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講政治

這些話可能都是老話，但是我想講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要把自己訓練成為有政治頭腦的人?，F(xiàn)在我感受到，我們年輕的學生有一種疏遠政治的傾向，或者說是鄙視政治的傾向，可是新聞工作，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它從來都是政治性、意識形態(tài)最強的一項工作，只是做法不是完全一樣。沒有政治頭腦，充其量是一個文學家。所以提出來政治家辦報不是講官員們去辦報，而是說，要有政治頭腦，現(xiàn)在中央三番五次提出，在新聞院校要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來統(tǒng)領我們的新聞教學。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政治上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事物，思考問題，說明問題。否則，你再有生花妙筆也成不了真正的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

從歷史上看，我們早期的報人，從孫中山、梁啟超，等等，他們本身就是政治家，最近在電視里看紀念辛亥革命的節(jié)目，特別是講到康有為等等，這都不是一般的文人，都是有政治頭腦的，都是政治家。外國也是這個樣子，從我們黨的新聞歷史來看，更多的像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周恩來一直到喬冠華。我最近看到一篇與喬冠華有關的文章，文采飛揚。喬冠華口才文才都特別好，外國人非常佩服，說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新聞家；既是詩人，又是文學家。不懂政治就容易判錯形勢，當不了瞭望者。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弄得很明白、很清楚。清華大學開的一個課叫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開始的時候，有很多人都不理解，連老師都不理解。開這個課，學生認為是什么？兩句話來形容，就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顧”。在課堂上呢，一開始還很不好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說到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大家就相視而笑。意思就是說：“你看，又來了……”但是，后來就慢慢不同了，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同學們不是不能接受政治，只是一些政治都講得很教條——同學們厭惡這個事情；另一個方面的原因是同學們也沒有真正去讀過馬克思主義的那些著作，真正去了解原著以后就會發(fā)生很大的變化。

我們有一個同學，自己管自己叫做“小憤青”——憤怒的小青年，以“小憤青”為自豪。后來學習了這個以后，“小憤青”變得“馬列”了。我說你別在那吹牛，馬列就那么容易啊，讀了兩天就……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最大的本領是什么？是不是有新聞敏感？有文采？我覺得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握大局。把握大局就是要有清醒的政治頭腦，懂得審時度勢。審時！度勢！對形勢作出正確的判斷，然后決定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我特別欣賞成都諸葛亮祠前面的那副對聯(lián)：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zhàn)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它一方面肯定了諸葛亮，一方面又批評了諸葛亮，諸葛亮是鞠躬盡瘁，事無巨細，為國為民的。但他為什么失?。烤褪且驗樗恼晤^腦還不夠。能攻心，攻心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反側自消，各種矛盾就化解了。自古知兵非好戰(zhàn)，真正懂兵事的人不是好戰(zhàn)的人。而不審時度勢呢，就不能觀察形勢，分析形勢，那么你的政策定的寬了有錯，定的嚴了也有錯。用現(xiàn)在的話講就是，左了也錯，右了也錯。不懂得分析形勢，不懂得政治，所以將來要治蜀的人要吸取諸葛亮的教訓。

我原來也不是很懂政治，回到剛剛做新聞工作的時候，我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有兩件事情很典型。一個就是剛進入《東北日報》的第一天，人事處的同事拿著表讓我填表。其中有一欄叫做何年何月參加過革命工作。我看了后，不知道該怎么寫。我跟他說：“我沒有參加過革命?。　彼托α?，他說：“你現(xiàn)在就是參加革命??！你現(xiàn)在為黨報工作了。”我說：“我是黨報的工作者，為黨報工作就是參加革命啊，我還不知道我在參加革命?！敝皇沁@么一件事情，我覺得在座的各位同學像我這么幼稚的不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入社的第一天晚上，總編輯找我談話，他問我在學校讀了些什么書，寫過些什么東西等等。我都一一跟他說了。他說：“你看問題還是有一些文化基礎的，但是作為一個黨的新聞工作者來說，僅僅有這個還不夠，更重要的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認識問題、處理問題。”這些我聽不懂，我說：“總編，請您說慢點，您慢點，我記不下來，你說的立場、觀點……怎么樣的？”

