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肝臟病理與病毒學指標的相關性分析_提升創(chuàng)新能力加

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肝臟病理與病毒學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劉大鳳　王　林　劉亞玲　陳　紅　高　峰　張　鴻　黃　勃

（成都市傳染病醫(yī)院，四川，成都，610000）

目的：分析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肝組織病理與年齡、病程、血清學及肝臟免疫組化指標的相關性，以確定孰是對病理進程影響最主要的指標。

方法：對134例臨床診斷的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進行乙肝血清學標志物、肝功能、肝活組織病理及免疫組化的檢查。

結果：①HBeAg陰性、陽性兩組和HBV-DNA≥10⁵亞組分析均顯示：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增生者HBeAg陰性組少于HBeAg陽性組，病理表現(xiàn)為慢性肝炎者HBeAg陰性組多于HBeAg陽性組，差異均有顯著性，而HBV-DNA＜10⁵亞組分析兩組病理表現(xiàn)無統(tǒng)計學差異；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增生及慢性肝炎者年齡18～40歲組及年齡大于40歲組明顯多于年齡小于18歲，差異均有顯著性；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增生及慢性肝炎者免疫組化雙陽性組均多于單陽性組及全陰性組，但無統(tǒng)計學差異。②在炎癥及纖維化早期（G_0-1和S_0-1），HBeAg陽性組多于HBeAg陰性組，HBV-DNA≥10⁵組多于HBV-DNA＜10⁵組；而在炎癥及纖維化明顯期（G₂、G_3-4和S₂ 、S_3-4），結果卻相反，但無統(tǒng)計學差異。③年齡、病程及乙肝病毒血清學指標與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的相關性分析表明，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與患者年齡、病程及乙肝病毒血清學指標有一定的相關性；當分別校正了年齡和病程后，僅纖維化級別分別與抗-HBs和年齡呈正相關；當同時校正了年齡和病程后，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與病毒血清學指標的相關性均消失。④分別以年齡、病程及乙肝病毒各血清學指標為自變量，以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為因變量進行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表明，年齡、病程、表面抗原、E抗原、表面抗體和E抗體均是影響肝臟炎癥和纖維化級別的重要因素，而HBV-DNA似乎對肝臟炎癥活動度及纖維化程度無明顯影響。

結論：①血清HBeAg陽性與否及HBV-DNA滴度高低對肝臟病理進程以及炎癥活動度、纖維化級別本身無明顯影響；但年齡卻對肝臟病理進程有影響，年齡為18～40歲及年齡大于40歲者肝臟病理改變較年齡小于18歲者更明顯。②乙肝病毒對肝臟炎癥活動度和纖維化的影響尚取決于患者年齡和病程。③年齡、病程、表面抗原、E抗原、表面抗體和E抗體均是影響肝臟炎癥和纖維化級別的重要因素，而HBV-DNA似乎對肝臟炎癥活動度及纖維化程度無明顯影響。

我國有1.2億左右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chronic HBV carrier），其中每年約有0.25％～0.4％的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會轉變成乙型肝炎，部分隱匿進展甚至轉變成肝硬化、肝細胞癌^[1]。以往認為乙肝病毒本身在慢性肝炎病理進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國內學者及我們之前的研究表明，E抗原陽性與否、HBV-DNA滴度高低以及肝組織免疫組化似乎對慢性乙肝患者肝臟病理無明顯影響。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是慢性乙肝患者中的特殊人群，它的肝臟病理進程與血清及肝組織中病毒水平有無相關性？基于此，作者對四川地區(qū)134例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進行了肝穿病理檢查、血清學指標和肝臟免疫組化的檢測，并對肝臟病理與乙肝病毒各指標的關系進行分析，現(xiàn)將結果報道如下。

一、對象與方法

1．一般資料

134例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為成都市傳染病醫(yī)院2006年1月至2008年5月門診或住院患者，男108例，女26例，年齡15～54歲，平均28.67±9.84歲。發(fā)現(xiàn)乙肝病毒陽性年限0.1～20.5年，平均7.02±5.62年。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診斷標準符合2005年中華醫(yī)學會肝病學分會、感染病學分會修訂的診斷標準。

2．乙肝血清學指標及HBV-DNA的檢測

乙肝病毒血清學檢測采用酶聯(lián)免疫吸附試驗（ELISA），按試劑盒說明書操作；HBV-DNA定量測定采用全自動熒光定量PCR檢測儀測定，試劑盒為廣州達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熒光定量PCR試劑。

3．病理組織檢查

肝活檢采用1秒鐘快速穿刺活檢術，穿刺包含3個以上完整匯管區(qū)肝組織。病理標本用4％甲醛溶液固定，酒精脫水，石蠟包埋，常規(guī)組織切片，HE和網(wǎng)織纖維染色，光學顯微鏡多視野觀察，按病理標準分級（G）和分期（S），病理診斷標準參照文獻，病理分型：正常（G_0-1S₀）；不典型改變（G₁S₀）；慢性肝炎（G_1-4S_1-3）；肝硬化（G_3-4S₄）。同時全部病例標本肝組織作HBsAg 、HBcAg免疫組織化學檢測。

