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的智慧

人類的智慧一般地總是同相應的特定觀照對象關聯(lián)著。在這種意義上,智慧便可以依據(jù)觀照對象的性質特征歧異而劃分為理論的智慧和實踐的智慧:凡以普遍永恒的不變存在作為觀照對象的智慧就是理論的智慧,與此相對應,凡以特殊即時的變異存在作為觀照對象的智慧就是實踐的智慧。早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這一深刻的劃分^[1],亞氏認為,實踐的智慧(phronesis)比起理論的智慧(episteme)來更能夠成為人類理想目標的現(xiàn)實推動力量。因為正是這種實踐的智慧要求人們在特定的具體的情境中不斷地根據(jù)存在物的變遷來作出審慎的思考,要求人們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不斷地根據(jù)對象的衍化去作出完善的選擇,以便達到至善至福的目的。這種體現(xiàn)在人們日常生活具體行為之中的思考與選擇,所顯示出來的正是實踐的智慧。也正是由于這種智慧直接面對的是人們此時此地的現(xiàn)實生存狀況,所以它才更加能夠體現(xiàn)出作為特殊存在的人的本質力量。

理論的智慧則執(zhí)著于尋求和制定不變的規(guī)律和永恒的準則,把人的思維活動和生命活動加以程式化和固定化,從而支配人類的科學認知活動甚至藝術創(chuàng)造活動。這種意義上的理論的智慧的依據(jù)是確定性的理想。正是根據(jù)這種理想,它往往幻想著能夠通過高度抽象的思維活動,得到一種確定不移的真理及達到這種真理的固定程序,而人們遵循這種程序,便可找到一塊安身立命的堅實土地。然而,這種一勞永逸的幻想最終成為不可能。它試圖以確定性去澄清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但是殊不知,這種確定性本身尚待有人去澄清。美國實用主義思想家特別地反對理論與實踐的這種抽象分離。杜威便認為,以手段上便利的方法替代科學抽象的方法,以智慧替代理性的時代已經(jīng)到來。理論的智慧作為一種執(zhí)著于確定性頑障的智慧,實質上已經(jīng)不能成其為一種智慧,而至多只不過可以算作一種科學認識方法。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則應當是“由過去經(jīng)驗所產(chǎn)生的具體暗示,依照眼前的需要和欠缺而發(fā)展、成熟,被用作特殊改造的目的與方法”,是“為對待新目的而以建設性方式使用的經(jīng)驗的暗示”^[2]。顯然,杜威也是把智慧看作是對達到目的的手段所作出的正確選擇。在杜威那里,所謂“正確”就是“有效驗”和“成功”,理論、觀念和知識并不是固定的思想形態(tài),而是在實現(xiàn)目的的過程中不斷克服障礙解決問題的工具,唯有有效地達到目的的理論、觀念和知識才是真的。因之,真正稱得上智慧的必然是一種實踐的智慧。

實踐的智慧破除了確定性的頑障而保留了它的夢想。在這種智慧所耕耘的土地上,真實地存在著歡悅與悲傷,榮譽與恥辱,成功與失敗;這才是人類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是人們安身立命的場所,因為這里展示出的是希望?？赡苄缘念I域被打開了,確定性作為美好的夢想只在其被不斷消解的過程中生根。

實踐的智慧是一種關涉運動與變化的智慧,它既反映了存在物運動變化的固有屬性,又反映出思維的靈活性。換言之,實踐的智慧所關聯(lián)著的存在物的變化,同時為這種智慧本身的張弛屈伸提供了切實的可能性。中國的哲人說:“大丈夫能屈能伸”,這種屈伸,應該被理解為首先不是一種生理上的軀體的屈伸,而是一種屈伸的運思和智慧的張弛。大和小是事物存在的固有的屬性,它們標明了存在物朝著不同方向變化發(fā)展的相對可能性,放大與縮微相應地也便成為實踐的智慧的基本功能之二。這也就是說,實踐的智慧不可能執(zhí)著于它所觀照的存在物的固定性狀特征,而總是把運思的觸角向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不斷地伸展,從而改變著存在物的原有呈現(xiàn)形態(tài),使世界展開其別有一番的面貌。

這種過程,實際上是實踐的智慧對于它所面對的存在物的再加工過程。在這種再加工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對于對象原有性狀的否定便成為對于實踐的智慧本身的肯定。同時,這種否定也由于其本身的創(chuàng)造性特征而成為善的否定。從此,對象不再是決定人們認識的最終因素,更不可能是決定人們現(xiàn)實行為的唯一原因,毋寧說,它的功用在于啟思。只有在這種理解活動中,歷史和物理才掙脫機械論的鐐銬而成為歷史學與物理學;人類才不再被捆綁于狹隘理性的十字架。而承擔起解放責任,作為人類精神之劍的,正是實踐的智慧,它替我們打開的是一個充滿著活潑、靈動的智慧的可能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