了。這也可視為神話版“倉頡造字”說的集大成者。

由此可見，倉頡的傳說是從戰(zhàn)國末年以來，從無到有，不斷豐富充實起來的。

不過，另有一部相傳為戰(zhàn)國時所作的《世本》（宋代已失傳，今所見為后世輯本），其《作篇》中倒是明言：“沮誦、倉頡作書。”“沮誦、倉頡為黃帝左右史?！?/p>

然而，關于《世本》的成書年代，向來也是一樁懸案，未必是戰(zhàn)國時所作。

這部書的書目最早見于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史家部分：“《世本》十五篇”，注明乃“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他還在說明《史記》取材所本時說：“故司馬遷……采《世本》《戰(zhàn)國策》?！保ā稘h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贊》）按班固的說法，《世本》的成書年代當在春秋以后的戰(zhàn)國時期，并流傳到西漢，為西漢中期的司馬遷所見而采用其材料，甚至在編寫《史記》時模仿了其體例。當今學術界也有不少人信其成說。

關于《世本》的成書年代，唐代劉知幾就提出了質疑，并認為“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史通·古今正史篇》）。因而顧頡剛（2009）也認為，“我們現(xiàn)在把這本書放在漢初……是不錯的”[4]。

然而，《世本》究竟是否在司馬遷之前的漢初成書，仍然是個問題。以“倉頡造字”為例，這樣一件被漢代人形容為“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司馬遷在“采《世本》”時居然視而不見，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按《史記》雖以《五帝本紀》開篇，并極盡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的文治武功，卻未提及黃帝命其史官倉頡造字一事，甚至通篇《史記》連倉頡的名字也未提及。而且司馬遷也從未提到過《世本》《戰(zhàn)國策》等書。因而有人考證認為，《世本》和《戰(zhàn)國策》一樣，都是西漢末年劉向根據(jù)散存文獻編輯而成的史書，這些散存文獻的年代當在司馬遷之前；而班固所謂“司馬遷采《世本》《戰(zhàn)國策》”一語，當理解為“采錄我們現(xiàn)在所見到的《世本》《戰(zhàn)國策》書中所包含的資料”（喬治忠、董杰，2010）[5]。

就其內容來看，顧頡剛（2009）認為：“《世本》不是一部造偽的書，乃是一部整理偽史的書，為偽史做宣傳的書，使偽史成為事實的書。”[6]話雖尖刻，卻也并非無據(jù)。喬治忠、董杰（2010）也指出：“劉向在《世本》內收編的零散資料，有許多是戰(zhàn)國時期民間流行的傳聞雜記，穢亂蕪雜”，“所謂《作篇》中的素材，隨便漫言‘伏羲造琴瑟’‘神農(nóng)作琴’‘蚩尤作兵’‘黃帝造火食、旃冕’‘史皇作圖’‘胡曹作衣’云云，把許多事物的發(fā)明歸于臆造的遠古帝王將相，其荒誕無稽且自相沖突，豈可曲意贊稱？”[7]

如此看來，司馬遷不可能看過后出的《世本》一書，但確實看過被劉向收錄在《世本》一書中的部分原始材料。不過，他有沒有看到“沮誦、倉頡作書”“沮誦、倉頡為黃帝左右史”這兩條材料呢？這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他根本沒有看到，因為劉向所編輯的材料，未必與司馬遷所看到的材料完全重合；二是他看到了卻沒有采用。事實上，關于五帝時代與文字有關的卜筮問題，司馬遷已經(jīng)注意到了：“自古帝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yè)，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史記·龜策列傳》）看來他并不盲從前人關于黃帝的所有傳聞，即：“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保ā段宓郾炯o》）因而，最大的可能性是，他看到了相關材料，也聽到過相關傳說，但把“倉頡造字”一說歸于“不雅馴”的“怪力亂神”之說而不予采信，所以干脆不提倉頡。

另外，司馬遷應該也看過諸子之書，如《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對其中提到的“倉頡造字”說似乎也是視而不見。

總之，關于“倉頡造字”的傳說，大約形成于戰(zhàn)國末年。形成的過程，應該是先有造字“圣人”之說，然后慢慢坐實為具體的倉頡，并經(jīng)過“五帝”傳說的逐步發(fā)酵與成型，又進一步將倉頡的身份坐實為“黃帝之史”。此后，關于“倉頡造字”的傳說也在與《漢書》等正史的相互作用之下而越來越豐滿，并一直流傳于今。

至于“倉頡造字”的表述，人們最初的表述法是“倉頡作書”“倉頡始作書契”“倉頡初造書契”等。東漢末年起，演變?yōu)椤皞}頡創(chuàng)文字”。后人則概括為“倉頡造字”。

由于“倉頡造字”的傳說越來越趨于荒誕，尤其是神話版中不可信的成分越來越多，以致引起了今人的質疑，使整個傳說都顯得不可信了。

需要說明的是，“倉頡造字”說中關于造字者的傳說也有兩個版本，除了單獨提及“倉頡”一人的“造字”說，還有《世本》所說的“沮誦、倉頡作書”，即沮誦和倉頡二人共同“造字”說。從相關表述來看，沮誦還位列倉頡之前。不過，這位沮誦似乎不如倉頡那么重要，所以后來就很少被人提起。

順便提一下，關于造字“圣人”的傳說中，除了“倉頡造字”說以外，漢代以來還曾出現(xiàn)過其他說法，只是不如“倉頡造字”說那么有名。

首先是東漢王符曾提出“少皞造字”說：“少皞……是始作書契?！保ā稘摲蛘摗の宓轮尽罚┎贿^，這個“少皞”也可能與倉頡有關，對此我們在下文將作進一步分析。

其次，正如我們在第四章中所提到的，唐代孔穎達曾提出“伏羲造字”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書·序》），說明“始造書契”的不是倉頡，而是比他更早的伏羲。

不過，由于“倉頡造字”說早已深入人心，而且“有根有據(jù)”，講得“頭頭是道”，后出的“伏羲造字”說難以與之抗衡，因此信奉者并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