4．統(tǒng)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2.0軟件對研究對象資料進行統(tǒng)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值±標準差表示。組間的比較采用Χ2檢驗，兩因素相關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及偏相關分析法，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歸法。P<0.05被認為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

二、結果

1．病人的一般資料

病人的一般資料，如表1所示。

表1　134例病人的一般資料

2．肝臟病理

134例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肝組織病理分型，如表2所示。

表2　134例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肝組織病理分型

3．乙肝病毒指標與肝臟病理分型

（1）乙肝病毒血清學指標與肝臟病理分型

乙肝病毒血清學指標與肝臟病理分型結果，如表3、表4所示?？煽闯?，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增生者小三陽組少于大三陽組，病理表現(xiàn)為慢性肝炎者小三陽組多于大三陽組，差異有顯著性； HBV-DNA≥10⁵亞組分析仍是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增生者小三陽組少于大三陽組，病理表現(xiàn)為慢性肝炎者小三陽組多于大三陽組，差異有顯著性；而HBV-DNA＜10⁵亞組分析無論是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增生者還是病理表現(xiàn)為慢性肝炎者，小三陽組與大三陽組間均無顯著性差異。

表3　血清HBeAg陽性組與HBeAg陰性組及HBV-DNA亞組肝臟病理分型比較（n=96）

兩組本身及HBV-DNA≥10⁵亞組不典型改變和慢性肝炎比較，P＜0.05。

（2）肝組織免疫組化與肝臟病理分型

134例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中有117例行肝組織免疫組化HBsAg與HBcAg檢測，結果表明，如表4所示，無論是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改變，還是表現(xiàn)為慢性肝炎者，在免疫組化雙陽性組（HBsAg⁺、HBcAg⁺）均多于單陽性組（HBsAg⁺、HBcAg^-）及全陰性組（HBsAg^-、HBcAg^-），但無統(tǒng)計學差異。

表4　117例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肝組織免疫組化HBsAg與HBcAg檢測與病理分型

兩組不典型改變和慢性肝炎比較，P＞0.05。

4．年齡與病理分型

不同年齡組肝臟病理類型比較，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年齡組肝臟病理類型比較

后兩組與第一組不典型改變和慢性肝炎比較，P＜0.005；后兩組之間比較，P＞0.05。

5．乙肝病毒血清學指標與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

乙肝病毒血清學指標、肝臟免疫組化指標與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結果，如表6、表7、表8所示。

表6　HBeAg+組與HBeAg-組肝組織炎癥分級及纖維化分期比較（例數(shù)％）

兩組G_0-1與G₂、S_0-1與S₂、S₂與S_3-4比較，P＞0.05；G_0-1與G_3-4、G₂與G_3-4、S_0-1與S_3-4比較，P＜0.05。

表7　血清HBV-DNA≥105組與HBV-DNA＜105組肝組織炎癥分級及纖維化分期比較（n=96）

兩組炎癥活動度及纖維化程度比較，P＞0.05。

表8　肝組織HBsAg+ + HBcAg+組、HBsAg++HBcAg-與HBsAg-+HBcAg-組肝組織炎癥分級及纖維化分期比較（n=117）

兩組炎癥活動度及纖維化程度比較，P＞0.05。

6．肝臟炎癥及纖維級別與病程、年齡及乙肝血清學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1）肝臟炎癥及纖維級別與病程、年齡及乙肝血清學指標的Pearson相關分析

肝臟炎癥及纖維級別與病程、年齡及乙肝血清學指標的關系的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梢钥闯?，肝臟炎癥及纖維級別均與年齡呈正相關；炎癥級別尚與病程呈正相關，與HBeAg呈負相關；纖維級別尚與HBsAg及Anti-HBs呈正相關，與HBVDNA呈負相關。

表9　肝臟炎癥及纖維級別與病程、年齡及乙肝血清學指標的關系

（2）肝臟炎癥及纖維級別與病程、年齡及乙肝血清學指標的偏相關分析

當校正了年齡后，偏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肝臟炎癥級別與病程及HBsAg的相關性以及纖維化級別與HBsAg及HBV-DNA的相關性均消失，僅纖維化級別與Anti-HBs仍呈正相關（r=0.462，P=0.005）。

當校正了病程后，偏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肝臟炎癥級別與年齡及HBsAg的相關性以及纖維化級別與HBsAg、HBV-DNA及Anti-HBs的相關性均消失，但纖維化級別仍與年齡呈正相關（r=0.396，P=0.030）。

當校正了年齡和病程后，偏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肝臟炎癥級別及纖維化級別與血清病毒學指標的相關性均消失。

（3）肝臟炎癥及纖維級別與病程、年齡及乙肝血清學指標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分別以肝臟炎癥級別和纖維化級別為因變量，以各血清病毒學指標為自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如表10所示。結果表明，病程、年齡、表面抗原、E抗原、表面抗體及E抗體均是肝臟炎癥級別和纖維化級別的重要影響因素。

