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們在第二章中對于上海住房市場發(fā)展的描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住房在上海的都市空間中位置變得日益醒目。幾乎與此同時，更多家用技術相繼流通于消費市場，經(jīng)由市場流通，錄像機、個人電腦、更大型和更多功能的電視機、寬帶聯(lián)網(wǎng)等漸次在家居這個私人領域中出現(xiàn)。這樣的變化，從電視進入家庭開始，反映在媒體研究領域，是人們開始將住房(household)作為一個媒體使用和消費的基本地點而展開的研究，如戴維·莫利(2005，英文版是1986)、詹姆斯·羅爾(Lull，1980)等在日常生活場景中考察人們?nèi)绾蜗M媒體。循此路徑，學者們開始考察將新技術引入家居對于意義制造和日常生活所產(chǎn)生的影響。

這個研究路徑首先體現(xiàn)在英國學者羅杰·西爾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所引領的名為“信息與傳播技術的住戶使用”(Household Us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的研究項目。通過這項研究，西爾弗斯通和他的同事赫希(Hirsch＆Silverstone，1992，p．20 21，也可參見西爾弗斯通，2004)提出了媒介技術家庭使用和消費的四個步驟:技術在被購買的時候即被調(diào)用(appropriated)，放置在住房中是對象(或客體)化(objectification)的過程，繼而通過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對它的使用而整合(incorporated)進家居，完成了最后的轉換(conversion)，即將媒介作為家居和日常生活中創(chuàng)造意義和技能的基礎設備或手段之一。換句話說，這樣的四個步驟分別描述了對如下問題的回答:①信息傳播技術進入家居的過程是如何實現(xiàn)的?②這些技術又是如何在實體意義上(同時也是象征性地)得以落戶于家中的?③它們?nèi)绾伪患{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及其時間結構當中?④我們?nèi)绾握故就ㄟ^購置這些技術以及在日常家居生活中使用它們而建構的自我，即進行自我的呈現(xiàn)和社會的交往?在這樣的分析中，家居成為一個動態(tài)體系的微觀宇宙，與其外的更加宏觀的力量互動。在這個體系中，特定的傳播方式或媒體使用成為跨越私人和公共空間的必要橋梁，人們通過將媒介技術整合進家居、日常生活而獲得在家居這個私人領域之外展開社會交往的主體。

這個理論取向也因此與梅羅維茨(2002)在《消失的空間感》一書中所呈現(xiàn)的空間意識不同。譬如，采取上述“家居化”(domestication)的研究視角，肖恩·莫瑞斯(Moores，2004)認為，空間/地方?jīng)]有消失，而是經(jīng)由了媒介使用這一實踐行為而變得多重化(pluralised)。換句話說，在家居這個具體的日常生活場景中，人們部分地通過對媒介的使用和消費而重構了家居內(nèi)的實踐，從而形塑了家的邊界以及與其他社會和文化空間的相互關聯(lián)。由此，人們并沒有失去家居的體驗，而是拓展了家的空間。從我們在上一節(jié)所呈現(xiàn)的被訪者們所采用的語言、形象、理念，我們可以經(jīng)驗地觀察到，他們演繹其主觀能動性的原材料多來自于媒體，經(jīng)過了他們對媒體的消費和使用。也就是說，他們的演繹經(jīng)過了媒體及其再現(xiàn)的“中介”。接下來，結合莫利和西爾弗斯通(Morley＆Silverstone，1990)以電視研究為例所展開的理論闡釋，以進一步理解家居化和中介化這兩個概念及其應用。

在莫利和西爾弗斯通看來，電視是家庭使用的信息和傳播技術中的一種，我們需要采用兩種方式再場景化(re-contextualize)對它的研究:一是電視的觀看，它不僅包括了電視節(jié)目或頻道的內(nèi)容呈現(xiàn)，而且也包括了不同媒體和功能的選擇(譬如，被動觀看的放松vs．通過主動選擇或互動而獲得的娛樂);另一個是各媒體之間——尤其是新舊媒體之間——的關系。新的媒介技術出現(xiàn)，并不是取代了原先的媒體使用，而是新舊媒體整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整體的使用環(huán)境。這種整合，恰是當今都市中產(chǎn)營造其家居的重要內(nèi)容。這里包括在傳播模式或種類上的整合以及因為媒體的家庭使用，家庭關系或是居家的生活機制也因為新媒體技術的引入而得以再定位(re-located)或是再場景化(re-contextualized)。譬如，錄像或是付費觀看技術的出現(xiàn)，使得原本可能會出現(xiàn)的關于是觀看電視節(jié)目還是參加戶外運動的家庭協(xié)商，變成了(或者包括了)關于觀看直播的電視節(jié)目還是錄下來以后再觀看的協(xié)商。

