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盧漢的媒介決定論

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 1965)在1964年提出了媒介即消息(themedium is themessage)的看法(p．7),震驚了全世界。麥克盧漢的文章及演說充滿了雙關語和警句,表現出神秘的特點,但他的杰作《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一書講述得卻很明白,清楚地指出了他所謂的“媒介即消息”的意思。他寫道:“雖然技術的效果并未在意見或概念的層次上發(fā)揮作用,但卻能穩(wěn)定地、不受任何抵制地改變感官比例或理解模式”(p．18)。麥克盧漢說,傳播媒介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它影響我們理解與思考的習慣。感官比例(sense ratios)的概念指的是我們各種感覺器官的平衡作用。原始人重用所有的5種感官—嗅覺、觸覺、聽覺、視覺、味覺。但是技術,特別是傳播媒介,使人們只強調一種感官,超過其他感官。麥克盧漢說,印刷媒介強調視覺,因此影響了我們的思維,使它變成線性的、連續(xù)的、規(guī)則的、重復的和邏輯的。它使人類的思考可以與感情分開。印刷媒介帶來專業(yè)化和技術,同時也造成了疏離感與個人主義。就社會層面看,印刷媒介使國家可能產生,并導致民族主義的上升。

與印刷媒介相比,電視強調的更多的是感覺。麥克盧漢(1965)將電視描述為一個視覺的、聽覺的和觸覺的媒介。它比印刷媒介更需要介入和參與。麥克盧漢提出,電視可能恢復印刷媒介所毀壞的感官比例的平衡。麥克盧漢說,從更為宏觀的角度看,電視正在使我們重新部落化,將我們從單個的民族國家變成一個地球村。困擾很多傳播理論家及大眾傳播從業(yè)者的論點之一是,麥克盧漢說,大眾傳播的內容是無關緊要的。麥克盧漢是這么解釋的:“媒介的內容就像盜賊攜帶的一塊多汁的肉,用來分散看門狗的注意力”(p．18)。也就是說,媒介的重要效果來自于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內容。

麥克盧漢(1965)說,成長于電視機前的一代人是第一批后讀寫(postliterate)時代的人。他提出,今天的父母正眼見他們的孩子成為“第三世界”。由于電視及其他新媒介的影響,孩子們與父母的思維方式不同。在一次表現他的生活與工作的公共電視節(jié)目中,麥克盧漢說:“如果說荷馬是被讀寫能力掃蕩的話,那么,讀寫能力就能被搖滾掃蕩?！?/p>

研究者曾試圖測試麥克盧漢的一些觀點,但問題之一是,他的觀點涉及如此長遠、如此廣泛的效果,很難測試出來。一些研究的缺陷就在于,它們所探討的是相當短期的效果,而顯然,麥克盧漢所談的效果必須花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出來。

麥克盧漢的一些觀點在現在比它們剛提出來的時候更受重視。例如,全國教育進展評議會(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1975)試圖解釋為什么年輕一代美國人的寫作技巧越來越低劣,它舉出看電視的作用,并指出:“文化變得越來越不以印刷物為導向了”(p．44)。一位研究者認為,處理政治信息是一種需要智力的活動,依賴電視獲得政治信息會削弱我們處理這類信息的能力,因而威脅到我們的民主(Manheim, 1976)。

麥克盧漢的兩種不同思考模式的概念,似乎已經預言了對大腦左右半葉不同作用的討論,這些討論多半發(fā)生于1965年《理解媒介》出版以后。這類研究指出,大腦左右半葉各有所司,大腦左半葉司邏輯、理性和語言,而右半葉司直覺、非理性和圖像。麥克盧漢后來也直接將他的研究與大腦兩半葉功能的研究聯系起來(1978)。

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 1985)采用了麥克盧漢式的想法,并推進了一些。梅羅維茨與麥克盧漢都擔心新電子媒介,特別是電視帶來的社會后果。但是梅羅維茨認為,對于電視影響人們的方式,麥克盧漢的感官比例與感覺平衡的概念并未提供足夠解釋。于是梅羅維茨試圖將麥克盧漢的思想與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59)的想法綜合起來。戈夫曼曾寫到“情境的界定”是如何影響行為的,但他看重的是面對面的互動,而忽略了媒介。梅羅維茨的主要主張是,通過將各種各樣的人聚于相同的地方,電子媒介便使原先很清晰的角色變得模糊起來。其中的一些結果是,合并了男性與女性的角色,模糊了兒童與成年人的角色,并且將政治領袖降低到普通人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