表10　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與血清病毒學指標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三、討論

本組資料顯示，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增生者HBeAg陰性組少于HBeAg陽性組（9.09％ VS 19.48％，P＜0.05），而病理表現(xiàn)為慢性肝炎者HBeAg陰性組多于HBeAg陽性組（40.26％ VS 18.18％, P＜0.05），HBV-DNA≥10⁵亞組分析結果亦然，HBV-DNA＜10⁵亞組分析顯示兩組間病理改變無差異，與以往報道基本一致^[2]。

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增生及慢性肝炎者在年齡為18～40歲組多于年齡小于18歲組（分別是16.42％ VS 7.46％，44.03％ VS 2.24％，P＜0.005），病理表現(xiàn)為慢性肝炎者年齡大于40歲組明顯多于年齡小于18歲組（14.92％ VS 2.24％，P＜0.005），表明年齡對肝臟病理進程有影響，年齡為18～40歲者和年齡大于40歲者肝臟病理改變較年齡小于18歲者更明顯，與以往報道有所不同^[3]。

本組資料中有117例進行了肝組織免疫組化HBsAg與HBcAg檢測，結果表明，無論是病理表現(xiàn)為不典型改變，還是表現(xiàn)為慢性肝炎者，在免疫組化雙陽性組（HBsAg⁺、HBcAg⁺）均多于單陽性組（HBsAg⁺、HBcAg^?）及全陰性組（HBsAg^?、HBcAg^?），但無統(tǒng)計學差異。說明肝組織免疫組化指標可能對肝臟病理進程有一定影響，與以往報道基本一致^[4]。

乙肝病毒血清學指標與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的分析結果表明，在炎癥及纖維化早期（G_0-1和S_0-1），HBeAg陽性組多于HBeAg陰性組（分別是54.17％ VS 32.56％，72.92％ VS 46.51％，P＜0.01）；而在炎癥及纖維化明顯期（G₂、G_3-4和S₂ 、S_3-4），HBeAg陽性組卻少于HBeAg陰性組（分別是37.50％ VS 38.37％，8.33％ VS 29.07％，18.17％ VS 23.26％，8.33％ VS 30.23％，P＜0.01），有統(tǒng)計學差異；同樣，在炎癥及纖維化早期（G_0-1和S_0-1），HBV-DNA≥10⁵組多于HBV-DNA＜10⁵組（分別是46.77％ VS 35.29％，67.74％ VS 47.06％，P＞0.05）；而在炎癥及纖維化明顯期（G₂、G_3-4和S₂ 、S_3-4），HBV-DNA≥10⁵組卻少于HBV-DNA＜10⁵組（分別是37.10％ VS 44.12％，16.13％ VS 20.59％，16.13％ VS 32.35％，16.13％ VS 20.59％，P＞0.05），但無統(tǒng)計學差異，說明血清HBeAg陽性與否及HBV-DNA滴度高低似乎對肝臟炎癥活動度及纖維化級別無明顯影響。

年齡、病程及乙肝病毒血清學指標與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的相關性分析表明，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與患者年齡、病程及乙肝病毒血清學指標有一定的相關性；當分別校正了年齡和病程后，僅纖維化級別分別與表面抗體和年齡呈正相關；當同時校正了年齡和病程后，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與病毒血清學指標的相關性均消失。說明乙肝病毒對肝臟炎癥活動度和纖維化的影響尚取決于患者年齡和病程。

分別以年齡、病程及乙肝病毒各血清學指標為自變量，以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為因變量進行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表明，年齡、病程、表面抗原、E抗原、表面抗體和E抗體均是影響肝臟炎癥和纖維化級別的重要因素，而HBV-DNA似乎對肝臟炎癥活動度及纖維化程度無明顯影響。

由上可見，無論是年齡與肝臟病理類型的分析結果，還是年齡與肝臟炎癥及纖維化級別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均表明年齡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而乙肝病毒載量及血清學指標似乎對肝臟炎癥活動度和纖維化進程無明顯影響；可能與乙肝病毒基因型有關^[5]。但是我們知道，胰島素抵抗的程度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由此設想，胰島素抵抗及代謝參數(shù)可能在乙肝患者肝臟炎癥活動度及纖維化進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當然這還需要我們今后的研究加以證實。

【注釋】

[1] 劉金定. 拉米夫定、博爾泰立及左旋咪唑治療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臨床觀察. 臨床醫(yī)藥實踐雜志，2003（12）.

[2] 王敏，樂曉華，王輝等. HBVDNA定量與HBVM及病理關系的探討. 臨床醫(yī)學，2004，24（4）.

[3] 中華醫(yī)學會肝病學分會、感染病學分會.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中華肝臟病雜志，2005，13.

[4] 中華醫(yī)學會傳染病與寄生蟲病學分會、肝病學分會. 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中華肝臟病雜志，2000，8（6）.

[5] 鐘崇芳，郝娃，李卓等. 乙肝病毒基因型與肝臟病理改變的關系. 世界華人消化雜志，2007；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