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旭麓同志的朋友中，我大約可以算是和他臨去前很近還相見的人。十二月一日，也就是旭麓突然去世的那天，我和他上午一起開會，中午一起吃飯，下午一點半分手。誰也未能料到，五個小時之后，他竟撒手長逝了。

旭麓是可與深交的朋友，可以切磋學問的同道。從讀他的著作文章，從相與暢談身邊瑣細、學術活動，直至國家大事，從他的處世為人，我在在受益良多。我認為，一個人的立身行事，道德文章，應該是一致的。雖然滔滔今世，并不那么一致的人是有的。然而，旭麓則不然，在他身上，體現(xiàn)了這種協(xié)調一致。也就是說，他的人品、學品、文品一以貫之，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旭麓為人，襟懷坦白，剛正耿直，疾惡如仇，從不阿諛逢迎，從不作違心之言，遇不平事，不管是對自己對他人，輒拍案而起。旭麓治學，博聞強識，所涉范圍至廣，而歸于一專，平生所學，寄之于史，可以說是求其有以用于當世，旭麓的著作文章，建基于深厚的功底，而富有深見卓識，發(fā)人之所未發(fā)，且文采煥然，語多金石，字見珠璣。

他一生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著述累累。他的門墻桃李，遍布南北，卓然成家者頗多。他一生樂于助人，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熱心提攜后進，熱忱幫助青年，無論識與不識，凡在史學研究上有所求，他總是熱情提意見，改稿子，并介紹給出版社。處理他人稿件，占去了他大量時間。

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多年來對社會對人民對歷史學付出了這么多的歷史學者，社會對他又付給了什么呢？前幾年，風風雨雨，深文周納，使他竟然連安身立命都有所不能，精神痛苦達于極點，甚至一個教授職稱也歷久不能解決。他培養(yǎng)了一百多名碩士研究生，可是連指導博士研究生的要求也屢遭頓挫。外地史學界對此議論紛紛，稱之為上海的怪事，歷史對于一位歷史學家其不公正也如是。然而，歷史畢竟還是要回歸于公正。這幾年他的狀況改變了，他的情緒轉好了，他的創(chuàng)作欲望高漲了，可是天竟不假以年，突然奪去了他的生命。今天參加向他遺體告別的人數(shù)之多，悲痛之切，反映了學術界人士和人民群眾對旭麓的尊重和懷念。這就是歷史對旭麓的評價，這種評價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在萬分悲痛之中，我欲有所言。那就是不要再折騰甚至折磨知識分子了，我們知識分子之間的內耗也應該盡量減少了。史學界最近連續(xù)死人。十一月四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民國史專家李宗一死了；十二月七日，我們上海歷史所的明清史專家王守稼以四十六歲之年而告別人世；我四十五年的老朋友、好朋友黎澍，也在九日死了。黎澍對馬列主義有極為精深的研究，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有很多精辟獨到的見解，而又獨具膽識，面對真理，敢說敢寫，就因為這樣，這些年來，對他也是風風雨雨，使他精神上受到折磨。他遺言一不開追悼會，二不向遺體告別，三不進八寶山，可謂超脫了。但是，這猶如魯迅臨死前所說：“死了，趕快埋掉拉倒?！彼麅刃牡某镣锤锌上攵?。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多，專家學者更少，經(jīng)不起任何折騰和折磨，應該給他們創(chuàng)造更好的工作環(huán)境和治學條件。

其次，旭麓未完成的稿件甚多，闡發(fā)他的近代史新陳代謝之說的宏著已有部分初稿；他生前對近代史中的各個問題，有很多想法。我希望他的學生即陳門弟子組織一個班子，整理和完成他的著作。這才是對死者的最好的紀念！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原載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