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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老教材重出江湖贏得喝彩

        時間:2023-03-07 理論教育 版權(quán)反饋
        【摘要】:時隔80年,《開明國語課本》的編寫今天依然具有先進、端正的教育理念。豐子愷的兒童本位思想更是來得徹底。葉圣陶和豐子愷把這種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投射到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工作中,編寫出了具有兒童本位色彩的生動教材?!堕_明國語課本》所以能療治“教材病”,除了它的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還有它所采用的兒童文學這一方法。小學“語文課本必得是兒童文學”,并非是葉圣陶一人之見,而是當時小學教育界的普遍共識。

        第三節(jié) 民國老教材重出江湖贏得喝彩

        據(jù)上海東方網(wǎng)2010年12月15日消息:一本80年前由一代大家葉圣陶編寫、豐子愷插畫的小學語文課本——《開明國語課本》在國內(nèi)迅速走紅,一時間洛陽紙貴,上海書城一周之內(nèi)就賣出了1500本。由于出版社印數(shù)有限,不少求書心切的讀者只能到網(wǎng)上高價訂購。有商家甚至以260元的高價出售復印版,價格漲了10倍。記者昨日從上??萍嘉墨I出版社獲悉,目前已緊急加印10萬套,但仍難以滿足雪片般飛來的訂單。1932~1949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這套原名為《國語課本》的初等小學用書共八冊,解放前共印40余版次,發(fā)行逾7000萬套。

        人大國學院專家李林林認為,現(xiàn)在社會生活壓力大,人們追求金錢,對信仰缺失,國學熱也是對信仰的一種回歸。尤其在現(xiàn)代家庭,孩子習慣了家長傾其所有的奉獻、付出,很少有分享、謙讓、合作等體驗,國學中所蘊含的一些誠信、孝義等理念恰好能給予彌補。針對小學生的國學教育應注重:能有效地把國學內(nèi)容體現(xiàn)出來,不要太生澀,讓孩子不易理解。應選擇孩子易于接受的形式,如針對幼兒應采取玩游戲,講故事為主;小學生應采用一些與孩子日常生活貼近的內(nèi)容,如吃飯、與鄰居打招呼等,注重日常習慣培養(yǎng)。開明版課本正是使用通俗的白話文,將一些傳統(tǒng)理念滲透其中,娓娓道來、循循善誘,不失為國學啟蒙教材的一個范本。

        北京十五中校長邰亞臣對以《開明國語課本》為代表的老課本重受追捧現(xiàn)象很關(guān)注,談到這些課本帶給他的感受時,他用了一個詞:溫暖。在他看來,這些跨越了80年的老教材為何還能散發(fā)魅力,就是因為它的編寫有一條清晰的線索貫穿始終,教材中滲透著公平、正義、自由、愛與被愛等最基本的社會價值觀,處處體現(xiàn)生命間的微妙關(guān)系,展示人與人、人與動物之間的聯(lián)系。而反觀現(xiàn)在的教材,為何屢遭批判?看似有標準實則沒有標準。一會兒這個主題,一會兒那個主題,標準多了反而不知道遵循哪一條。作品間相互呼應的東西太少,過于專注于應試教育。

        上海市高安路小學、上海師大第一附屬小學曾以此作為課外讀本?!皫缀醪挥媒?,孩子們一讀就能成誦。”一位老師舉出佐證,如《綠衣郵差上門來》一文:“薄薄幾張紙,紙上許多黑螞蟻。螞蟻不做聲,事事說得清?!焙喍痰膸拙湓?,充滿童趣,也讓孩子們對信的認識變得鮮活起來。而反觀現(xiàn)有語文教材,編者們把自己想要灌輸給孩子的東西編寫進教材,引導教師按同一個模式教學,造成教學形式僵化以及學生學習興趣的缺失。

        開明課本均出自葉圣陶先生的手筆,有的是創(chuàng)作,有的是再創(chuàng)作。課本中的文字采用學生喜歡的手寫體,全部由豐子愷先生親筆書寫。豐先生還給每一篇課文精心繪制了插圖,插圖不僅僅是文字的說明,還能起到啟發(fā)思考和想象的作用,圖畫與文字融為一體,相得益彰,使教材錦上添花。一個是大作家,一個是大畫家,他們能為小學教材傾注這么大的精力,這在中外教材編寫史上不說絕無僅有,也恐怕是很少見的。在現(xiàn)行的小學語文教材編寫隊伍里,已經(jīng)無法覓得如此水準的編寫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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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明國語課本》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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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明國語課本》中的一課

        時隔80年,《開明國語課本》的編寫今天依然具有先進、端正的教育理念。作為教育家,葉圣陶和豐子愷都持有兒童本位的兒童觀。1921年,葉圣陶在《晨報》副刊上連載《文藝談》(共發(fā)表了40則),他說:“我想我們不能深入兒童的心,又不能記憶自己童時的心,真是莫大憾事。兒童初入世界,一切于他們都是新鮮而奇異,他們必定有種種想象,和成人絕對不同的想象……文藝家于此等處若能深深體會,寫入篇章,這是何等美妙。”豐子愷的兒童本位思想更是來得徹底。他在《告母性》一文中說:“人間最有靈性的是孩子?!比~圣陶和豐子愷把這種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投射到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工作中,編寫出了具有兒童本位色彩的生動教材。

        現(xiàn)行教材缺少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很少考慮到兒童文化的人文性,因此與小學生的心靈常常相隔膜,這應該是中國小學語文教育進一步深化改革所設(shè)定的主要方向。在《開明國語課本》中,既蘊含著兒童本位的理念,也蘊含著許多兒童本位的編寫實踐,當然能夠療治缺少兒童本位理念的“教材病”。