立場、觀點、方法是統(tǒng)一的。首先是立場，你站的是什么立場，就有什么樣的觀點，根據什么樣的觀點，采取什么樣的措施。這個事當時在報社里面?zhèn)鳛樾φ?，說新來的小伙子文筆還可以，但在政治上太幼稚。政治上的錯是一個大問題，這為后來我在政治上栽大跟頭埋下了伏筆。就因為原先頭腦里沒有政治，后來我被打成右派就是理所當然，因為政治上幼稚，就不能在政治上判斷是非，就沒有判斷是非的標準——這是個要命的缺點。反右派斗爭一方面使我遭受滅頂之災，另一方面也使我有了機會去讀一些馬列的、毛澤東的著作。你們現(xiàn)在條件比我們好多了，這些書你們都可以看到，另外你們可以看一些西方的政治觀點的書，那時候我們是絕對看不到的，甚至是美國的、德國的都可以，那時候我們沒有。

那段日子使我逐漸地懂得了在錯綜復雜的歷史背景下判斷自己應該做些什么，不應該做些什么，避免了在政治上的搖擺不定。等到我結束了10年的流放生活回去，大家看到，我會看到一些、判斷一些是非問題。大家說，范敬宜士別10年，判若兩人。這是對我的最高評價，由此我的命運就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最重要的一個契機就是我剛剛去一個月的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開完就提出了一個要給生產隊自主權搞承包的決議，時間隔不長，社會上就出現(xiàn)了一股否定三中全會的“風”。認為三中全會又犯了資本主義傾向，全亂套了，自由市場怎么出來了？本來就是好事，由于長期受“左”的影響，很多人都認為現(xiàn)在農村亂了，這樣下去就要資本主義復辟了。問題非常嚴重（我當時在《遼寧日報》農村部，什么職務都沒有，我連普通的編輯、記者都不是，我下去采訪總要帶介紹信，人事處的同志就很為難，本來介紹信應該寫范敬宜系本報記者或編輯等，但我什么都沒有，也不是記者，也不是編輯，最后寫了個“本報工作人員范敬宜到你處采訪”，當時就是這么個情況），那個時候從省、市，中央也是，北京城及各個地方農村都是這個問題，那么到底是過了頭了，還是剛開頭？我們的改革開放到底要怎么看呢？說起來，大家從觀念上、概念上承認擁護三中全會的路線，但是一到實際中遇到這個問題，就感到很迷惑。這樣子我們做新聞工作的就很為難，因為你每天都要報道，那么你對三中全會是個什么態(tài)度？

后來說，這樣吧，先做調查吧，因為我過去長期待在農村，就讓我到我過去待的地方做點調查。我到了過去待了10年的地方后，縣里的同志對我說:“哎呀，不幸，現(xiàn)在都亂套了，都亂了，一切資本主義的東西都復辟了！”后來我說再下一層到鄉(xiāng)里一層去，就是到公社那一層去，那里的同志說：“哎呀，不行了，我?guī)愕郊幸粚尤タ纯窗?，亂七八糟的東西都開始賣了?！逼鋵嵤莻€好現(xiàn)象，因為長期受“左”的影響，他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后來我說到村里、大隊里頭去吧，大隊的領導對我說：“老范，不行了，我晚上都不敢出門，如果開會的話，我出門得帶個棍子，就怕人家暗算?！弊詈笪艺f到基層去，到老百姓中去，一家一家地去，一家一家地問?！艾F(xiàn)在怎么樣？”“太好了！”回答截然相反，就是一邊說糟的，一邊說好的。我說：“好在哪里？”“好在活起來了，你當初在農村的時候，全都管得死死的，一點自由、自主權都沒有，你看現(xiàn)在放開了，大家的積極性都提高了?！边@時候我就覺得問題很復雜，他們的回答是截然不同的?；貋硪院螅揖驼夷切└刹空劻苏?，說：“你們說到底是好不好，為什么有這樣的不同？”他們都說了實話：“我們幾十年都是按老路子走的，現(xiàn)在這樣子，我們也不好表態(tài)?！本瓦@么個情況，所以回來以后，我沒覺得很難寫，就寫了一篇文章叫《莫把“開頭”當“過頭”莫把支流當主流》，三中全會的政策給中國大地帶來了生機，為什么有這么不同的看法？聽聽老百姓在說什么。