在莫利和西爾弗斯通(Morley＆Silverstone，1990)研究中，電視的觀看發(fā)生在私人的和密閉的家里，即在家居內(nèi)發(fā)生的、構成家居這個社會場景的微觀社會互動當中。它是一種消費行為，也是一個基于私密和以私人為導向的社會文化實踐，但是，它又經(jīng)由了市場形塑和操作這個更大的結構性模式的結構。因此，對于電視收看的理論解讀，是試圖回答這樣的研究問題:電視收看如何被鐫刻在“日常生活的常規(guī)路徑”當中，并且“交織”了“家居的和公共的話語”(p．33)?更進一步的理論問題是，“日常生活世界的物質性”如何經(jīng)由受眾的實踐活動，而鐫刻于使然這些活動及其所發(fā)生的家居環(huán)境當中?也就是說，莫利和西爾弗斯通提出的其實也是如下文化社會學的理論問題:沉淀了社會文化關系同時又由這些關系所界定的“家居”，如何通過人們在這個“家居”場景中的活動，而中介了(mediated)文化產(chǎn)品(如電視節(jié)目等媒體產(chǎn)品)消費，以及這種消費活動所可能制造的意義^[2]?

在此基礎上，他們?nèi)绱私缍藗髅郊夹g的家居化(domestication)^[3]:家居化或者說“馴化”一種媒體技術，不僅指的是作為物件的媒體設備在家居空間內(nèi)的擺放，以及將對其的使用納入到家居實踐活動當中，而且更進一步，它指的是將媒體及其功能整合進一個更加寬泛的結構性布局當中。這樣的時空布局，鐫刻了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的各種關系(譬如對“隱私”的定義以及尊重隱私的行為規(guī)范，對性別在家居和社會關系中的角色區(qū)分以及與之對應的行為規(guī)范，等等)，并且同時也是為這些宏觀的關系所界定。由此，家居——“在家中”——成為個體的媒體使用實踐與更大的結構性場景之間相互勾連的一個微觀落點。也因此，莫利和西爾弗斯通認為，研究家居內(nèi)擺放和使用媒體技術的過程，在更廣泛的層面上，也就是要分析“日常生活軌跡的維持”，以回答關于“社會秩序建構過程”的問題(p．38)。

在全球化的時代，媒體的家庭使用跨越著本地與全球、私人與公共、工作與休閑等一系列的二元區(qū)分。這個過程又是通過結構性的力量，即:①國家(如對“家庭觀看時間”或“兒童觀看的節(jié)目”等的統(tǒng)一認定并在此基礎上生產(chǎn)出相應的電視節(jié)目或對電視播放作出相應的編排);②商業(yè)利益(如，通過媒體公司創(chuàng)造的電視節(jié)目播放和收看的“同時性”，市場經(jīng)營者創(chuàng)造并宣傳的所謂休閑的“品質”)這些力量結合的結構。而某種程度上，媒體技術的家庭使用，一方面是外在力量對于家居實踐活動和關系的結構化;另一方面也是個體對于這一外在力量的抵制，是他們保護自主權、隱私和自由而展開的社會實踐。

概括上述分析，“家居化”這個概念所強調(diào)的是(媒介)技術的社會形塑過程。打個比方，這就是將新的、“野蠻的”(媒介)技術改造為“馴化了的”和熟悉的日常設施的過程。這一自然化和馴化的過程，也是一個減少危險、加強控制的過程。而家居空間內(nèi)的媒介使用和消費，不再是家居生活的補充，而是家庭生活的構成部分。也因為這樣的思路，莫利(Morley，2006)稱自己開始將研究關注到家居內(nèi)、外環(huán)境之間的聯(lián)系，以更好地把媒介的消費形式和消費者生活中的物質地理環(huán)境相聯(lián)結。

既然家居是人們主觀能動地創(chuàng)造或營造的結果，它當中沉淀了特定的社會和結構關系，而且媒體使用和消費發(fā)生于這個場景，那么，這個場景中人們所鐫刻的結構性關系——包括日常生活的節(jié)奏——將如何中介媒體呈現(xiàn)內(nèi)容的獲取?以下，我們將通過對訪談資料的解讀回答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