        《開明國語課本》所以能療治“教材病”,除了它的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還有它所采用的兒童文學這一方法。1980年,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向一些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約稿,編輯出版了《我和兒童文學》一書。葉圣陶撰寫了與書名同題的《我和兒童文學》一文,他在歷數(shù)自己的兒童文學作品時,說道:“在兒童文學方面,我還做過一件比較大的工作。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時間,編寫了一部《開明小學國語課本》,初小8冊,高小4冊,一共12冊,400來篇課文。這400來篇課文,形式和內(nèi)容都很龐雜,大約一半可以說是創(chuàng)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據(jù)的再創(chuàng)作,總之沒有一篇是現(xiàn)成的,是抄來的?!笨梢姡~圣陶的《開明國語課本》實際上也是他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

        葉圣陶這樣編寫小學語文教材,是出自他明確的小學語文教材觀:“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于培養(yǎng)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須符合語文訓練的規(guī)律和程序。但是這還不夠。小學生既是兒童,他們的語文課本必得是兒童文學,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樂于閱讀,從而發(fā)展他們多方面的智慧。當時我編寫這一部國語課本,就是這樣想的。在這里提出來,希望能引起有關(guān)同志的注意。”

        小學“語文課本必得是兒童文學”,并非是葉圣陶一人之見,而是當時小學教育界的普遍共識。世界書局1933年版《國語新讀本》的主編、語文教育家吳研因1935年撰寫的《清末以來我國小學教科書概觀》一文就說:“有人提倡兒童文學,他們以為兒童一樣愛好文學,需要文學,我們應當把兒童的文學給予兒童。因此,兒童文學的高潮就大漲起來,所謂新學制的小學國語課程,就把‘兒童的文學’做了中心……據(jù)教育部去年擬了問題發(fā)交各省市小學教育界研究的結(jié)果,小學教育界仍舊全國一致地主張國語課程,應當把兒童文學做中心。”我們看民國的小學國語教科書的編著者,也不能不對“把兒童文學做中心”一語表示信服。除了《開明國語課本》的葉圣陶、豐子愷,編輯中華書局《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初小)》的黎錦暉,編輯中華書局《新編初小國語讀本》的呂伯攸,編輯商務印書館《基本教科書國語》的沈百英,編輯青光書局《高小國語讀本》的趙景深以及為其做校訂的周作人,都是知名的專家學者。

        比較民國國語教科書,特別是比較《開明國語課本》,還真不能說現(xiàn)行的教科書編寫是“把兒童文學做中心”。這不僅表現(xiàn)在編寫隊伍中幾乎沒有真正能夠把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教育有機地整合為一體的語文教育專家,而且表現(xiàn)在教材嚴重缺乏優(yōu)質(zhì)的兒童文學資源,收入了大量似是而非的、短小輕薄的所謂教材體“兒童文學”。今天,如果想從《開明國語課本》中取得借鑒,卻不能發(fā)現(xiàn)其源頭活水就是兒童文學,則不能說我們已經(jīng)真正體味到了這套教材的價值,也就不能療治現(xiàn)行教材的弊病。

        同時《開明國語課本》成功的環(huán)境也不容忽視。嚴格說來,《開明國語課本》只是當時廣受歡迎的教材之一,另外一些教材因為也有鮮明的特色,同樣不乏大量使用者。出版這些教材的機構(gòu),無論是推出《開明國語課本》的開明書店,還是如商務、中華等另外的大牌書局,都屬于民營出版機構(gòu)。這些天生要為利潤角逐的企業(yè),為了在教材這個大市場中搶占先機,爭得主導地位,不得不精益求精,力爭運用自己的資源,組織最好的班子來編寫教材。因為那不是一個教材定于一尊的時代,學校在采用什么教材的問題上擁有自主權(quán),任何出版機構(gòu)都無法依賴“指定”而獲得訂單。在這種開放競爭的格局之下,沒有人也沒有出版機構(gòu)敢于粗制濫造,除非誰甘心被市場淘汰。這正是雖處內(nèi)憂外患之時代,出版商和教育家們還能推出以《開明國語課本》為代表的精品教材的關(guān)鍵。

        老教材的走紅,繼之而起的是新一輪對語文教材的批評之聲?,F(xiàn)在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所謂“目前全國師生對目前使用的教材還是基本滿意的”說法真的只能姑妄聽之。幸運的是,仍然有專家坦率指出了現(xiàn)行語文課本的“四大缺失”,即經(jīng)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這些缺失,無一不在現(xiàn)行教材中得到對應。

        為什么會有這些缺失?這也許是當下并不適宜糾纏的問題。能否避免這些缺失?老教材的成功經(jīng)驗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雖然現(xiàn)在可能沒有葉圣陶、豐子愷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但以中國之大,提供幾個編寫家長和孩子們喜歡的語文教材的人才應該是綽綽有余。所有的困難也許只能歸結(jié)為一個,即如何讓這些人才脫穎而出,負起編寫教材的責任?恐怕只有一個辦法,恢復教材編寫出版的開放競爭格局。

        只有開放競爭才能保證教材的生命力,教育主管部門對此似乎也有所認識,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就表示,目前僅小學的語文教材就有十幾套,初中的教材就有八九套,言外之意已經(jīng)夠開放的了。和過去只有一套固定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相比,這誠然是一個進步,但表面的競爭卻并未改變事實上的一統(tǒng)格局,一個重要標志是某種教材是否成功和受歡迎,并不是由市場、家長和受教育者自己來評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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