我寫了以后也沒把它當作一個報道，見報的那一天，報紙我還沒有看，就又下鄉(xiāng)去采訪了，采訪到一半，縣里宣傳部的同志開著卡車來找我（那時候沒有轎車）：“老范啊，今天《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臺頭條都報道了你那篇《莫把“開頭”當“過頭”莫把支流當主流》。一聽這個，我的頭“嗡”一下就懵了——“又闖禍了?！苯裉熘醒霃V播電臺廣播的，還有《人民日報》轉載了《遼寧日報》你的那篇文章?！澳?，怎么說呀？”“我也記不清楚了?！碑敃r就慌了，我也不采訪了，直接坐車回縣里了。那時不像現(xiàn)在是滾動播放，要想再聽，得等到晚上6點鐘。我好不容易熬到6點——《遼寧日報》記者評述我國農村當前形勢，大標題《莫把“開頭”當“過頭”莫把支流當主流》，當前最關鍵的問題是各級干部要真正了解三中全會的精神，端正思想認識……而且加了一個很大的編者按，講了三中全會以來兩種不同的觀點，后來說道：“作為新聞工作者，要像《遼寧日報》的記者范敬宜同志那樣深入實際，調查實際，用事實來回答那些三中全會以來存有各種疑慮的同志們?！边@下行了，松了一口氣，但是坐不住了，我的文章從來沒有在《人民日報》上成為頭條過，還加個編者按轉載我的文章。我趕緊回到沈陽的報社，一回到報社，就看到墻上貼著大橫幅“向范敬宜同志學習”。我都嚇了一跳，真的害怕啊，我的名字怎么是在紅紙上寫著呢？還向我學習呢，我馬上找主編說：“你不要跟著我犯錯啊?！敝骶幷f：“時代變了，不會的，不要緊了。下午就開全編組大會，讓你介紹采訪的經驗?！毕挛纾疫M去一看，那些標語左一句“向范敬宜同志學習”，右一句“向范敬宜同志學習”，我真的是膽戰(zhàn)心驚啊！為什么？因為我的名字寫在大字報上的時候，還用紅筆畫個叉的。完了以后，省委書記任仲夷，一個非常開明的改革家，特意跑到報社來看看我這個記者。

◎ “從50歲才開始”的新聞生涯

從這件事情以后，我的整個命運就改變了。我這個“工作人員”就改變了，原先不能有任何頭銜的，現(xiàn)在都可以用“本報記者”了。后來《人民日報》就來調我，新華社來調我，《人民日報》要我做駐外記者，駐英記者，一大堆榮譽都來了，其實我范敬宜并沒有變啊，范敬宜還是那么個人啊。以前沒有那么壞，現(xiàn)在也沒有那么好。我的命運的轉折就是因為這么一篇文章，轉過來主要是在一個重要的政治關頭，我看準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我怎么看懂的？不是我有多大的智慧，不是我有多高的水平，是從老百姓那里得來的，所以我總是說“離基層越近，離政治就越近”。有很多人跟我較勁，說這個說法太片面了，難道“離中央越近，就是離真理越遠了嗎？”我說：“你可不能這么說，黨中央的政策如果有所改變、調整，都是根據在實行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和老百姓的利益相沖突的地方，然后進行修正。所以說政治在哪里？就在每天的生活中間，不是說點教條的口號、說點教條的東西，就是政治。政治就在每天的生活中間，每天都會碰到，就看你用怎樣一種觀點去看待、處理。如果新聞工作者沒有這樣一種態(tài)度的話，就甭做新聞工作了，就只能寫一些花花草草，寫一些不痛不癢的東西。

現(xiàn)在來說，我羨慕你們，你們沒有那么多的政治風險，現(xiàn)在的言論，相對于過去不知道開放了多少、多大！我們常常還是覺得管得太緊了。任何國家、任何時候都有管理，但是形式不一樣，情況不同。有時這個方面緊一點、那個松一點，有時那個方面松一點、這個方面緊一點?，F(xiàn)在根據中國的國情制定的新聞制度，跟20年以前的，跟50年以前的沒法比，應該是一個最寬松的時代，當然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應該還有更寬松、更解放的。但總的路子是往放開的方向發(fā)展，就算是放得再開、放得再寬，都還是要講政治的。比方說最近朝鮮核試驗的問題——它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你是怎么看的呢？我看有的外國記者就很厲害啊！有很多問題都是用政治原理來分析的，當外國的記者也是要有政治頭腦的，像有的記者都是在總統(tǒng)那里做政治顧問，做決策顧問的。

我從這件事發(fā)生轉機，以后一連串的事情，從1979年以后發(fā)生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波，這時候，作為主編，最大的、最重的責任就是判斷形勢會怎么樣，這張報紙怎么辦，這些人怎么辦。這要是在過去的話，你給我多少錢，我也當不了這個主編，給我再高的位子，我也當不了。一個政治上非常幼稚的小伙子，到50多歲才成熟，都太晚了。所以我告訴同學們，一開始就要把路走正，這到以后，你很快就成熟了。你們都是早熟的品種，我也不算是晚熟了，就是太晚了。我們可以通過主動的理論學習，通過我們的實踐來弄清楚原則性的問題，弄清基本的立場，在錯綜復雜的環(huán)境中磨煉。