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子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芷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jié)也。

《春秋左傳》里有這么一個故事，衛(wèi)國攻打齊國失敗，得到仲叔的援救才幸免于難，為此，衛(wèi)侯打算贈給仲叔一些城邑，仲叔不要，轉(zhuǎn)而請求得到諸侯才能使用的三面懸掛的樂器，并希望能像諸侯那樣用繁纓裝飾馬匹以朝見，衛(wèi)侯答應(yīng)了。

孔子聽說了這件事，便發(fā)表議論道：“這樣做真可惜呀，還不如多給他城邑呢！”為什么呢？孔子接著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子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芷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jié)也?！?/p>

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義以生利”的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整個行為管理的全過程之中，他深刻地認識到了世俗世界的物質(zhì)價值的創(chuàng)造之源是人的精神價值，即精神價值創(chuàng)造物質(zhì)價值，精神價值制約物質(zhì)價值。因此，他教導(dǎo)人們在認識上要“見利思義”，在行為上要“取之有義”，在實際效果上要“先義后利”，在價值上要“重義輕利”。

在這樣的價值判斷基礎(chǔ)上，他論斷：“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因此，在財富面前，人人都想得到，但追求精神價值的君子不會茍且地去獲得；在災(zāi)難面前，人人都想逃脫，但君子不會茍且地企圖逃脫。有道行的君子，在分配財物的時候，他們著意推讓，這些都是“見利思義”的表現(xiàn)。在本書的后面，我們還會分析到當(dāng)代企業(yè)家柳傳志在這方面的所做所行。

作為商人就要謀求更大的利潤，但孔子卻提倡“義以為上”的義利觀，完全超出了“金錢至上”的西方價值觀，成為中國商人獨特的管理價值論。

義以為上，是一個內(nèi)涵極為豐富的命題，既包括行為準(zhǔn)則上的“見利思義”（或“取之有義”），也包括價值判斷上的“先義后利”和“以義克利”。這一“義以為上”的命題，為現(xiàn)代儒商提供了正確的價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在孔子思想著述中，“見利思義”，“取之有義”，“先義后利”，“重義輕利”的故事和論述有很多，這里我只想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來說明義以生利的思想是否可行和有價值。這個故事就是我們高中語文課本中的“馮諼焚券”。

馮諼是齊國執(zhí)政大夫孟嘗君的門客。有一次，孟嘗君派他到封地薛邑去收債。臨行前，馮諼問孟嘗君，“債收齊后，買些什么東西帶回來呢？”孟嘗君說，“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買什么吧?！瘪T諼驅(qū)車到了薛邑，卻假傳孟嘗君的命令，把債券驗對后，當(dāng)著當(dāng)?shù)匕傩?，把債券給燒了，百姓們當(dāng)即高呼萬歲。當(dāng)馮諼回來后，孟嘗君問買了些什么回來，馮諼說：“你說看你這里缺什么就買什么，我私下考慮，您家里堆滿了珠寶，廄棚里擠滿了牛馬，階下站滿了美女，你家里所缺少的，只是義罷了。于是我用債券給你買回了義。”過了一年，齊王不再重用孟嘗君，孟嘗君只好前往自己的封地薛邑。他沒想到，這次回去，與以往不同的是，距離薛邑還有一百里路，老百姓就扶老攜幼，來迎接孟嘗君，在路上站了整整一天。孟嘗君回頭對馮諼說：“先生給我買的義，今天才看到！”

在這個案例中，孟嘗君開頭確實損失了“利”（債券）卻得到了“義”，這對于管理者來說是最大的利，而且看過史書《戰(zhàn)國策》的人都知道，孟嘗君更大的利還在后面呢。后來齊王聽說孟嘗君在薛邑深得民心，受到人民的擁護與愛戴，便覺得孟嘗君是個真正的人才，于是又請他回去做齊國的宰相。這個故事是義可以生利的最簡單最通俗的案例。

就自古以來，就是人的天性，“商人重利”更是理所當(dāng)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利”不是商人的全部，如果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拋棄了法律和道德約束，那么，不是最終把企業(yè)帶到了法庭上，就是把老板本人送到了監(jiān)獄里。因此，企業(yè)的領(lǐng)導(dǎo)人和管理者既要通過有效的方式去獲取利潤，又要特別注重自身的品格。品格在內(nèi)，“名聲”在外，“利”便在其間，回環(huán)曲折集于每一位身在商海中的搏浪人之手。

