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村的勃興，功在徽商。明成化、弘治之際，徽商已成氣候，并獲得了大量的商業(yè)利潤。但與此同時，社會商品流通量的增加卻十分緩慢，使得商業(yè)資本與社會商品流通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額，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徽商獲得的大量商業(yè)利潤很難在產(chǎn)業(yè)上找到出路?；丈讨荒堋耙阅┲仑?，用本守之”，將大量的商業(yè)利潤流歸故土，購田地、建祠堂、修園第，使得明清時期的許村盛極一時。隨著許氏人口的不斷增加，聚居地也不斷擴大（如圖2－5）。

圖2－5　許村盛期村落示意圖

以南宋到明初這一階段的發(fā)展為基礎，許村從明成化至清道光間步入了鼎盛時期。明嘉靖年間，許村已是“里生日繁，貲業(yè)充盛”（《新安歙北許氏東支世譜·處士萬竹許公行狀》）。明隆慶三年（1569）編的《新安歙北許氏東支世譜》是這樣描繪許村的：“在城北四十里，平疇沃壤不啻數(shù)千畝。四山環(huán)合如城，第宅櫛比鱗次，皆右族許氏之居焉?！笨梢姰斈暝S村的盛況。這一時期許村誕生了一大批富商，在已見族譜中就介紹了18位，當然也包括當時頗有影響的汪氏和何氏家族。他們經(jīng)營范圍遍及大江南北：蕪湖米市許姓多，興澤茶葉許村一條街，金華紙業(yè)皆為許。此外，在典當、木材、漆料、鹽業(yè)等行當，許村人都有不俗的業(yè)績。

明中葉，除了陸路貿(mào)易以外，許村人也開始了海上貿(mào)易。由于明朝政府政策的不穩(wěn)定性，導致從事海上貿(mào)易的這一利益集團處于很尷尬的地位。他們一會是商，一會是盜?！霸S氏海商集團”就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人物有許辰江、許本善等人。

許村的這些富商，大多數(shù)是樂善好施的仁義之士。他們帶著大量的資金返回故里，除了為自己購置田產(chǎn)以外，還拿出一部分資金來用于公共事業(yè)。其他方面已無從考證，但保留至今的一些標志性建筑幾乎都誕生于這一時期，總計建筑34座。建于明清鼎盛時期且尚存的有20座，它們分別是：橋梁三座，皆為明代所建；牌坊六座，明代四座，清代二座；亭三座，井三眼，都為明代所建；社屋一座；民宅四座。祠堂39座，其中吳氏2座，何、汪、宋氏各一座，其余分屬許氏東西二十門。這些建筑的修建資金，絕大部分源于富商的捐助。另外，許伯升長子許都福開始出資鋪設東升村中的石板路。其后許社鑒等相繼出資，以石板鋪設村中各處道路。這里還要指出的是，有些公用建筑不是一建了事，還須購置公田，通過收取田租來維持運轉。比如，橋有橋田（俗稱“橋會”），許村申角口的二畝四（田名），就是塘頭橋的橋會。它的田租收入就是專用于支付塘頭橋維修的費用。還有茶亭，永濟亭直到新中國成立前都免費為行人提供茶水，這是每天都要支出的，這筆費用就來源于“亭會”。這里每一個祠堂都有“族田”，新中國成立前，許村范圍內(nèi)有1　000多畝都是公田，且大部分都為“族田”。修建祠堂、購置族田是這一時期投入最多的一項。

在以“九子十三孫”為人生榮耀的傳統(tǒng)社會，社會的長期穩(wěn)定，必然導致人口的快速增長。到明代中葉，許村人口與土地的矛盾又一次凸顯。明英宗正統(tǒng)五年（1440），許村已成為“千灶萬丁”的歙北重鎮(zhèn)。據(jù)種福廳碑記載：許村人均田地不足半畝，實難飽腹。這時，許村周邊能開墾的荒地都已開墾。人們只有把目光投向稍遠一些的昉、升溪源。于是，各支祠合議墾荒昉、升溪源。這次墾荒規(guī)模更大，20多里的昉、升溪源，在東西二支18個支祠的合力開墾之下，不久就出現(xiàn)了“童山濯濯”的場景。荒地是得到了墾殖，卻出現(xiàn)了“毀林造地，雨即成災”的惡果。昉、升二溪的大小七條溪澗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淤阻，山洪暴發(fā)，淹沒半個許村。《四義壩記》云：小雨小災，大雨大災，山洪毀地。疏浚河道，就成了令人頭痛的一件大事。許氏富商許從仁、許從義、許從禮、許從智四兄弟傾其所有，捐銀十萬兩，疏昉溪源三里河道，砌石壩四里以護村莊。許氏兄弟亡故后，村人建“四義祠”以褒其義舉，祠內(nèi)懸府縣褒獎金匾，許國為其撰《四義行狀》。后至清順治年間（1644—1661），歙縣縣令宋希肅又主持了許村河道的疏浚工作，許村人為了表達感激之情，在善德橋北岸樹碑一塊，上面刻著“宋公河”三字，該碑直到1957年修城許公路時才拆毀。

“‘富’字‘田’打底?！睘榱吮ＷC田地的豐收，這一時期在水利建設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迎祥堨、小堨、廟前堨、青山堨等許多有名的堨渠在這一時期都得以重修和擴建，這些堨渠至今依然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清代許明哲在中昉嶺掘塘八座，以解山田灌溉之需。

許村的這些變化還與徽州的北向通道——箬嶺官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條千年古官道，由唐越國公汪華在隋末鑿山開通，至明代，更是連接古徽州府和安慶府的重要驛道?；丈膛d起后，它便成為運輸糧食、鹽和山產(chǎn)的交通要道，過往行人絡繹不絕。許村也憑借這條官道，成為市肆殷繁的水陸轉運碼頭。

這一時期的文教與科舉入仕，也同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南宋時期“聲名郡邑”的“雙桂堂”重建以后，許德紹及其后人延師訓子。明嘉靖年間，許琯告老還鄉(xiāng)后，在泉澤建“白果書院”，大興學風。同為嘉靖時期，許思敬筑“會中精舍”。邑內(nèi)的許多名人都曾會聚于此，相互吟詩應和。明嘉靖年間的“四山樓”培養(yǎng)了許國、許佐。此外，還有一些不見經(jīng)傳的私塾和義塾。

這一時期許村共有27人中舉，53人出任公職，這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明弘治到清道光之間。這一時期還留下了許多詩文集?，F(xiàn)存于大宅祠的“云溪堂叢帖刻石”，是這一時期刻石藝術的代表，它是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前后，由大宅祠后裔許世魁匯刻于吳郡，后運歸許氏故里，鑲嵌于祠內(nèi)而流傳至今。

在明弘治至清道光近四百年間，許村的發(fā)展到了鼎盛時期。這里文風昌盛，教育發(fā)達，誕生了一批學者、官員和富商。箬嶺官道的繁榮，客觀上也促進了許村的經(jīng)濟繁榮。許村也憑借這條官道，成為商賈云集的水陸轉運碼頭，成了名副其實的歙北重鎮(zhè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