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傳播是人類的一種活動，因而政治傳播的主體說到底是人。這看起來似乎是個毋庸置疑的常識，其實不然。比如，長期以來，傳播學中雖然大量論及傳播的主體問題，但卻幾乎不使用“傳播主體”一說。突出地表現(xiàn)出傳播學對“傳播”的某些偏執(zhí)。

在傳播學之父施拉姆之前，被公認為“構建了傳播學學科框架”的拉斯韋爾認為，說明傳播行為有一個簡便方法，就是回答“誰？說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向誰？有什么效果？”五個問題（著名的“5W”學說）。在他看來，研究“誰”的學問，主要是探討“激發(fā)和引導傳播行為的諸因素”，被稱為“控制分析”。^[1]而在筆者看來，拉斯韋爾這里的“誰”，本來就是指作為“傳播主體”的人，可是，他卻把對“誰”的研究定位于“激發(fā)和引導傳播行為的諸因素”，這里的“因素”本來也是對“傳播主體”的進一步分析，結果又被他定性為“控制分析”。

拉斯韋爾之后，人們就似乎不再分析“傳播主體”了。所謂傳播的“控制分析”也漸漸遠離了“人”。在傳播學中，有“傳播者”一說。這個說法也是出自拉斯韋爾。拉斯韋爾在談到“大眾傳播”時，使用了“傳播者”一詞，他對“傳播者”的具體定義是：“傳播者，又稱傳播人，是大眾傳播的信息發(fā)布者，由大眾傳播組織及其內(nèi)部工作人員組成。大眾傳播組織包括報社、雜志社、電臺、通訊社等，工作人員包括董事、發(fā)行人、主編、編輯記者等。”^[2]這一定義被沿用至今。

現(xiàn)在中國學者對“傳播者”的定義是：“在傳播過程中負責搜集、整理、選擇、處理、加工與傳播信息?！焙苊黠@，這說的是“傳播者”在做些什么，是“傳播者”的功能，與“傳播主體”還是沒有什么關系。

在“傳播者”的基礎上，庫爾特·盧因把“傳播者”規(guī)定為“把關人”，這是傳播學中直接用“人”來說明“傳播者”的理論。但是，盧因的“把關人”遍布整個傳播過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完全失去了主體的標準和意義，因而“把關人”也不能被理解為“傳播主體”。這期間，有人把“把關人”理解為“守門人”，這與“傳播主體”的含義相去更遠了。

現(xiàn)在對于“傳播”的研究，存在“見物不見人”“只見過程不見主體”的嚴重偏執(zhí)。在一些研究者看來，傳播過程是不能用“主體—客體”模式來分析的，他們認為傳播過程“無所謂主體與客體”，是一個“無頭無尾”的“截斷面”，是一種沒有主客之分的“場”。這些觀點不認為只有人才是傳播中的主體，比如，媒體就可以是主體等?？梢钥闯觯捎趯Α皞鞑ァ比狈φ軐W高度的審視，強烈的過程意識完全埋沒了主體意識。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較早研究政治傳播的邵培仁先生，在其主編的《政治傳播學》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人是政治傳播的起點與終點”的觀點：“人，政治傳播的關鍵。政治傳播，總是人在傳播，人在受傳。從傳者到受眾的路上，不論是作為起點的傳者、作為終點的受眾，還是在傳播過程中作為濾網(wǎng)的中介者，都是人。因此，政治傳播過程中的人，就不能不是政治傳播中的一個研究重點。”^[3]筆者認為，這樣的一個道理，不僅僅適應于政治傳播，還適應于所有的傳播。只是在政治傳播中，作為傳播主體的人，其主體地位更加突出，主體意識更為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