企業(yè)在不缺德、不違法的前提下，可以光明正大地講掙錢，理直氣壯地賺大錢。根據(jù)“見利思義”原則，即要求經(jīng)營者必須遵守國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門歪道，進行走私活動、偷稅漏稅、貪污盜竊、侵吞公款、販賣毒品、拐賣兒童等犯罪行為。要求國家和個人只能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對社會和人類有益的企業(yè)，任何不利于社會發(fā)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企業(yè)和產(chǎn)品都不應(yīng)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同時，要求商人在經(jīng)營中只能賺取合法合理的利潤，不能以假冒偽劣產(chǎn)品去搞不正當(dāng)競爭或以違法行為來獲取利潤。這就為現(xiàn)代儒商指出了一條正確的價值取向之路，賦予儒商以崇高的道德價值。

清代的胡雪巖是中國唯一的一位紅頂商人，他是中國商界人士的典范。熟悉其歷史的人都知道，胡雪巖起初只不過是信和的小跑堂，他是怎么從一個小跑堂一躍成為清末鼎鼎有名商人的呢？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經(jīng)商天才外，很重要的一點在于他能夠很好地平衡好“義”與“利”之間的關(guān)系，并且有的時候?qū)ⅰ傲x”放在“利”的前面，行義養(yǎng)、揚善心的結(jié)果。在這兒我們就不過多地敘說其到底行過多少義養(yǎng)，只是著重地敘述一下他修建碼頭義渡的事。

胡雪巖的家鄉(xiāng)有條江，古稱為浙江，后改名為錢塘江。是浙江的第一大河，也是東南著名的河川。它發(fā)源于皖、浙、贛各省交界之處.流入杭州灣，黃山以下干流頓溪至梅城段稱為新安江。梅城至浦陽江口叫富春江，浦陽江口至澉浦稱為錢塘江。而錢塘江潮也是四海聞名的杭州十景之一。

19世紀(jì)，錢塘江的江面寬達18里。每逢春秋多雨季節(jié)，上游更是水流湍急，驚濤拍岸。且江中流沙多變，歷來使航旅畏途，這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不便。晚清時，杭州錢塘江上還沒有一座橋梁，錢塘江兩岸的人們只能乘舟渡江，浙江紹興、金華等“上八府”一帶的人進出杭州城都要從西興乘坐渡船，到望江門上岸。當(dāng)時杭州城有一個著名的藥號——葉德堂就設(shè)在望江門街上，所以生意非常興隆。而胡雪巖開辦的藥店胡慶余堂設(shè)在河坊街大井巷，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的顧客光臨，很少有“上八府”一帶的顧客登門。

為了解決兩江旅客渡江的困難，同時改變胡慶余堂的經(jīng)營狀況，胡雪巖決定在錢塘江開設(shè)義渡。為此，胡雪巖帶人親赴碼頭和錢塘江沿岸進行實地考察。他了解到從西興乘船過江，航程長，江上風(fēng)浪大，容易出危險。于是他選擇在三廊廟附近江道較窄之處，興建義渡，把船碼頭“搬了過來”，讓“上八府”的客商改道由鼓樓進入杭州城。

碼頭在胡雪巖的親自督辦下，很快就修好了。胡雪巖又出資購買了幾艘大型渡船，不僅可載人，也可以載牲畜及車輛。最重要的是免費過渡，上八府的人無不拍手稱快。

胡雪巖修建碼頭免費義渡后，受惠的人不可勝數(shù)，他的名聲遠播，“胡大善人”之名越傳越廣，也使得胡慶余堂在上八府的顧客中聲望大為提高。上八府的旅客改道由鼓樓進入杭州城，胡慶余堂的地理劣勢一下子被扭轉(zhuǎn)過來了，自此，胡慶余堂的生意越發(fā)紅火了。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了解了“義”與“利”之間的關(guān)系，并且知道了利是附著義而產(chǎn)生的，推動了“義”，“利”將會無所依人了。“功自心誠，利以慈來”所講敘的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企業(yè)要想做大做強，就一定要本著“義以生利”的原則，為自己的員工著想，為自己的對手著想，為自己的伙伴著想，為整個社會著想，也就是為自己的未來著想。商人可以外表圓滑，但內(nèi)心一定要方正，面對“利”的誘惑，理智地站在“義”的角度思考問題，才能最終贏得真正屬于自己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