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輿論預警與輿情分析

輿論的預警功能是指政府從社會輿論中及時把握社會動態(tài),認識社會可能出現(xiàn)的危害,以便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社會不僅發(fā)生腐敗和各種犯罪案件,而且隨時發(fā)生群體事件、恐怖襲擊、經(jīng)濟和政治的不良運行或重大的自然災(zāi)害,從社會或媒介輿論中得到預告,及時采取措施預防對社會的破壞,是維護社會安全的首要步驟。政府是否意識到社會即將發(fā)生某種危機,取決于能否正確分析輿情,提前捕捉輿論信號。民間輿論和媒介輿論能提供重要的輿情,為政府判斷社會重大事件的發(fā)生提供準確的預測。

忽視這種預測,給各國政府及其相關(guān)部門造成被動,甚至構(gòu)成致命的威脅是屢見不鮮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前一年,多種國際輿論顯示,西方的反華勢力同藏獨、疆獨分子相勾結(jié),醞釀破壞這次奧運會。2007年3月“支持西藏獨立國際網(wǎng)絡(luò)”在西方人權(quán)組織、記者無國界組織的煽動下向西方國家發(fā)出信息,要求抵制這屆奧運會。5月,國際人權(quán)組織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布魯塞爾召開了“世界支持西藏獨立代表大會”,由315人出席的這次會議制定了破壞北京奧運會境外火炬?zhèn)鬟f的行動計劃。這些反華、反奧輿論在西方媒體大量傳播,預示北京奧運將充滿一場破壞與反破壞、抵制與反抵制的激烈斗爭。輿論預警的事件終于在2008年3~4月發(fā)生了,“3·14”拉薩的暴力事件震驚中外,奧運火炬的傳遞在雅典、倫敦、巴黎、舊金山和東京遭到藏獨分子搶奪和肢體攻擊。

輿情反映社情,輿論構(gòu)成社會預警系統(tǒng),依賴于無數(shù)監(jiān)視眼和感受器。每個輿論人都長著一雙近距離觀察社會的眼睛,每個媒體都是搜集重要意見的社會感受器,二者的互動與理性推斷,揭示出許多社會隱蔽的趨勢。輿情就是政情、社情乃至災(zāi)情,社會中任何奇異的動向都能引起人們的議論,告訴人們即將發(fā)生什么,其中包括神秘的自然現(xiàn)象。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前,綿竹有近萬只蟾蜍過路,宜賓出現(xiàn)11個天坑(地層陷落的大坑),湖北恩施一個水塘幾百噸水消失了,都江堰魚塘里的魚不停地往上跳,震區(qū)上空出現(xiàn)了地震云……這些異?，F(xiàn)象引起人們的議論,報紙作了報道,民間人士推測:要發(fā)生大地震了。

輿論預警系統(tǒng)對自然災(zāi)害的預測帶有模糊性,即它預言災(zāi)害必然發(fā)生,但在什么時候、什么地點發(fā)生,災(zāi)情嚴重到什么程度,無法作出精確的預報,這需要以科學手段進行實地考察與研究。自然災(zāi)害的輿論預測和科學檢測結(jié)合起來,才能使輿論的預警系統(tǒng)達到科學化。

以輿論預警證實某種必然性具有可行性,是指它預示的結(jié)果一定能夠發(fā)生,因為任何事物的外顯總是表現(xiàn)為一定的征兆,由一系列現(xiàn)象表露出事件可能導致的結(jié)果。大量相關(guān)現(xiàn)象的集中和頻繁出現(xiàn),引起人們的議論,正是輿論對事件發(fā)出的預告。只有遇到相克的因素,事件才會改變原來的趨勢,而在相克因素的作用下,事件的現(xiàn)象不再增長,隨后逐漸減少以至消失,就不會引起較多的人的議論。因此,輿論預警不能依據(jù)人們的零星或短暫議論為根據(jù)。

輿論預言并非憑空想象,而是有充分事實根據(jù)的,輿情就來自這些事實。普遍性的社會輿論都來自充分的事實,它的存在與發(fā)展是不可掩蓋的,只要社會存在某種不祥之兆或某種有害傾向,輿論絕不會視而不見或沉默。全面、正確地考察、分析輿情,再以科學手段進入精準化研究,使輿情分析達到精確的預測成為可能。

本章內(nèi)容的重點:

1.社會輿論具有哪些資源。

2.社會輿論的五大功能。

3.怎樣發(fā)揮社會輿論的功能。

4.社會聲譽管理的規(guī)則。

5.社會輿論各種功能實現(xiàn)的障礙。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頁。

[2]Hardwood L.Childs,Public Opinion:Nature Fomation and Role,Nostrand Company Inc.,1965,pp14~26.

[3] [美]斯蒂芬·霍爾姆斯:《反自由主義剖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頁。

[4] [美]斯蒂芬·霍爾姆斯:《反自由主義剖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頁。

[5]Hans Speier,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LV,No.4 January 1950,pp.376~388.

[6]Herbert G.Nicholas,Building on the Wilsonian Heritage,in Arthur Link,ed.,Woodrow Wilson,New York & Wang,1968,p.184.

[7]Jerry L.Yeric; John R.Todd,Public Opinion: The visible Politics,Itasca,Illinois: F.E.Peacock Publisher,Inc.1996.p.11.

[8][美]漢密爾頓等:《聯(lián)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wù)印書館1982年版,第44、51頁。

[9][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世界大戰(zhàn)中的宣傳技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

[10]王鳴鳴:《公眾輿論與美國對外政策》,載《國際政治與經(jīng)濟》2002年第5期。

[11]V.O.Key,Jr.,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 Alfred A.Knopf,Inc.,1961,p.10.

[12]毛壽龍:《公共政策的決策成本》,載《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

[13]案例來自《炎黃春秋》1996年第6期。

[14]案例來自《文摘周報》1997年5月11日。

[15]肖克:《“民心工程”別離民心太遠了》,《發(fā)展》1997年第1期,第7頁。

[16]見《“文學大師”沈從文聲譽沉浮始末》,《中華讀書報》2004年10月24日。

[17][美]戴維斯·揚:《創(chuàng)建和維護企業(yè)的良好聲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18][美]杜·紐薩姆和艾倫·斯各特:《公共關(guān)系與實踐》,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